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新加坡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对中国的启示

2026年8月23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从明年新财年起，即2027年4月1日起，实行SG养儿育女配套（SG Child Support Package），为每名新加坡孩子提供高达6.2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的资助，非婚生子女也同等享有。配套包括：

·孩子出生后12个月内发放的1万新加坡元诞生礼（Baby Gift），

·孩子1岁至16岁每年可获2000新加坡元养儿育女补助（Child Credits），

·5000新加坡元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First Step Grant），

·儿童培育户头储蓄可获5000新加坡元的政府配对填补，

·孩子满17岁时，中学后延续教育户头可获1万新加坡元填补；

·再加上新生儿保健储蓄补助金，以及教育储蓄补贴，每个新加坡孩子直至17岁累计可获得约6.95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37万元）的补贴。

新政策还包括增加在职家长的育儿假，育有不超过12岁孩子的在职家长，每年可享有8天至12天育儿假期。

每名新加坡公民孩童可获约7万元养育支持

新政策将取代现有的“婴儿花红计划”和“多子女家庭计划”。按照现有的生育补贴措施，新加坡一孩累计可获得约2.5万新加坡元的补贴（约合人民币13万元），二孩累计可获得约3万新加坡元的补贴（约合人民币16万元），三孩及以上累计可获得约5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6.5万元）的补贴。

新政策与旧政策的最大不同，一是提高了每个孩子的累计补贴金额，二是取消了孩次累进制，每个孩子（不分孩次）获得的补贴金额相同。

新加坡生育政策变迁：从节制生育到鼓励生育

新加坡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从1960年的170万增长到2025年的611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自然资源极度匮乏，连淡水都需要从邻国马来西亚进口。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960年曾高达5.76。 在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出于对资源、住房、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担心，新加坡自1970年开始实施节育政策。

新加坡的节育政策远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温和。政府宣传的不过是“两个孩子就够了”。具体措施包括，将堕胎和结扎合法化，对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取消产假、育儿津贴、延长组屋申请年限。新加坡的节育政策体现了李光耀当年的“优生优育”思想。比如，政府将节育作为外来女工取得工作许可证的先决条件，以防止教育水平较低的外来女工在新加坡生儿育女。为了惩罚多生多育者，新加坡修改雇用法令减少妇女分娩的带薪假期，立法提高生育多胎的妇女的住院费等相关医药费用。这些歧视政策对低收入家庭的有更大影响。

在节育政策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效应下，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4快速下降到1985年的1.61。到1986年，在认识到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后，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当机立断，决定停止节育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同年的6月30日，新加坡撤销了“计划生育和人口委员会”，于1987年提出口号“如果能养得起，就生三个或更多”，宣布政府鼓励养得起的家庭生育至少三个孩子，并宣扬“婚姻和养育的快乐”，同时放松移民限制。

新加坡的生育政策在1986年逆转后，生育率从1987年的1.62，反弹到1988年的1.92，之后4年则是1.75、1.87、1.77和1.76。虽然新加坡不断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到1990年代初就已经生育政策方面取消了对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歧视，而鼓励全民多生多育，但生育率依然节节走低，从1992年的1.76降到1995年的1.71，到2002年之后则一直低于1.4。

2026年新加坡很可能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新加坡近几年总和生育率如下：

·2021年1.12

·2022年1.04

·2023年0.97

·2024年0.97

·2025年0.87

可见，新加坡近几年生育率基本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相比之下，韩国生育率在2023年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0.72，2024年，韩国出生人口多年来首次止跌回升，同比增长3.6%，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75。2025年总和生育率进一步提升至0.8，为近四年最高水平。2026年1月至4月的累计出生人口数量为9.9534万人，同比增幅为15.5%。4月总和生育率为0.93，同比增加0.13。预计2026全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9左右。

韩国生育率连续两年回升，主要原因是韩国近年来加大了发钱补贴生育的力度。韩国保健福祉部2024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补贴（约合人民币5000元）；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500元）补贴。目前韩国每个孩子可以获得的补贴金额累计达到约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新加坡总和生育率只有0.87，在世界各国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韩国。2025年出生人口为29864人，同比减少11.4%，这一数字是自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最低水平。

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新加坡出生人口6680人，同比减少950人，降幅为12.5%。如果2026年新加坡生育率继续下降，那么很可能会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新加坡政府这次出台生育支持新政，其中一个原因也有可能是担心新加坡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这样对国家形象会有负面影响。

日本、韩国、新加坡生育补贴力度与生育率的对比

下面对比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每个孩子的生育补贴占人均GDP的倍数以及生育率对比：

2025年日本人均GDP约538万日元，每个日本孩子直至18岁累计可获得的生育补贴：

一孩和二孩234万日元，相当于人均GDP的0.43倍；三孩及以上648万日元，相当于人均GDP的1.20倍。

虽然2025年日本生育率只有1.14，较2024年的1.15小幅下滑，但在日韩新三国中，日本生育率仍然是最高的。

韩国在2021年每个孩子累计生育补贴仅占人均GDP的0.18倍，2022年提升到0.28倍。2023年1月起提高生育补贴标准，每个孩子累计生育补贴占人均GDP的0.48倍。2024年1月大幅提高生育补贴标准，每个孩子累计可获得的生育补贴相当于人均GDP的0.58倍。

韩国在2022年之前，生育补贴占人均GDP的倍数很低，生育率也跌到0.72的最低点。2023年和2024年大幅提高生育补贴标准后，2024年和2025年韩国生育率持续回升到0.75和0.80，说明发钱补贴生育是有效果的。

2025年新加坡人均GDP为12.9万新加坡元，按照旧政策，每个新加坡孩子累计可获得的生育补贴：一孩约2.5万新加坡元，相当于人均GDP的0.19倍；二孩约3万新加坡元，相当于人均GDP的0.23倍；三孩及以上约5万新加坡元，相当于人均GDP的0.39倍。

按照新政策，每个新加坡孩子累计可获得的生育补贴6.95万新加坡元，相当于人均GDP的0.54倍。

可见，按照旧政策，每个新加坡孩子累计可获得的生育补贴相当于人均GDP的倍数低于日本，所以生育率也低于日本。虽然按照新政策，每个新加坡孩子累计可获得的生育补贴提高到人均GDP的0.54倍，但仍然稍低于韩国，未必能阻止生育率的下滑趋势。

虽然近年来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率都在下降，但这并不能说明生育补贴无效，原因是，如果没有生育补贴，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率会更低。比如，根据上海市卫健委发布的数据，2025年上海市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66，比日本韩国新加坡都低得多。

新加坡生育政策和人口形势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生育政策轨迹和人口形势变化对中国具有重大的警醒意义。相较于人口政策逆转时的新加坡，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势更加严峻。

首先，中国限制生育的时间远比新加坡更长。从1970年到1986年，新加坡节育政策仅持续了十多年，而中国自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至2021年实质上取消生育限制，历时半个世纪。新加坡是个小国，船小掉头快，但即便这样也难以扭转生育率下行的强大惯性。中国是个大国，各种观念、社会机制的惯性远比新加坡更大，应对低生育率问题将更加艰难。

其次，中国过去限制生育的力度远比新加坡更大。新加坡限制生育最严厉的时候也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对三孩的惩罚不过是取消一些相关福利，而中国计生政策在城市里普遍只允许一胎，农村一般也只是允许头胎是女孩的家庭生育二孩。对所谓“超生”的惩罚包括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开除公职等各种强制性手段。

再次，新加坡在生育率处于1.6时就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果断停止节育，并开始鼓励生育。而中国在2021年取消生育限制的前一年，2020年生育率只有1.3。

近年来日韩新都加大了生育补贴的力度。中国近年来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0左右，如果不加大生育支持政策的力度，未来几年中国的生育率很可能会低于韩国和新加坡，全球垫底。

新加坡毕竟是一个小国，本国人口的萎缩可以靠引进外国移民来弥补。但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人口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由于中国不可能依靠移民来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并且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物质生产能力，所以中国加大生育补贴力度的能力和必要性远超过韩国和新加坡。

低生育率的症结是养育付出的是主要家庭，受益的则是全社会。只有让养育三个和以上孩子能获得不亚于普通全职工作的收入，才能激发家庭足够的生育意愿，并能缓解就业压力，又能提振消费，更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民众，提升民众的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

因此，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关键，是让养育成为有收入的工作，并确保养育家庭获得的收入是稳定和可预期的。中国目前的育儿补贴力度太小，建议大幅提高生育补贴金额。那么，中国需要发多少钱，才能提升生育率呢？可以根据韩国近年的发钱补贴生育金额以及生育率提升的幅度来进行粗略的估算：

韩国育儿补贴现值/人均GDP现值在2021年只有1.6%，2022年上升到2.7%，2025年进一步上升到4.8%，所以近年生育率持续上升。

2023年韩国生育率下降到最低点0.72，2026年生育率预计上升到0.90，也就是比2023年提升25%。

参考韩国的情况，如果未来两三年中国要把生育率提升25%，即从2025年的1.0左右提升到1.25，育儿补贴现值/人均GDP现值需要达到4.8%，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发放育儿补贴，相当于每月855元发到六岁，总额为6.2万元。

上述估算是以韩国最低生育率的年份（2023年）和中国最低生育率的年份（2025年）为基准，生育率比基准年提升25%，育儿补贴现值/人均GDP现值需要达到4.8%。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估算可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一定很准确，因为近年韩国生育率上升，发钱虽然是主要因素，但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次要因素，例如进度效应的影响。

但生育率提高到1.25还是远远不够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要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大发钱补贴生育的力度，比如每月每个一孩1000元、每个二孩2000元、每个三孩及以上3000元；或者每个孩子（不分孩次）每月补贴1500至2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8岁。

那么，补贴生育的钱从哪里来？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把原来投资于物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投资于人。与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建设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偏高，而民生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则偏低，完全可以把原本计划投资于“铁公基”的资金，抽出一部分用来投资孩子。这种从“硬基建”向“人基建”的投资转向，是中国目前回报率最高、风险最低的宏观决策。二是发行长期国债建立国家育儿专项基金。这个育儿基金在前期通过发行国债借钱发育儿补贴，后期则从税收中提取一部分还债。发行这种长期国债，有利于体现代际公平，让未来受益于这些劳动力的纳税人共同分担当前成本；也有利于债务平衡，因为人口增长带来的税基扩大，将增强未来偿债能力。

除了生育补贴以外，还需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中国0-3岁婴幼儿家庭中，有三至五成存在托育需求，但实际入托率不足8%，而挪威、法国等发达国家入托率普遍超过50%。建议加大普惠性的0-3岁托儿服务投入，并进一步实现3-6岁学前教育全覆盖，向下延伸到与产假衔接。另外，新加坡新政增加在职家长的育儿假等措施，也值得中国参考。

尽快将生育率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不仅造福于后代，也对当下具有根本性的现实意义。只要政府表现出提升生育率的坚强决心，如宣布在15年内将出生人口逐步提升到1500万到2000万水平的愿景，经济发展和预期和信心很快将会恢复，经济表现将进入上行通道。

中国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几乎都是卡在严重的超低生育率上。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长期国力，高度取决于是否能通过尽早将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我们相信，只要充分认识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必须要做到，而且越早做到越好，那么中国完全可以创造奇迹，成为第一个真正解决低生育问题的世界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