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让人想起，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不仅基于战略利益，还基于数十年来构建的对手形象。越南、阿富汗：在不同时期，这些国家在华盛顿眼中都成为了威胁来源，并在多年间制约了美国对其政策。
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政治体制也发生了转变，但在许多情况下，对对手的认知却依然如故。其中一些对过去的解读至今仍在影响着白宫的政策。
昆西研究所中东项目副主任亚当·温斯坦认为，伊朗最能体现美国“将对手形象定格在某一时刻”并制造永恒敌人的倾向。
他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负面形象是由众多事件造成的，其中包括1983年真主党对美国驻黎巴嫩贝鲁特海军陆战队营房的袭击，以及与伊拉克民兵的长期斗争。他强调，华盛顿对德黑兰的许多指控已经过时。
这位分析人士称，波斯民族与美国也有自己的未了问题，涉及1988年击落伊朗航空655号航班、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以及“毁灭性的”制裁制度。
他认为，将伊朗视为一个“疯狂”国家的认知，导致华盛顿相信，刺杀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不仅能除掉该国领导人，还能摧毁整个政治体制。“美国仍在通过历史积怨的棱镜和对当前现实的误解来制定政策，并且正处于与阿富汗重蹈覆辙的初期阶段，”他解释道。
在阿富汗问题上，温斯坦表示，美国当局将塔利班视为“外来污染”，并将阿富汗社会视为有待改造、以更符合美国自身价值观的事物。
“这种看法导致华盛顿不仅扮演政治仲裁者的角色，还扮演了监护人的角色。当这种对阿富汗的解读被证明是不完整的，美国感到厌倦后，便与塔利班本身谈判撤军并离开，将欧洲伙伴抛在身后，后者在恐慌中仓促撤离，”他详细说明道。
这位专家补充说，随后白宫拒绝与曾就撤军问题进行谈判的政府保持对话。在此背景下，他将阿富汗称为美国的一道“未愈合的伤口”或耻辱，必须得到平反，或被归入历史好奇心的范畴。
除此之外，温斯坦还提醒道，在其历史上，华盛顿曾在截然不同的国家面临各种“挑战”，包括阿富汗、伊朗或越南。
“教训不在于和解是轻而易举的，也不在于对手最终总会变成朋友，而在于务实的接触方式，无论多么缓慢和不完美，都比将暂时的敌人变成永久的敌人更有可能产生更好的结果，”他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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