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孙女早年出门必带保镖，最怕历史课，63岁创业成功实现逆袭

1980年代初，深圳刚刚起步，街头到处是工地、厂房和南来北往的人。已经六十多岁的袁家倜，也在这片陌生土地上重新打量自己的后半生。她曾经不带钱包就能出门，却在晚年靠判断力和行动力，挣得人生中的第一桶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

袁家倜的童年，和普通孩子距离很远。她出身于袁家，母亲又来自天津富裕的盐商家庭。后来，她被过继给没有子女的二姑妈，在无锡度过了十多年。

二姑夫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创办丝绸厂，是当地颇有影响的实业家。二姑妈夫妇接受过新式教育，对孩子的培养也不同于旧式家庭。袁家倜在那里学习英语，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后来进入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生活条件优渥到什么程度？家中三层洋楼有二十多个房间，伺候一家三口的佣人却有数十名。她上学时，身边通常有保姆、司机，外出还要带保镖，学校车辆甚至直接开到校内。

逛街更不用说。她看中了什么，只要开口，便有人替她付款、搬运。那时的袁家倜根本不知道一件商品值多少钱，身上也不需要带钱。

可这种“公主生活”并不等于真正的自由。

她后来回忆，自己最怕的不是考试，而是历史课。老师讲到袁世凯，讲到辛亥革命后的政局变化，讲到帝制复辟，她常常觉得难堪，甚至不敢抬头。家族名望给她带来优越条件，也带来无法回避的历史阴影。

有一次，她对身边人说：“别人讲的是历史，我听到的却是自己的家事。”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很能说明她当时的心理处境。

十七岁那年，二姑妈出国，袁家倜回到天津的袁家。新式教育带来的观念，与家中浓重的旧礼教发生冲突。早晚请安、饮食规矩、男女有别，处处都是束缚。她本想继续求学，却因当时家庭观念和社会环境所限，只能请先生在家授课。

袁家的财富已经明显衰落，但旧式生活的架子还在。佣人仍然不少，家中长辈却缺少稳定职业，更多依靠祖产和旧有关系维持日子。袁家倜看得出，这种生活表面体面，里面却没有方向。

婚后，她进入丈夫经营的五金行业，开始接触收款、记账和商业往来。这段经历很重要。它没有让她立刻摆脱家庭背景，却让她第一次真正接近生意的实际运转，知道钱从哪里来，也知道一笔账错了会带来什么后果。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原有的私营工商业经营方式发生变化，袁家倜的生活也被推到另一条轨道上。曾经不需要碰钱的她，开始学着买东西、算账、乘坐公共交通。

困难还在后面。

在特殊年代，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到天津西郊大寺王庄子生活。女儿此前已经到祁连山插队。小洋楼换成土屋，汽车换成步行，精细饮食换成窝窝头和野菜，蚊虫、寒风、泥土成了每天都要面对的东西。

起初，她连自己能否撑下去都没有把握。后来却学会了抽烟驱赶蚊虫，也能背起四十斤土豆下地干活。一天劳动所得只有一毛多钱，她终于明白，身份和过去都不能替人解决眼前的问题。

袁家倜没有只把自己当成被动接受安排的人。她结合丈夫熟悉五金行业的经验，向村里提出办小型镀锌厂。工厂建起来后，既解决了部分就业，也让村里的收入有所增加。原本微薄的工分，逐渐有了变化。

这件事看似不大，却是她人生中的转折。过去，她只会消费家族提供的资源；到了农村，她开始用自己的判断创造资源。八年艰苦生活磨掉了旧日的娇气，也逼出了经营者的胆量。

1973年，物理学家袁家骝回国。随着相关政策环境变化，袁家倜一家逐渐恢复正常生活，终于从农村返回天津。她没有把那段经历当作一场单纯的苦难，而是把它变成了日后做事的底气。

改革开放后，她随袁家骝夫妇到深圳生活。那时的深圳年轻、忙碌，机会和风险混在一起。袁家倜已经六十多岁，却没有选择安逸度日。她参与度假村项目，也投资过原始股，凭借积累的商业经验获得了可观收益。

1992年，袁家倜回到天津。有人建议她投资房地产，她却在亲友劝说下选择开餐厅。袁家骝认为，餐饮业虽然辛苦，但经营模式相对清楚，风险也更容易控制。

于是，成都道上的“苏易士西餐厅”开张了。名称原本想取“苏伊士”，袁家骝建议将“伊”改为“易”，既保留异国意味，也多了一层顺利通达的含义。

餐厅聘请专业西餐厨师，袁家倜的子女参与协助，还吸收了一批下岗职工。她没有盲目扩张，也没有急着开分店，坚持不用大量外债，房产和资金尽量掌握在自己手中。

袁家骝给她留下三条经营原则：卫生要过关，价格不能失去分寸，待客必须诚实热情。袁家倜把这几句话写进经营细节里，苏易士因此在天津餐饮界逐渐站稳脚跟，成为不少文化界人士和社会名流熟悉的聚会场所。

她还常说：“餐厅不是只为赚钱，招来的那些人，也要有一份稳定生活。”这份考虑，使苏易士与许多员工保持了长期关系。

袁家骝于2003年去世后，袁家倜继续参与公益。她曾资助蓟州一带的贫困学生，帮助孩子完成小学阶段学习，也鼓励家人参与赈灾志愿服务。作为天津市政协委员，她还长期关注救灾、教育和招商引资等事务。

从被保镖护送上学，到在土屋里背土豆，再到花甲之后经营西餐厅，袁家倜的人生并非一条顺路。她真正改变命运的地方，不是出身，也不是偶然得到的财富，而是在每次生活断裂之后，都重新学会一件具体的事：数钱、劳动、办厂、投资，直到把一家餐厅经营成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