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结识一位有钱少妇，她邀我去家里看录像带，真是开眼了

那是一九八五年夏天的事。

我在文化馆做临时工，管音响设备。工资四十八块五，住在单位后院一间八平米的平房里，屋顶漏雨，用搪瓷脸盆接着，下雨天滴答滴答像钟表。我二十一岁，浑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双回力鞋，洗得发白，鞋帮裂了个口子，用鱼线缝着。

认识她是因为一场联谊舞会。

市总工会办的，借我们文化馆的场地。那天下暴雨，来的大多是附近厂子的职工，男男女女，汗味混着花露水的味道。我坐在角落的调音台后面，守着那台老掉牙的唱片机，有一搭没一搭地换唱片。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转盘转得吱吱响。

她进来的时候雨正下得最大。穿一件月白色的连衣裙，头发烫了大波浪，撑一把黑伞。伞收起来搁在门口，地板上洇出一小滩水，她站在那滩水旁边东张西望，像一只走错地方的鹤。

后来的男人都围着她请她跳舞。她跳了两支就不跳了，走到角落，站在我旁边看唱片封套。

“这张有《小城故事》吗？”她问我。

我抬头看她。很近，能闻见她身上的味道，不是花露水，是另一种，淡淡的，像栀子花又不太像。

“有的。”我说。声音比预想中哑。我从箱子里翻出那张碟，换了上去。音乐响起来，她没去跳舞，就站在我旁边，手指轻轻敲着调音台的铁皮边沿，跟着节奏，一下，两下。

“你看起来不像这里的人。”我说。

她笑了一下，嘴角的弧度很浅，但眼睛弯了：“那你觉得我像哪里的人？”

我说不上来。

舞会结束后雨还在下。她站在门口等雨小，我蹲在地上收拾唱片。等我直起腰来的时候，她还没走，黑伞靠在她腿边，她盯着窗外的雨出神。

“你家远不远？”我问。

“开车来的。”她指了指外面。一辆黑色的皇冠，在那个年代，整个城市也没几辆。我愣了一下，她看到了我的表情，又笑了：“怎么，觉得我不该开这种车？”

“没有。”我把唱片箱抱在怀里，“就是觉得……你挺特别的。”

她歪了歪头看我：“你叫什么？”

“小周。”

“小周。”她重复了一遍，像在尝这两个字的味道，“我叫孟以宁。”

她走的时候车窗摇下来，雨从檐角流下来砸在车顶上，噼啪作响。她递给我一张纸条：“下次有空，来我家坐坐。我家有一些录像带，你可能没看过。”

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字迹娟秀，墨水被雨水洇开了一小片。

那时候录像带这东西，在我们这种小城市是稀罕物。文化馆有一台录像机，锁在柜子里，钥匙在馆长那儿，我只看过两次，放的是《庐山恋》和《少林寺》。她说的“你可能没看过”是什么意思，我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

但我还是去了。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天晴得像一块洗过的蓝布。我换了最干净的白衬衫，骑自行车骑了四十分钟才找到她说的那片区域。全是独门独院的小楼，红砖墙，院里种着梧桐，叶子肥厚肥厚的，风一吹哗啦啦响。

她家是其中一栋。铁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蹲在院子里浇花。穿一件宽松的棉布裙子，头发用一支木簪子松松绾着，听见脚步声回头，冲我摆了摆手：“来了？进来坐。”

客厅很大，但东西不多。一张皮沙发，一台落地电扇，一个电视柜。电视柜上放着一台松下录像机，旁边整整齐齐码着一排录像带。黑色塑料盒，贴着白色标签，上面是她手写的字。

“喝什么？汽水还是茶？”她走进厨房，声音隔着半堵墙传过来。

“汽水吧。”

她拿了瓶北冰洋出来，瓶盖已经起好了，插着一根吸管。我接过汽水坐在沙发上，吸了一口，橘子味的，气泡在舌尖炸开。

她把一盘录像带塞进机器，电视屏幕闪了一下，先是一片雪花，然后画面跳出来。

不是电影。不是我看过的任何电影。

镜头摇晃着，像是用手持摄像机拍的。画面上是一个女人坐在窗边，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一道一道落在她的胳膊上。那个女人穿一件红色的连衣裙，没有别的什么特别动作，只是坐在那里看窗外，偶尔转过头看镜头，笑一下。

但那个笑，让我喉咙发紧。

不是什么暧昧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在你面前，非常松弛、非常真实地待着。不表演，不端着，像是把你当成了空气，又像是把你当成了那扇窗。她的肩膀松松地垂着，脚趾轻轻打着拍子，空气里有一支我听不见的歌。

画面切了。另一个女人，这次在厨房里切菜。围裙系得很随意，后背的蝴蝶结歪歪扭扭，她一边切西红柿一边跟镜头后面的人说话，听不清说了什么，只看见她笑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亮了一下。西红柿切完了，她捏了一块塞进嘴里，汁水沾在手指上，她用舌尖舔了一下。

我的汽水瓶悬在半空中，没再往嘴里送。

一盘放完了，她换下一盘。这次是在卧室里。一个女人坐在床边梳头，长发披散下来，她慢慢梳，从发根到发梢，梳子齿穿过头发的声音在录像带里录得很清楚，沙沙的。

“好看吗？”孟以宁的声音忽然从旁边传过来。

我转头，她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沙发的另一头，赤着脚蜷在角落里，手里也拿着一瓶汽水，没插吸管，直接对着瓶口喝。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探究，又像是分享。

“这些……”我嗓子有点干，“是你拍的？”

她点头：“我丈夫有一台摄影机。我拿来拍着玩。”

她丈夫。我第一次听她提起这个词。我低头看手里的汽水瓶，瓶身结了一层水珠，顺着我的手指往下淌。

“你别紧张，”她说，声音很平，“我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有人看一看。锁在柜子里太可惜了。”

电视上那个女人终于梳完了头，站起来，走到镜头前。画面暗了一下，再亮起来的时候她站在阳台上，风吹起她的裙摆，她张开双臂，像一只随时会飞走的鸟。

我看着那个画面，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融了一小块。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自由。镜头里的女人不美丽也不年轻，眼角有细纹，腰身也不纤细，但她在阳台上张开手臂的那一刻，她整个人都在发光。

孟以宁把脚从沙发上放下来，踩在地板上，起身走到电视机前。她伸手，手指悬在弹出键上方，但没有按下去。

“你知道吗，”她背对着我说，“我拍这些，是因为我有一天忽然发现，我这辈子都在做别人让我做的事。做人家的女儿，做人家的太太，出门穿什么衣服都要照别人的眼色。只有这台机器对着我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是我自己的。”

她按下了弹出键。录像带退出来，咔嗒一声。

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刚才电视里那些女人看镜头时的眼神一样。那里面没有诱惑，没有暗示，只有一种很纯粹的、想把一个秘密分给你一半的坦诚。

“小周，”她说，“你觉得她们好看吗？”

我认真想了想。

“好看。”我说，“不是因为她们的脸，是她们好像不怕被人看见。”

她笑了。那个笑和舞会上、院子里的都不一样，更深，更软，像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之后终于坐下来歇脚时的表情。

那天下午我看了三盘录像带。看完之后她留我吃晚饭，她做饭，我在旁边打下手。她炒了个空心菜，煎了条鱼，蒸了碗蛋羹。电扇呼呼地转着，窗外传来蝉鸣。

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送我到门口，月光照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叶片泛着一层银边。我推出自行车，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靠在门框上，手抱在胸前，冲我扬了扬下巴。

“下周再来吧，”她说，“我又拍了一盘。”

我骑上自行车往家走。夜风灌进衬衫领口，凉飕飕的，但我的后背在发烫。街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掠过去，我蹬着车，想着那些录像带里的女人，想着她们在镜头前那种旁若无人的自在。

想着孟以宁说“我觉得我是我自己的”的时候，她眼睛里的光。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这辈子没见过那样自由的人。后来很多年过去，录像带早就没人看了，那个文化馆也拆了盖了商场。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日子过得四平八稳。

但有时候夏天的傍晚，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风把衬衫吹得鼓起来，我会忽然想起那个下午。想起电视机上那个女人张开手臂的样子，想起孟以宁靠在门框上看我离开时的目光。

她后来搬走了。听说是跟着丈夫去了南方。那几盘录像带她留给了我，我放在老家的柜子里，锁着，再没打开过。

但我知道她们还在里面。那些女人还在阳台上吹风，还在厨房里切西红柿，还在镜子前慢慢梳头发。

她们不怕被人看见。

我曾经也是那个看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