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2年2月19日凌晨，朝鲜战场上空，一架美军运输机准备投放几名身穿志愿军军服的人员。飞机舱门打开前，张文荣做了一个极危险的动作：他把一颗手雷塞进了机舱深处，随后纵身跳伞。几秒钟后，机舱内传出爆炸声，美军精心安排的渗透计划被打乱。
这不是普通的逃亡。
按照敌方计划，张文荣等人要被空投到志愿军后方，执行侦察、破坏和策反任务。谁也没有想到，这名接受过美方特训、看似已经“变节”的人员，真正的身份仍是志愿军战士。
张文荣出生年月，公开材料中有不同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抗美援朝期间他正值二十多岁。1948年8月，他考入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属于该校后期学员。那时的他希望通过军旅道路报效国家，却很快看清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混乱局面。
1949年成都解放前后，张文荣参加起义，随后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学习。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城市享受安稳生活，而是主动申请到基层部队锻炼，参加过成渝铁路及相关道路建设。这段经历，使他从一名军校学生，逐渐成长为能够适应基层和战场的军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志愿军入朝作战。张文荣提出参战申请，并随部队进入朝鲜。到了第五次战役后期，志愿军部队在运动中遭遇强敌，战场形势变化很快，部分部队承担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
张文荣所在分队就在这场行动中陷入包围。炮火中，他负伤昏迷，醒来时已经成为俘虏。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曾与他有军校经历的战友阳文华。两人被押往战俘营，先后经历审讯和转移，最终到了巨济岛战俘营。
战俘营里的斗争，并不只是铁丝网内的看守与反抗。由于美军缺少熟悉中国情况的人员，曾利用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对志愿军俘虏进行审查、拉拢和策反。张文荣有国民党军校经历，容易被敌人视作“可以争取”的对象，因此被列入重点观察范围。
在极端环境下，拒绝表态往往意味着立即遭到惩罚。为了保存自己，也为了寻找继续斗争的机会，张文荣只能在表面上制造动摇假象。阳文华也采取了类似办法，并设法进入战俘营内部组织。有关材料提到，阳文华后来牺牲，这使张文荣承担的任务更加危险。
敌人并不知道，张文荣接受“特训”并不是为了替他们卖命。经过审查后，他被送往日本东京受训，之后又在汉城一带继续接受训练。训练内容包括敌后行动、联络方式和破坏手段。表面上，他一步步成为敌人眼中的“可靠人员”；实际上，他始终在寻找反击机会。
有意思的是，真正决定成败的，并不是口头上的表态，而是那颗被悄悄藏起来的手雷。
1952年2月18日，张文荣等人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次日凌晨，飞机抵达预定空域。按照安排，几人要携带装备跳伞，进入志愿军后方。张文荣临出舱前，将手雷投向机舱内部，然后迅速跳伞离开。
爆炸造成机上人员伤亡，也使原本严密的投放行动失控。张文荣落地后被志愿军控制。与他一起被俘的，还有一名负责训练他的人员。对方的供述和现场情况，成为证明张文荣没有叛变、而是在执行特殊任务的重要依据。
按常理说，这样的经历足以说明问题。但在当时，对“曾被俘人员”的审查极为严格。战场上被俘，究竟是负伤失散，还是主动投降，必须经过详细调查。张文荣的问题因此没有立即解决，而是进入了漫长的审查程序。
1958年3月，北京军区政治部对他的情况作出处理。张文荣获得800元补助，却没有恢复原有职务，也没有重新回到部队，而是被安排回乡务农。对一个二十多岁入朝、执行过敌后任务的军人而言，这个结果显然沉重。
回到家乡后，他成了普通农民。田间劳作、修整土地、收割庄稼，构成了此后生活的主要内容。身边人未必了解那段经历，甚至有人只知道他“当过俘虏”，却不知道他曾经如何从敌方控制下设法返回。
据相关回忆材料，村中孩子曾围着他喊“叛徒”。张文荣忍不住反驳：“你们知道什么？我是在敌人那里办事，不是投降！”孩子仍追问：“真立了功，为什么还回来种地？”这句话，他很难回答。因为真正困住他的，不是孩子，而是多年未能澄清的身份。
此后的政治环境几经变化，他始终没有等来正式平反。那枚手雷证明了行动结果，却无法立刻消除档案、审查和社会印象留下的疑问。对张文荣而言，战场上的危险只有一次，身份上的阴影却延续了数十年。
2000年3月，张文荣去世。同年6月，有关方面派人到其家中，作出平反处理，恢复其名誉和相应待遇，撤销长期背负的“特务”“俘虏”等错误结论。只是这份迟到的认定，最终没有等到本人亲自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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