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硬扛，后人才有的选

今天是在新疆的最后一天，四天行程安排很满，在哈密看到了中国自然生态的多样性。

总车程不到八百公里，到过海拔一百多米、绵延几千平方公里戈壁和沙漠，穿越全长11.77公里的天山隧道，就来到了海拔近2000米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一个哈密市就囊括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生态系统七大核心要素，几天时间一直在穿越，始终保持新鲜感。

哈密就像整个新疆的浓缩，巴里坤更是微缩版的“三山夹两盆”，又长期作为西域和中原的窗口，融汇各地饮食，人文与自然风光皆得。

难得商业味还不浓，更多服务本地生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吃住价格更友好，特别适合第一次来新疆的人花几天时间充分感受新疆的独特，不用焦虑时间、也不用凑特别长的假期，攒个大周末就可以来了，逛完哈密，以后在新疆的旅游就更有目的性了。

由此，深感祖国之壮丽，更深刻理解为什么要加强生态保护，维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并不是单纯期望获得某些对人有用的东西，这就把生物乃至自然生态当成了可用资源。事实上，自然界生物种类如此多，近些年来新发掘对人直接有用的并不多，无非就是阿司匹林、奎宁、青蒿素等少数几种而已，指望从自然界发现天然对人有用的生物，效率非常低，因为生物不是为了服务人才诞生的。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自然生态，为什么还要今天的人为了治理环境付出种种代价？

就因为我们人类对世界的认知非常浅薄，地球这个生态太复杂了，远超人类当前技术和认知能力，我们不知道这个复杂生态环境缺了某一个环节，会带来何种影响，甚至可能会导致局部生态的崩溃。

因为我们认知浅薄，所以必须对自然保持谦卑，保证复杂生态的每一个环节尽可能完整，把尽可能完整的生态交给后人，不要让后人空遗憾。

说白了，就是要给后人足够的选择空间，因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地球是我们人类能够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环境，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由此，小镇想到了左宗棠，这也是本次来哈密的初衷。

前几天小镇撰文认为，左宗棠是整个19世纪对当代中国、中华民族贡献最大的伟人。在当时，他不被理解，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不理解。

当时给他打下手负责筹资的胡雪岩，名望都要在他之上，而像蒋廷黻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对左宗棠更是持保留态度，将新疆收复的部分原因归结为运气好，还认为左宗棠的言论太高调，盛赞李鸿章放弃新疆、加强海防的决策更为合理。

小镇也能理解蒋廷黻为什么轻视左宗棠，任何历史叙事，都是作者在其时代背景下，为特定问题寻找答案的产物。蒋廷黻观点背后是时代焦虑、史学思想、个人立场的混合，并非真理。

先说时代焦虑。

蒋廷黻在1938年民族危亡之际出版《中国近代史》，同钱穆在1938年决定撰写《国史大纲》是类似心态，都是对中国未来持悲观态度，想要尽可能留下中华文明的痕迹，也希望以此为抗战中的人们提供一些力量。

当时中国东南直面日本侵略，蒋廷黻自然延续李鸿章海防高于塞防的观点，主张优先建设海防，新疆乃至西北可以推后再议。自然会对左宗棠在清廷兵疲力尽之时，还要抽调兵力资源收复新疆持否定态度，认为高调、不务实、好大喜功。

再说史学思想。

当时国人普遍认为国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像西方那样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自然认为发展经营好精华地区要比经营边疆更符合这一逻辑，把边疆视为负担。

但实际如何呢？就不说现代新疆对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就说抗战时期，整个西北为抗战提供了多少支持？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了淮海战争的胜利，这也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哈密巴里坤，正如当年组织万驼队支持左宗棠复疆，这里的人民也组织驼队向前线运粮，支持抗战。

还有个人立场。

蒋廷黻作为国民政府的官员，天然更喜欢李鸿章这样维持王朝延续的裱糊匠，更欣赏李鸿章的务实，认为与列强周旋需要妥协，也就对高调持警惕态度。

我们一定要了解不同作者在不同时期为什么写出如此观点，再亲身了解事实，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真正的独立思考。

在小镇看来，左宗棠收复新疆，本质跟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是一样的。

新中国成立时，从鸦片战争开始已经打了一百多年了，百废待兴、民心思定，又要面对打赢二战、不可一世的美军，怎能不心生犹豫，想着要不要缓上几年？

出兵决策不好下，这堪称毛主席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毛主席整整思考了百日，其间三波两折，最关键的纠结有三：一是挑战美国这个头号西方强国，能不能打赢？二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还能否进行？三是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乃至世界大战？

面对三大纠结，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和不同意见很正常，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坚定决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上面说三波两折、思考百日，并不是说毛主席有什么犹豫动摇，而是一直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更重要的是统一共识，最终确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集体决策。

咱们坦率的说，当时决策出兵的时候，真的觉得一定能赢吗？当然不是，直到入朝参战后第一次战役打赢了，毛主席才终于安心了。他在1950年10月27日说到“朝鲜局势紧张的那段时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因为一件必须做的正确的事，不能因为难就退缩、妥协，能退一次，就会退第二次、第三次、无数次，霸道惯了的列强不会因为妥协而心满意足，只会变本加厉。

相信左宗棠作出一定要收复新疆的决定时，也是一样的艰难。这并不是说左宗棠对收复国土的决心有所动摇，而是他也要考虑诸多因素，要打赢、要说服、要团结，要在地广人稀的大西北，形成绝对的兵力优势。而为了保家卫国的主要矛盾，在一些次要矛盾上有所妥协，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左宗棠收复新疆，和抗美援朝是一样的，用古话说是“唇亡齿寒”，用毛主席的话说是“不能置之不理”。道理就这么简单，事必须做，剩下的就是考虑如何把事情做到。

左宗棠说的很清楚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新疆是西北屏障，如果丢了新疆，则蒙古难保，蒙古失守则京畿重地直接暴露在列强威胁之下，整个国家还有什么未来？

按理说但凡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士大夫，应该很清楚这个道理，因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兴衰、面貌，就与是否守住新疆息息相关，但凡丢了新疆，或者最终没能守住哈密这个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后的第一重镇的，就不可能是一个兴盛的王朝。

关键在于是否为了今人的短期利益妥协，牺牲后人的选择权。

宋代就是典型。

宋的经济很繁荣，但却是扭曲的、局部的、少数人的繁荣。

比如被称赞的聚集百万人口的首都汴京，本质是一个军事要塞，聚集了数十万军队，整个城市大半人口与军队有关。为了供养这样一个严重脱离时代背景的军事要塞，北宋必须最大限度对民间进行压榨盘剥，主要是针对略有资产的中等收入群体，所以，北宋的农民起义特别奇怪，竟然是发生在最繁华的江南地区。

那宋为什么要打造这样一个聚集百万军民的超级要塞？因为首都乃至整个长江以北无险可守，只能聚集军队确保都城能够守住，这样就算北方突破边境防线，也不至于亡国，算是吸取了五代十国的教训。

再往前，则是因为丢了燕云十六州，所以才无险可守。那么北宋真的没有能力收回吗？

当然不是，其实在北宋即将灭亡的前几年，跟金联手灭辽，还真的从金人手里买回来了，宋徽宗在即将成为阶下囚的前几年，登上了人生最巅峰的时刻。

但这有什么用呢？

关于宋的历史不多展开了，关键就在于宋丢失了国防屏障，导致精华地区不得不直面战火，即使东南经济再发达，最终也会被沉重的国防负担压垮，而整个国家的气质也会从进取主动的强者滑落为防守被动的弱者。

最终国防从外线防御退化为内线填塞，经济结构从投资未来退化为守成盘剥。

宋面对外部强敌，总是在考虑能不能通过妥协、让步争取更高性价比，总在算经济账。比如澶渊之盟用钱买和平，却没有抓住时间改革军备，又在最能打的时候丢了借战火磨炼的勇气；跟金联手灭辽，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精明的决策，似乎无论怎样都不吃亏，宋徽宗甚至要求前线将领把作战变成宣扬国威的表演，前线作战畏首畏尾，被金打残的辽，竟然都能轻松战胜宋兵，结果几年后就是靖康之耻。

宋就是这样，从一开始不过是小小遗憾、暂时妥协，不得不越来越畸形，前人逃避责任，后人就没得选。

国家领土，就像生态多样性。

以人类的浅薄认知，很难完全搞清楚一种生物对自然生态的作用，同样，大多数时人也很难搞清一块看似不毛之地的国土，对后世人的重要性，所以寸土不让。

左宗棠收复新疆，就是典型。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左公妥协了，整个清廷真的选择放弃新疆，跟沙俄、英国、阿古柏侵略势力妥协，以此换取把资源集中到东南海防，那么短期内似乎很赚，然后呢？

当时可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跟古代不一样了。古代新疆可以游离中原王朝控制近九百年，但近代只要丢了几十年，一旦当地在西方列强扶持下建立了独立国家，就再难收回来了，这不就是宋之旧事？

还要考虑世界格局的变化，工业革命后，掌握海权的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分割世界岛中心。

如果中国丢了新疆，中国将从现在世界岛的缝合者，退化为孤立的大半岛，所有的贸易流、能源流、物资流都要依赖海上，再也不可能通过陆地对抗海权国家的外部干预，甚至不得不在基础上不具备的情况下，被迫卷入一场没有止境的海军军备竞赛，为守国门而耗尽国力。

好在这一切没有发生，新疆稳稳的留在中国疆域之内。也正因为没有发生，所以很多人没有真切感知到新疆的重要性，自然大大低估了左公复疆的伟绩，毕竟人无法拥有从未被给予的东西，如果真的丢了新疆，就像生态系统中永远消失了一个物种，其连锁反应无人能预知。

左宗棠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战略谦卑，他或许不知道新疆这块土地在未来有什么用，不知道这块土地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但清楚的是绝不能让这块国土消失。

在几乎所有精英都认为新疆可以舍弃的时代，左宗棠以近乎偏执的坚持，给后人守住了一个未来的可能性：中华民族向西的生存空间。

我们今天所有关于“一带一路”“绿色能源”“西部大开发”等等的畅想，都是建立在左公复疆基础上。这不是英雄史观，因为左公能够复疆，是建立在无数人民支持之下。

今日的新疆，早已成为中国开拓全球的前沿。

我们也要承认历史的偶然性，在19世纪末那个关键时刻，真的是分毫之差、谬以千里，关键的历史节点，一旦选错，发展方向就变了。

中华民族每到关键时刻，总会涌现关键人物做出关键决策，这恰恰是历史的必然性。

抗美援朝，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打出了美国不敢进犯的赫赫威名；左公复疆，何尝不是把必须打的仗留给自己这一代。

宋之所以窝囊，就在于总是想把仗留给后人，为此找了一堆理由，能理解经过五代十国，不想再打了，但最终代价由后人承担，而后人可选择空间越来越小，最终爆发了靖康之耻。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必须扛的担子，这个担子很重，但如果甩给后人，重担就会变成扛不动的山。而历史从不会宽恕那些把担子往后推的国家，只会以更残酷的方式，让后人付出更大的代价，有的浴火重生，有的一蹶不振最终消亡。

小镇觉得，左公应该不在意后人怎么看，他只是做了他认为对的事，甚至今人对他的不理解，恰恰说明他的牺牲是真实的。

正如罗曼·罗兰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所以，左宗棠要硬抗，新中国刚成立的那一代人也要硬抗，我们今天还是要硬抗，抗的不仅仅是国家安全，还有环境、自主、科技等等，这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左宗棠曾是今人，也是班超、张骞等先辈的后人；我们是后人，也是正在享受前人恩庇的今人。

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怎样的中国？又要给后人保留多少选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