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政绩观之下，校服新规落实切莫“夹带私货”

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教基司函〔2026〕26 号）。文件重申2015年四部委“校服新政”精神，在2025版《全国中小学校服管理“应知应会”》基础上迭代形成“新十条”指令性规范。然而，同一份校服治理文件，在各地转发落实环节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公文传达的过程，意外成为地方政绩观直接的“试金石”。

文件专门删除“各地要制定校服管理办法”相关表述，着力纠治部分地区校服管理工作中擅自解读政策、政出多门、责任主体错位等突出问题，纠偏畸形政绩导向，推动全国校服治理由阶段性“集中攻坚”迈向制度化“常态长效”。

这份新规牢牢锚定“学校主体责任”这一核心。文件多处明确学校是校服选用采购的法定责任主体，文中多处以学校作为责任主体，将校服采购纳入学校“三重一大”决策事项，要求学校依法签订采购合同，对选用方案、采购流程、质检报告等做好公示。“新十条”明确学校的主体权责不能被架空，不能被行政部门上收，教育主管部门仅起到指导、监督的作用。这一要求，与教育部行政指导会上“不认同校长退出校服选用管理的想法”的工作导向一脉相承，厘清权责边界，压实办学主体责任。

与此同时，文件构建起“7严禁3严格1鼓励”的规范体系，清晰划出监管红线与政策倡导方向。7严禁构建完整负面清单，即严禁强制购买、严禁指定干预、严禁频繁更换校服款式、严禁暗箱操作、严禁违规签约、严禁采购黑名单企业产品、严禁以权谋私；3严格，即严格采取公开招标或竞争性谈判遴选供货企业，严格执行校服“明标识”制度，学校严格依规开展选购、教育部门强化监督指导；1鼓励，倡导推行校服“双送检”，明确检验费用不得向家长收取。

政策精神能否原汁原味直达校园，转发传导环节是第一道关口。现实中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落实路径。一种立足务实为民的正确政绩观，忠于原文、对标上位精神的落实观。坚持原文完整转发上级文件，不随意增删改革导向，把精力放在细化流程、补齐监管短板、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上。这是务实为民的政绩观，追求政策实效，聚焦群众真实诉求，把办好教育民生实事作为出发点。

另一种则是转发过程中选择性取舍、附加本位改革思路的变通做法，也就是转发环节的“夹带私货”，折射出重改革“面子”、轻制度内核的错位政绩观。部分地方借转发上级文件的契机，在落实意见中植入本地固有改革设想，个别表述与教育部新规精神存在偏差，容易造成基层政策误读。

有地方在转发教育部“新十条”的公文中，虽然完整附上教育部文件原文，但在本省落实意见部分提出“市级统筹、市场运作、自愿选购、规范透明”改革原则，提出“推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有序退出校服采购实操环节”。细读教育部《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全文，通篇反复强化学校的法定主体权责不可被上收、不可转嫁，款式选择权、采购组织权、质量验收权、档案备案权归属学校，教育主管部门仅承担指导、监督职能，并未提出推动学校退出采购实操环节的表述。

该地方转发文件中的补充表述，容易引导基层将“市场化选购”曲解为学校全面放手退出管理，弱化学校款式论证、“三重一大”决策、家长意见征集、风险提示、纠纷协调等职责。如果基层照此执行，就会出现行政向上归集管理权限，取消学校主体地位的现象，与教育部新规强调“学校主体责任”的初衷背道而驰。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全国校服行业行政指导会已经明确警示部分地区盲目推行“一市一款”的形式主义倾向。“市级统筹”的提法，如果边界把握不准，极易被基层解读、延伸为推动区域统一校服款式，滑向伪市场化的老路。上级文件明令要防止的风险，却在地方转发的落实意见中埋下理解偏差的口子。

政策转发不是“二次创作”，更不能借公文转发的外壳输出地方固有改革思路。应当厘清，地方可以针对现实痛点优化流程、补齐监管短板，却不能断章取义、选择性执行，既不可借转发之机增设上位文件未提及的改革导向，更不能出台与上位政策精神相冲突的表述。政绩观一旦出现偏差，就容易出现“上有政策、下有演绎”的现象，热衷于打造看得见的改革亮点，却忽略顶层制度划定的核心约束，一份饱含民生温度的政策，经过层层传导便可能偏离制度设计的初心。

校服新规的生命力，在于不折不扣落地执行。是追逐亮眼的改革声势，还是直面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实际问题，在公文转发这一环节就已见分晓。为此呼吁，各地教育部门转发“新十条”，应当坚持原文转发优先原则。唯有摒弃重形式、轻实效的错位政绩观，原原本本吃透、原汁原味传导、不折不扣落实国家政策，才能破除行政越位、责任缺位两类伪市场化陷阱，切切实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民生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