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0年初，浙江舟山基地，41岁的张逸民迎来了一批来自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对方没有摆出考察团的架势，进驻后也没有要求特殊接待，只说了一句：“按平常工作来，不要陪同，也不要额外安排。”
这支工作组由保卫、组织、干部等部门人员组成，组长是总政治部保卫部负责人。他们此行并非专门为张逸民而来，而是要在全军范围内了解一批四五十岁上下、带过兵、打过仗、有文化基础的军职干部。
当时，军队干部队伍正在调整。1969年以后，“老中青三结合”成为干部使用中的重要思路，一些年龄适中、经历过战争又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被纳入总部和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考察范围。
张逸民的条件，恰好落在这条标准线上。
他不是凭资历一步步熬上来的典型干部。1946年，他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在第六纵队工作，后来随部队南下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抽调到海军，进入青岛鱼雷快艇学校学习。
学校毕业后，张逸民担任鱼雷快艇艇长，职务为正连级。艇上只有九名指战员，艇长既要管训练，也要管航行、识别、射击和临战指挥。快艇部队讲究反应快、动作准，稍有疏忽，便可能在海上付出代价。
他在艇长位置上一干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张逸民把功夫下在细节上。敌我舰船如何识别，敌舰航向如何判断，敌我向角怎样测定，都要反复练习。有人回忆，他坚持天天训练，哪怕是已经熟悉的课目，也不肯敷衍过去。
这种训练很快在实战中显出价值。张逸民先后参加六次海战，按相关材料记载，部队取得击沉三艘、重创一艘敌舰船的战果。他所在集体荣立一等功，个人曾获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原本还准备为他申报更高奖励，只是后来因故没有正式宣布。
战斗经历给了他硬功底，海军岗位又使他逐步熟悉了现代化部队的组织方式。离开艇长岗位后，他先后担任大队长、支队副政委、支队政委，随后担任舟山基地副政委、政委，成为正军职干部。
有意思的是，张逸民的优势并不只在战绩。他既有基层带兵经历，也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熟悉作战部队和海军建设两方面情况。对当时正在物色总部年轻干部的工作组来说，这种复合经历相当难得。
工作组在舟山基地停留了近一个月。时间不短，接触也不止一次。张逸民与他们谈工作、谈部队建设，也谈自己的经历。刚开始，双方多少有些距离，几次见面后，彼此渐渐熟悉起来。
临近结束时，工作组才向他透露了此行的真实背景。谈话中，对方说：“这次是落实上面的指示，要到部队选一些四五十岁上下，带过兵、打过仗、有才华的干部。”
这句话的分量，张逸民自然明白。
当时，总政治部领导班子正在调整和恢复工作，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此前长期在部队和地方工作，后来进入中央军队领导机构。总部工作涉及全军干部、组织、宣传和保卫，任务繁重，对干部的年龄、经历和执行能力都有较高要求。
从岗位级别看，总政治部副主任属于总部重要领导职务，按当时的干部层级理解，放在大军区一级，已经接近政委级别。张逸民当时41岁，正军职，又有海战战功，确实具备被列入考察范围的理由。
但被考察，不等于已经确定任命。
工作组离开舟山后，张逸民没有接到进一步通知。关于谈话内容，也没有形成公开的任命结果。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人选，后来便没有了下文。对干部本人而言，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组织考察往往要同时考虑岗位需要、班子结构、专业分工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平衡。
张逸民也没有因为这次考察而立即改变职务。七十年代的军队干部调整复杂，个人战功只是条件之一，能否进入总部领导岗位，还取决于许多并不由个人决定的因素。
他此后的经历颇为曲折。到了八十年代，张逸民以正师级待遇离休。那次在舟山进行的考察，最终没有带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任命，却留下了一段特殊时期军队选拔干部的具体记录：战场上的功劳、基层的历练和组织上的考察，三者能够相遇，却未必一定通向同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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