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城址规模或超千万平方米，夏朝中晚期都城地位学界已形成共识

关于夏朝，我们早该刷新认知了。现在的夏代考古发现已如此丰富，怎么能还局限于过去的早期有限认知中？二里头作为中晚期夏都的地位，在学界已是确凿不移的共识。就连曾经是反对派领军人物的许宏，现在也不再否认了。

二里头城址规模惊人

根据古城村城墙等新发现估算，二里头城址规模惊人，很可能超过上千万平方米，城墙内面积在当时位居世界第一。在这里，严谨的“井”字形路网规划、宫室制度、专门的绿松石器作坊、青铜礼器群，以及那件震惊世人的绿松石龙形器，共同勾勒出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都邑。

更令人震撼的是其背后的资源网络。绿松石、铜、锡、铅等原料均来自数百公里之外，却在此汇聚、熔铸成器。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力，早已辐射至黄河中下游乃至长江流域。这一切，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型：社会已从分散的王国形态，整合为一个具有广域控制力的王朝国家。

新砦文化与“后羿代夏”

而在二里头之前，新砦文化承接了“后羿代夏”的历史阶段。作为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键过渡，它的中心都邑新砦遗址，城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与文献记载中的“穷石”可以高度吻合。

再向前追溯，夏朝开端的禹、启、太康时期，则对应王湾三期文化后半段。禹都阳城，很可能位于今天的王城岗遗址。该遗址由一大两小城址构成，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体现了早期都邑的阶段性特征。

东方夷人的历史冲击

史书的记载，容易让传统文人形成一种固有印象，似乎北方自古以来就活跃着强大的游牧民族。然而，现代考古学却揭示出一幅截然不同的上古图景：游牧文化的起源远远晚于农业文化，出现在黄河流域更是晚得出人意料。历史上，黑海草原的颜那亚人群首次系统发展出了支撑游牧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关键技术，并在四千多年前横扫欧洲，但直到三千五百年前，他们才最终进入蒙古高原。

在周朝之前，最棘手的外患来自东方。周人称他们为“夷”。商朝中期，正值“九世之乱”的内忧之际，他们趁机大举入侵，不仅攻入商人王都，将商朝贵族们残忍肢解投入祭祀坑，还迫使商王不得不放弃先祖修筑的金城汤池和大片繁荣富庶的土地。

他们曾统治夏人长达四十年，“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让夏王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在商、夏、乃至传说中的五帝对他们屡次征讨之前，他们更是实力强劲，足以在那上古时代翻覆风云、搅动江海。

拔牙古国的文明质变

我们的纬线继续向东，就到达了济水流域和山东半岛。不要觉得这里是夷人之地而轻视这里的文化，山东有中国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出土陶器和农业萌芽，距今一万三千年以上。泰山及周围的山脉、济水和它的支流们、以及几个上古大湖，就像天然的城墙和护城河，共同守卫和哺育着这片土地的先民们。

在雄伟的泰沂山脉和浩淼的巨野泽之间，汶水和泗水冲积出一大片沃土。甘甜的汶水五脉支流冲刷出连缀的河谷走廊，星罗棋布的湖沼更是上天馈赠给先民们无尽的财富。早在七千年前，北辛文化时期，进入锄耕阶段的农业已然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碳化粟粒和从播种到收割、加工的完备农业工具体系，正是先民们辛勤耕耘的见证。

这时候，先民们已经开始人工驯养猪，并以打制精湛、锋利尖锐的骨镞进行狩猎，用设计巧妙的鱼镖捕捉水中游鱼。他们更是掌握了编织、缝纫与制骨等多项技术。陶器底部残存的清晰席纹，向今天的人们展现出当时编织技艺的高超水准。而磨制精细的骨针与陶纺轮的出现，则表明他们已能利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纺线织衣，满足日常穿戴之需。

这种原始平等的生活平静地持续了上千年。生产效率在逐步提升，技术在精细化，手工业在专业化，社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复杂化，私有制和财富观念开始出现。在距今不到六千年，革命性的质变开始了。

制陶技术出现了巨大飞跃，慢轮修整技术开始广泛应用。这是一种可以让陶器造型变得更为规整、形态匀称的专业化技术，至今仍在西双版纳傣族中传承延续。在这一阶段，精美的彩陶开始逐渐出现，器型也日趋丰富多样。陶器烧成温度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其硬度和耐用性。

曾经粗糙的磨制石器也变得通体磨光、形制规整、刃部锋利。工具类型不断增多，专业化程度明显提升，开垦荒地、深耕细作、木材加工建造房屋的能力大幅增强。生产效率实现革命性提升，为经济大发展和人口增长提供了根本动力。

聚落规模显著扩大，并开始出现中心聚落。房屋建筑技术持续进步，结构更加牢固稳定。农业进一步发展并趋于稳固，社会中出现财富积累与明显的贫富分化。养猪业尤为兴盛，猪成为重要的财富象征。

拔牙习俗的扩散路径

我们计算出的那条纬线，恰好纵贯这个文明质变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遗址——野店。遥想当年，这一带的风俗想必会让现代人、乃至当时济水以西的各族群感到惊奇。他们会主动拔除自己的两颗健康门齿，并在口中长期含着一个小石球。考古学上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大汶口文化，但或许我们不如叫它拔牙古国。

这里是这种拔牙文化起源年代最早、分布最密集的地方。考古数据显示，各遗址的拔牙率普遍高达70%以上，且在两性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但这一习俗不见于年幼孩童，推测其执行年龄在14岁左右，这和中国现代某些民族的拔牙年龄几乎完全相同。

从出土材料来看，先民们主要采用凿、敲、打等方式来去除牙齿。具体的操作手法，应该与民族志中记载的近代台湾赛夏人或者贵州打牙仡佬的方式类似：用细小坚硬的工具抵在需去除的牙齿上，然后用石块等物敲打，最终使牙齿脱落。

在距今不到五千年的某个时期，强势存在了近千年的蚕丝古国突然走向崩溃。与此同时，拔牙古国的势力大举西进与南下，占据了长江北岸和黄河南岸的广袤沃土。伴随着其势力的鼎盛，拔牙习俗也如浪潮般向外扩散。

其中一路，首先向南传入太湖之滨的马家浜文化居民中，然后席卷浙南、福建、台湾和珠江流域。在四千多年前，拔牙风俗已在东南沿海遍地开花，北起浙江瑞安，南至香港，盛行于闽浙昙石山文化，广东河宕文化，台湾圆山文化、牛稠子文化、卑南文化等诸多族群之中。

原始南岛民族便是在这股浪潮中形成，并由此开启了向广阔大洋的史诗级扩张。他们渡海抵达台湾，继而向南遍及菲律宾、马里亚纳与帕劳。接着他们的足迹踏过婆罗洲、马来亚与印尼诸岛，最终遍布于西起马达加斯加、东至夏威夷与复活节岛的浩瀚海域。他们所秉持的拔牙文化，也随之在这片横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广阔岛屿世界生根发芽。

另一路则向西南，经江汉平原传入中国西南地区，后来成为流传于獠人、仡佬族居民地区的一种普遍文化习俗。此外，还存在一条可能的海上传播路径，就是跨海东传至朝鲜半岛与日本诸岛。拔牙现象不仅频繁见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