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主席得知李达来北平后，立即邀他长谈：这20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工作。湖北省委工作人员梅白前去报到时，毛泽东特意交代：“有一个人，白天除了上厕所，随时可以来见我。”

梅白明白，这个人就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毛泽东又补充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这是我们之间的称呼。”一句话，既说明了李达的特殊身份，也透露出两位老友之间不同寻常的交情。

这份交情，早在1921年上海就埋下了根。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李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负责人，承担了大量筹备和联络工作。毛泽东作为长沙代表抵达上海后，第一次见到李达。一个长于理论宣传，一个熟悉湖南实际，彼此很快有了共同语言。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比毛泽东年长三岁。他早年曾赴日本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逐渐认识到，单靠教育、实业或改良，很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回国后，他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主编《共产党》月刊，还亲自撰写、翻译文章。

那时办刊并不容易。缺经费，就投稿；缺人手，便自己编辑、校对、发行。李达把稿费投入刊物，编辑部甚至设在家中。理论文章从纸面走向社会，往往要靠这样的苦功夫支撑。

1922年，毛泽东邀请李达回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学校设在长沙清水塘附近，既讲授文化知识，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主持校务，编写教材，亲自授课；毛泽东则负责组织和社会活动。两家人曾住得很近，往来十分密切。

但革命道路并不是一条直线。

1923年，李达因对党内工作方式等问题产生分歧，离开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主要以大学教授和理论家的身份活动，先后在湖南大学等处任教。身份改变了，信念却没有随之改变。他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撰写《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著作，在课堂和书斋里坚持传播唯物主义理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各地。李达没有参加红军，也没有走上井冈山道路，而是辗转于上海、北平、重庆、湖南等地，以教书和著述维持生活。公开活动受到限制，身边还常有监视，日子并不轻松。

有一次，毛泽东托人询问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回答得很干脆：“只要有碗饭吃，我都想去。”遗憾的是，因为现实条件和交通阻隔，这次重逢没有实现。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都感到惋惜。

抗战时期，李达继续写作。毛泽东在延安读到他的哲学著作后，曾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一位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缺少组织保护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坚持尤其难得。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给李达写信，使用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比喻：“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所谓“公司”，指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李达读懂了这封信的分量，也明白多年分离即将结束。

1949年5月，李达抵达北平。到达后的第三天，他接到通知，毛泽东要在香山双清别墅见他。那天晚上，李达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早已在门口等候。

“鹤鸣兄，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李达笑着回答：“润之，你还是老样子。”

两人没有马上谈公事，而是边走边聊。进入书房后，毛泽东看着这位阔别多年的朋友，问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一晃二十多年了，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这不是普通的寒暄。毛泽东知道，李达离开党后，经历了大革命失败、长期监视和生活困顿，也知道他始终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研究。

李达谈到自己在湖南、上海、北平等地教书的经历，也谈到遭受通缉、行动受限的处境。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偶尔追问细节。谈话持续了很久，直到李达因长途奔波而疲倦不堪。

毛泽东看出他的劳累，便让他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李达有些迟疑：“那你怎么办？”

毛泽东说，自己已经习惯晚睡，手头还有工作。两人仍像当年在长沙时一样，不讲究过多礼数。李达躺下后很快睡着，毛泽东则继续处理文件。

这次谈话，既是老友重逢，也是对一段复杂历史的重新面对。

1949年12月，李达提出重新入党。毛泽东没有回避他1923年离党的问题，明确指出那是一个损失，但也肯定了他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所作的贡献。刘少奇担任入党介绍人，毛泽东、李维汉作为历史见证人，李达直接恢复党籍，不设候补期。

这个安排很有分量。它没有抹去过去，也没有把一个人的历史简单切成对错两半，而是把早期贡献、长期坚持和曾经的分歧放在一起加以衡量。

重新入党后，李达继续从事理论教育。1953年起，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哲学研究。毛泽东到武汉时，两人经常交谈，内容涉及哲学、教育以及干部和青年理论学习。

有一次，李达见到毛泽东，因称呼问题一时显得拘谨，几次欲言又止。毛泽东笑着说：“不要为难自己，还是像过去那样称呼。”

这句话看似随意，却让气氛重新回到了长沙清水塘和上海一大会址附近的那些岁月。几十年风雨，改变了身份和环境，却没有完全冲淡早年共同奋斗形成的信任。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鼓励李达写通俗的哲学文章，要求理论不要只停留在书斋中。李达便根据报刊需要撰稿，努力把抽象的唯物论讲得明白易懂。对他而言，著书立说不是谋求声名，而是早年选择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