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09年，神经科学家肯特·基尔在美国芝加哥一起死刑案中出庭作证。他提交了一份脑扫描报告，主张被告杜根缺乏“道德刹车”。基尔告诉陪审团，正常人看到三K党烧十字架这类画面时，大脑中负责情绪反应的区域会活跃起来。这套“情绪回路”就像刹车，让人在冲动面前停下来。而在杜根这样的精神变态者脑中，这个刹车不起作用。
一个未确证的假说进入法庭
基尔把这一判断称为“边缘旁系统假说”。按照他的解释，精神变态者在特定前额叶区域功能异常，因此缺乏冲动控制。他还提出一个类比：如果精神变态者的情绪处理能力像个5岁小孩，是否也应像对待智力障碍者一样，认为他们不能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杜根案里真正的问题不是量刑程序，而是基尔带进法庭的科学判断本身。脑部扫描到底能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大脑在道德和冲动控制上存在缺陷？如果能，它就可以成为法庭上决定生死的依据；如果不能，那么所有依据类似证据做出的判决，都需要被重新审视。
二十年研究未能验证核心关联
基尔随后在监狱中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囚犯脑部数据库，试图用大规模MRI研究支撑自己的假说。但后续系统综述没有证实这一核心关联。2018年与2024年的两篇综述显示，在1573项统计检验中，85.4%未发现精神变态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之间的稳定关联。也就是说，该假说缺乏可重复的神经标志物。
杜根在相关测试中得了38.5分，比99%的受试者都高。这个数字曾被用来强调他的特殊性。但后续研究并未证明，这类分数能够对应到某个稳定、可检测的脑区异常。
薄弱证据被广泛用于死刑量刑
尽管证据基础薄弱，类似的脑科学证据已被用于大量美国刑事案件。据统计，2005年至2015年间，超过2800份美国法院司法意见提及被告方提交的神经科学证据。约四分之一的死刑案庭审出现过基于脑扫描或基因检测的减责论证。
这意味着，在生死决策中，一些尚未被科学共同体确认的脑成像解释，已经进入量刑环节。文章引用法律专家观点指出，法律应关注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错误，而非仅凭脑部异常进行减责。
科学能纠错，死刑审判很难
科学可以自我纠错，但死刑审判很难。一个假说可以在后续研究中被削弱、被否定，研究结论可以被更新。但死刑判决一旦执行无法撤销。文章通过对比这两种机制，强调在缺乏可靠证据时将前沿科学用于生死判决的风险。
基尔带进法庭的那个判断，至今仍是一个未确证的假说。它曾影响具体案件的量刑，也在更长时间里进入美国刑事司法实践。当脑扫描被用来解释“善恶”时，真正需要被审视的，不只是某个脑区是否活跃，而是这套解释是否足以承担决定生死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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