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70万元换来日活60人：一个“城市大脑”的诞生与停摆，给财政资金监督敲响了三重警钟

2026年3月，曲靖通App从各大应用商店悄然下架。此时距离它2021年高调上线，不过五年。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政务应用，巅峰时期的日活跃用户是60人。而它所在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550万。

如果把4670万元财政资金和国企出资摊到每一个日活用户头上，相当于为每位活跃用户花了将近78万元。这可能是中国政务数字化进程中最昂贵、也最刺眼的一道算术题。

这不是一篇要“追究谁”的文章。焦点访谈的调查已经把事实摆在了桌面上。我更想做的事情，是沿着这些事实往深处走一步：这笔钱是怎么在制度框架内“合法”地花出去的？我们现有的财政监督和政府采购规则，在哪几个环节上其实是有明确要求的，只是没有被真正激活？

因为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下一个“城市大脑”才可能避免同样的命运。

一、项目是怎么“合法”诞生的：从“一把手推动”到“企业出方案”之间，审批程序跑了吗？

根据焦点访谈披露的信息，2021年曲靖“城市大脑”项目是在“当时曲靖市委主要领导的推动下”启动的。项目模式是：引入外地企业投资，重组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政府通过采购服务方式共同建设。

这里需要先澄清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政府投资项目并非“领导一拍板就能上马”。根据《政府投资条例》（2019年施行），政府投资项目必须依次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的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投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资金来源的落实情况进行审查。

换句话说，法定程序不是不存在，而是——用焦点访谈里副市长吴以华的话说——在“自己没能力”的时候，把技术论证和方案主导权都交给了外来企业。企业拿出了一个大而全的方案，政府照单全收。这暴露出一个关键问题：审批程序可能“走了”，但审批的实质内核被架空了。当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是由潜在的受益方（未来拿到运营合同的企业）来主导时，审批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合规，而不是实质上的把关。

这是一个值得所有地方引以为戒的教训：程序合规不等于决策科学。如果“一把手推动”替代了独立的技术评估和需求论证，那么再完善的审批流程都拦不住一个注定烂尾的项目。

二、“120分钟验收千页材料”的荒诞剧：政府采购的绩效评价机制为何失灵？

曲靖项目最让人感到刺痛的一个细节是：2024年度的项目验收，专家组从成立到完成只用了120分钟，要审阅的是平均每年五六本、总页数超过千页的专业材料。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专家”来自市强制戒毒所、区法院、农业学校和医院，跟数据行业几乎毫无关联。

这里涉及政府采购中的一个核心制度——履约验收和绩效评价。根据《政府采购法》，采购人应当组织对供应商履约的验收。大型或者复杂的政府采购项目，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工作。曲靖市数据局工作人员描述的实际做法却是：验收“主要是对照方案里的建设内容看看建了没有，建了专家验收就通过”。

这句话值得反复咀嚼。它揭示了一个普遍的机制性缺陷：在不少政务数字化项目中，“建设完成”被等同于“投入使用并产生效果”。系统上线了、大屏点亮了、App可以下载了，验收就算通过。至于日活多少、用户用不用、跨部门协同是否真正运转，这些“效果”层面的指标，从未真正进入验收考核的视野。

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政府采购领域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明确要求，要“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和履约验收管理”，“防止'重采购、轻履约'”。曲靖项目的验收实践，恰恰是“轻履约”的极端样本。

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思路是：政务数字化项目的验收，应当引入“试用期”和“用户评价”机制。比如强制要求项目上线后经过6到12个月的真实用户使用验证，把日活、办件量、用户满意度等可量化指标纳入验收标准。而不是依靠一个下午的“专家现场审阅”。如果曲靖项目当年有这样的要求，60人的日活数据恐怕连验收的门都摸不到。

三、“支付了三年每年990万”的逻辑：合同刚性遇见绩效弹性，财政资金监督在哪里？

很多人看到这个案例的 自动触发的付款通道。

这涉及到财政资金监督中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合同义务履行了，不等于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达标。根据《预算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财政资金的使用应当遵循“讲求绩效”的原则。2020年全面实施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更是明确要求“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曲靖案例的教训在于：绩效评价不能只在项目结束后“补课”，而应当嵌入资金拨付的每一个节点。如果每一笔990万元的支付，都要求运营方提交上一周期的真实使用数据——日活、办件量、用户满意度，并且这些数据不达标就不支付或扣减支付，结果会怎样？显然，运营方不会等到日活跌到60人才被“发现”。

2025年曲靖市委巡察组在发现风险后推动了项目终止，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纠偏动作。但更值得追问的是：如果巡察没有介入，这种“合法但不合理”的支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财政资金的监督不能只依赖“人发现问题”，更要靠“制度让问题无处藏身”。

四、回到“数字盆景”的根上：政务数字化的需求从哪来？

焦点访谈的报道结尾引用了清华大学孟庆国教授的观点：一些地方盲目追求新概念，上“高大上”的项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需要”。

这个判断切中了要害。曲靖项目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技术能力不足，而在于项目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从“群众需要什么”出发，而是从“别人做了什么、我也想有”出发。曲靖通App七十多个应用中只有六个自建，其余全是跳转链接。而云南省早在2019年就已经推出了功能更全的“一部手机办事通”，在曲靖有190万注册用户。在这样的前提下，曲靖再建一个自己的“曲靖通”，从 例》，以及2026年1月施行的《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核心指向都是同一个方向：政务数字化应当“全省一盘棋、全国一张网”，而不是每个市、每个县都自建一套。《办法》甚至明确规定，县以下单位原则上不得开发建设政务应用程序，对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要限期关停注销。

这些规定的出台，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曲靖这类案例的“制度回应”。曲靖的4670万元，买的不仅是一个失败的项目，更是一个沉痛的、全国可见的教训。

五、媒体监督在这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最后想说的是，这个案例之所以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并推动实际整改，焦点访谈的调查报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2025年市委巡察发现问题，到2026年项目终止、App下架，媒体的介入让一个地方性事件的教训具有了全国性的警示意义。

这是一种良性的监督循环：内部监督（巡察）发现问题→媒体监督放大问题的公共性→倒逼制度层面的反思和完善。在这个链条中，媒体做的不是“追责”，而是把个案放在公共视野中，让更多地方和公众看到“数字盆景”的真实代价，从而推动从“举一反三”到“制度预防”的转变。

曲靖的故事翻篇了。但“城市大脑”这个概念不会消失，“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不会停下来。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要不要建的问题，而是怎么建、为谁建、用什么标准判断建得好不好的问题。

如果下一个城市在启动类似项目之前，能先回答三个问题：省里已有的平台能不能用？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项目验收时，日活低于多少就算失败？那么曲靖这4670万元的学费，才算没有白交。

数字化从来不是目的。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需要的是制度，而不仅仅是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