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行善者受褒奖，也要让讹诈者付出代价 | 锋面评论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湖南祁东“帮扶老人遭索赔”事件，又有了新进展。

8月24日，祁东县司法局正式介入调查。8月25日，官方明确表态：店主救助行为无过错，1.9万元补偿款全额返还。同日，湖南当地一家企业为肖爱华送来2万元慰问金。肖爱华说：“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事或人，还是会站出来。”

钱退了，企业也补了，看似皆大欢喜。但细看这“返还”二字，却暗藏玄机。

如果是司法部门责令老人家属退还这笔本就不合理的钱款，那叫“返还”；如果是政府部门出钱补贴给店主，那就叫“补贴”。一词之差，天壤之别。前者是法理正义的回归，后者是用纳税人的钱替讹诈者埋单。值得追问的是：如果这1.9万元最终由公家兜底，那讹诈者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白得了一笔钱——这哪里是纠偏？这分明是用全社会的善意替一个背刺恩人者填了坑。

更令人不安的是店主的处境。据最新报道，棋牌店已连续多日没有营业，牌桌已被拖走，店主正在考虑转让门店。一个主动救人的好人，最终被迫关店歇业、身心俱疲——即便1.9万元退了回来，谁来赔偿她失去的安宁？谁来弥补“善有善报”这一朴素信念在她心中遭受的摧毁？

舆论场上，愤怒远未平息。

有网友一针见血：“这不是调解，是对善意的讹诈。”有评论直言：“这钱掏得憋屈，也掏得危险——哪里是什么‘人道主义补偿’，分明是被闹出来的‘保护费’。”更多人追问：“公安就该给无理取闹者影响他人生产生活的拘留，不要这种和稀泥的调解助长撒泼得利的风气！”

这些声音指向同一个问题：钱可以退，但讹诈者不能一退了之。

如果闹事者的唯一“代价”就是把吃进去的钱吐出来——甚至可能连钱都不用吐，由政府代付——那下一次呢？下一次另一个好人被讹，另一个家属“抬尸堵店”，另一个调解室里“各退一步”，社会善意继续被透支。正如有评论所言：“‘扶不扶’的答案，不仅在退款里，更应在对闹事者的追责里。”

从法律层面看，老人家属以“把尸体放店门口”相威胁的行为，已越过了法律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的，应依法予以处理。若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更应追究刑事责任。法律条文写在那里，为何调解时没有人拿出来？为何威胁行为没有人制止、没有人立案？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调解员在这起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调解应建立在当事人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但在这起案例中，一方是“抬尸堵店”的威胁者，一方是“为求安宁”的被迫者——这哪里是平等？哪里是自愿？

需要追问的是：在两次调解过程中，派出所工作人员有没有发表倾向性意见、施加“不合适”的压力？对于家属的威胁恐吓，调解员有没有予以制止、训诫，并警告违法后果？有没有告知双方的权利义务、就责任归因亮明态度？有没有拿出《民法典》第184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事实上，在本案中，老人死亡源于自身基础疾病，与店主的救助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的基本法理——无行为、无过错、无因果，则无侵权赔偿责任——店主自始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比《民法典》第184条的适用更为根本。如果调解员明知这些法律规定，却仍以“各让一步”的方式让无过错方掏钱，那无异于以调解代替执法、以妥协代替正义。调解可以化解矛盾，但不能抹杀是非——否则便是对违法行为的另一种默许。

事后，肖爱华说：“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事，还是会站出来。”这句话令人动容，但更令人心酸。不能总指望好人凭一腔孤勇去对抗整个“按闹分配”的潜规则。真正健康的法治社会，应该让每一个肖爱华都不必为善行遭受无端的委屈，让每一个企图“闹中取利”的人都知难而退。

这起事件的是非曲直本不复杂。但正是因为太简单，才更显得荒唐：一个如此清晰的案例，竟然需要通过舆论发酵、全网关注，才能换来一个“退款”的结果。如果连这样的案例都不能让讹诈者付出代价，那下一次呢？

对讹诈者依法追责，对调解过程彻查到底，为善意建立制度保障——这几件事，缺一不可。不能让法律只停留在条文上、在纠纷中被束之高阁。每一次善意都应被公正对待，每一场无理碰瓷都应被严厉遏制。唯有如此，才能让“扶不扶”不再成为社会的道德困境。

钱可以退，人心退不了。 1.9万元可以返还，但被伤害的善意、被动摇的信心、被模糊的是非，不是一笔钱能修复的。真正的纠偏，不是用一份慰问金去安抚一次冤屈，而是把法理和道理摆在台面上讲清楚，让无过错者不担责，让行善者受褒奖，让肆意讹诈者付出代价。

唯其如此，社会才有公道，善人才有善报，温情与和谐才不是一句空话。

原标题：《让行善者受褒奖，也要让讹诈者付出代价 | 锋面评论》

栏目编辑：潘高峰 文字编辑：潘高峰

来源：作者：沈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