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赵丛苍教授详解“巴蜀文化圈”：一张随历史脉动而张弛的互动之网｜名人大讲堂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报道

8月25日下午，2026名人大讲堂在成都阿来书房迎来一场重磅学术讲座。西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丛苍，以《巴蜀文化圈视阈的成都平原与周边文化关系解读》为题，为现场听众带来了一场关于古蜀文明如何与周边世界深度互动的学术分享。赵丛苍明确提出，“古蜀文明既不是封闭盆地中的孤岛，也不是中原文明的被动边缘，而是以自身为内核、通过北—西北、东—峡江、东北—中原、南—西南四条以上的通道，与周边文化紧密互动，成为区域文化网络中的关键枢纽”。这一论断，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古蜀定位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

赵丛苍教授

从“蜀道难”到“考古学”：古蜀文明认知的范式转换

本场讲座从李白《蜀道难》切入。赵丛苍指出，成都平原地处岷江、沱江冲积而成的盆地腹地，四面为龙门山、邛崃山、龙泉山及盆周丘陵所环绕，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既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也长期诱使研究者将古蜀文明想象为一个‘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封闭体系”。他回顾了学术史：1941年，卫聚贤依据成都西北桥白马寺坛君庙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在其主办的《说文月刊》上发表《巴蜀文化》一文，首次明确提出“巴蜀文化”学术命题；1986年广汉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发现，出土了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使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化“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巴蜀文化圈”：从静态概念到动态网络

赵丛苍特别厘清了“巴蜀文化圈”与既往“巴蜀文化”概念的区别。他指出，后者侧重“文化”的共时性与同质性，而前者“更强调跨越考古学文化边界的互动网络，侧重区域间‘关系’的历时性与连通性”。他同时强调，“巴”与“蜀”在考古学文化面貌、族属传说与政治史上均非同一实体，使用“巴蜀文化圈”是借用这一约定俗成的学术概念，指代以蜀、巴共存的区域互动共同体，并将考察重心落在成都平原与这一共同体内外“周边文化”的关系上。

赵丛苍特别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考古学视野下，成都平原究竟如何与周边文化相处？它是被动接受外部刺激的‘边缘’，还是在区域互动网络中扮演枢纽的‘节点’？”赵丛苍继而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不否认中原的引领地位，却拒绝把区域文明化简为中原的影子。文明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应该被还原为具体的、双向的、可被物质材料检验的互动事件。他引用了张光直的“相互作用圈”、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严文明的“重瓣花朵”比喻及童恩正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等理论工具，强调成都平原与周边关系，不是一条从中原发散的单线，巴蜀文化圈也不是一个静态的地理边界，而是一张随历史脉动张弛的互动之网。这种互动之网会随中心聚落的兴衰与中原势力的进退呈现阶段性涨落：商代前期因矿业开发而密，殷墟二期后转疏。西周因政治联盟而亲、公元前900年后转冷。东周至秦汉则由疏而纳入。

赵丛苍教授

多向度互动：成都平原与周边的文化走廊

在系统梳理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包括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之后，赵丛苍从多个方向详细考察了成都平原与周边文化的互动。

在长江中游方向：盘龙城作为早商至中商阶段长江流域的国家级军政中心，“承担中原商式礼制、青铜范式南向落地、本土化改造、向西传导的关键功能”。晚商阶段的黄陂郭元咀铸铜遗址则补齐了中商至晚商长江中游技术存续的空白。三星堆文化正是在本土基础之上，“融合了中原与其他相关因素而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

在鄂西峡江方向：商代早中期，三星堆文明鼎盛扩张，古蜀文化呈现强势东向辐射态势，“蜀风笼罩峡江”。商代晚期，区域格局发生根本性逆转，峡江土著尖底文化体系大规模西向倒灌成都平原，“完成古蜀日用陶器组合、炊盛器结构、生活习俗与底层审美体系的更新”，成为古蜀文明由三星堆时代转向十二桥时代最直接的外部驱动因素。

汉水上游方向：宝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形成“上层礼制层面互通、基层生活严格区隔的圈层式交流格局”。两地青铜礼器组合显示出一定同源关联，但日用陶器体系面貌不一，“互不渗透、互不替换”，说明普通民众族群传统相对独立。

赵丛苍教授

互动特点：选择性接受、创造性转化与主动性输出

在详细考察具体的互动实例之后，赵丛苍提出这种互动机制有四个特点：“互动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与主动性”“接受是选择性的”（比如古蜀对中原青铜礼器体系有明显取舍，“取容器之形，舍酒礼之制”）、“转化是创造性的”“定位是‘节点’而非‘边缘’”。他以牙璋为例指出，古蜀人在中原牙璋基础上创造出全国独有的以凤鸟为核心特征的“凤牙璋”，形成了“中原起源—古蜀创新—南向传播”的完整脉络。

在总结部分，赵丛苍指出，成都平原对周边的“关系处理”具有高度的一贯性：“它始终在‘开放’与‘守界’之间保持张力——开放使其不断吸收中原、长江中游、北方、西北及西南的因素，守界使其神权礼制与图像叙事始终未被他者同化。”他将巴蜀文化圈定位为“一台主动的‘转化器’”：“外来因素进入成都平原后，往往被重新编码为本土的文明语言，再由此输出为新的区域共识。”

赵丛苍最后强调，巴蜀文化圈与中原文化圈、长江中游文化圈并立而互通，共同构成早期中国“多元一体”的生动图景。“将巴蜀文化圈放回中国史前—青铜时代的区系格局中作横向比较，其独特性愈发清晰。”他认为：“承认这一点，才能既避免把巴蜀说为中原的附庸，也避免将其孤立为与世隔绝的特例——它既是地方的，又是中国的，还是欧亚大陆东南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