山西
1864年初夏，南京城外湘军营地，曾国荃面对久攻不下的天京城，最关心的并不是城墙有多高，而是城墙附近的地面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太平军占据城池多年，城外每一处土坡、沟壑和草地，都可能藏着攻守双方的机关。
关于“青草颜色异常、热汤灌入地道”的故事，流传极广。不过，现存史料并不能充分证明曾国荃当场发现黄草后，亲自下令灌汤，更没有可靠记录能够确认惨叫具体发生在何时何地。把传闻直接写成确定事实，难免失之草率。
但这则故事并非完全没有历史背景。天京之战中，湘军确实使用过地道攻城，太平军也确实采取过反地道措施。所谓“金汁”，在古代守城战中通常指煮沸的粪汁、污水等物，借助高温和污秽杀伤攻城人员，并不等同于铁水，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热汤。
地道，是冷兵器和火器时代极其危险的攻城手段。城墙坚固，炮火难以持续摧毁，攻城一方往往会从地下掘进，抵达墙基后埋设火药，试图炸塌城墙。地面看似平静，地下却可能已经被挖空。
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围攻天京，真正困难之处正在这里。太平军依靠高大城墙、壕沟和密集火力坚守，湘军虽有曾国藩调度，又得到清廷支持，却仍然不能靠一次冲锋解决战斗。攻城变成了耐力较量，也变成了工事与反工事的较量。
有经验的守军会观察地面变化。新填的泥土容易松软，雨后地面可能出现塌陷，草木颜色也会因土层被翻动、地下缺水或空气流动而改变。单凭青草发黄，不能断定下面一定有地道，但若异常位置与敌军活动方向吻合，便值得立即查验。
湘军也会用木杆、听音、试探挖掘等办法寻找地下通道。夜间安静时，地面上的脚步声、挖土声，甚至土层传来的震动，都可能暴露地道位置。攻守双方在地下相遇，往往比城头交战更加凶险，因为狭窄空间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传说中的那一幕，大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不断加工出来的：地面草色有异，守军或攻军判断地下藏人，随后把滚烫液体灌入孔道，里面传出惨叫。故事经过口耳相传后，人物、地点和命令逐渐被固定，细节也越来越戏剧化。
需要辨明的是，究竟是哪一方灌入液体，民间说法并不统一。有的版本说曾国荃发现太平军地道，命人以热水灌入；另一些叙述则说太平军发现湘军挖掘方向后，用“金汁”反击。若不区分这些版本，读者很容易把不同战例拼接成一件事。
天京守军中，李秀成确实是重要人物。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后，幼天王洪天贵福名义上继承政权，李秀成负责统筹许多军事事务。但李秀成并不是天京城防战中唯一的指挥者，陈玉成早已战死，蒙得恩等人也相继离场，城内的军政局面十分复杂。
李秀成曾试图突围求援。城外湘军围困严密，城内粮食、兵员和火药不断减少，守军很难长期维持原有战斗力。有人劝他坚守，也有人主张出城寻找生路。李秀成后来离开天京，辗转途中被俘，这一结局与“城破后仍在城内坚持到最后”的戏剧化说法并不完全相同。
天京最终陷落的时间，是1864年7月19日。当天，湘军攻破太平门附近城墙，随后攻入城内。经过长期围困，天京城中早已极度疲惫，城破之后发生了严重杀戮和破坏。关于具体伤亡数字，历来记载不一，但这场灾难的规模毋庸置疑。
曾国荃在天京之战中获得了很高的军事声望，却也因城破后的屠杀和劫掠受到后世争议。曾国藩当时身在安庆等地处理军政事务，曾国荃则直接负责围攻天京。兄弟二人的分工不能简单写成“共同指挥每一次地道行动”，更不能把所有细节都归到曾国藩一句命令之下。
李秀成被俘后，曾留下《李秀成自述》。这份文字对研究太平天国后期军政、天京防守和主要人物关系具有重要价值，但它并非毫无删改的私人日记，文本形成过程复杂，部分内容还涉及审讯环境，因此需要与清方档案、太平军文书及地方记载相互参照。
“青草变色”这个细节，抓住了地道战最紧张的特征：地面什么都没有，地下却可能藏着士兵、火药和死亡。至于“热汤灌入后惨叫四起”，作为战地传闻可以说明攻守双方手段之残酷，作为确切史实，则必须注明材料依据和叙述边界。历史不是越惊险越可信，真正难得的，恰恰是知道哪些细节能够确认，哪些只能停留在传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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