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钧正平）
“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
三过草地、走完整个长征的康克清，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出这么一句话，语气平淡如同闲谈，却令听者内心深受震撼。
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二万五千里的远征步步凶险，怎么看都和“散步”扯不上半点关系。
但真正亲身走过这条路的革命者，偏偏把这场九死一生的远征，说得这般云淡风轻。
1935年的川西，断粮的窘迫、刺骨的寒风、死亡的阴影，时刻萦绕在红军身边，没有谁能置身于苦难之外。
彼时不过二十出头的康克清，把组织分配的马匹让给了伤病员，自己背着枪支行囊，大步走在队伍最前方。和她走在一起的还有几位留过学的女党员，她们不谈脚下的泥沼，只谈过往的经历、国外的见闻，聊胜利以后要办学校、要建工厂，兴致起来了还唱起歌来。风声、雨声混着歌声，一路驱散行军带来的疲惫。
而百丈镇苦战前后，康克清得了伤寒，浑身无力，发高烧，几天不退，非常危险，长征途中，已经有不少人被它夺去了生命。当时张国焘把南下失败的怨气迁怒到朱德和他妻子康克清身上，借着她重病的由头，执意要将她丢在半路。危急时刻，是战友拼死保护，才没有抛下她。
再次翻越夹金山后，当她的病情稍有好转，就不肯再躺在担架上，而是拽着马尾巴随军赶路，还把自己的干粮匀给更虚弱的战友，强打精神来鼓舞士气。李伯钊来看她，见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心疼地抱着她哭起来。
这哪里是什么“散步”，分明是闯过了一道鬼门关的九死一生。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提到，老红军杨定华有一次看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写着让军队渡江的命令。杨定华知道，康克清七年前参加红军时还是个文盲。看到这个变化，杨内心非常高兴，并为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为什么会把“长征”比作 “散步”？因为明白革命进步的意义，眼里有方向，纵使身陷生死绝境，也能向着光明稳步前行。
心中有光明的牵引，脚下就有无穷的力量。朱德元帅过草地时，总能在死寂的荒原里，看见破土新生的青草、肆意绽放的野花，看见绵延林海、蜿蜒河水里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他常爱和战友们畅谈：等战争彻底胜利，就在这片土地上垦荒拓土、修路建厂，亲手建设一个崭新的家园。
长征行至尾声，中央红军翻越岷山，突破重重封锁，毛泽东同志挥笔写下“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在常人看来难以逾越的崇山峻岭、生死难关，在革命者眼中，不过是前行路上的细碎风浪、脚边泥丸。
长征的乐观，不止领袖笔下的豪迈诗情，更扎根在千万普通红军战士的日常里。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他们没有超能力，却凭着一腔赤诚与纯粹信仰，在绝境中淬炼出打不垮、压不倒的风骨。
忠堡战役前夕，部队连夜急行军六十多公里，不少战士脚磨起了水泡。就在众人疲惫不堪、步履沉重的时候，团长刘转连笑着打趣鼓劲：“可别小看这些水泡，这可是咱们对付敌人的新式武器。”“这个武器若是用得好，老蒋可就干瞪眼喽！”一番调侃驱散了满身疲惫，大家全力奔赴战场，最终激战三日歼敌四千。
翻越雪山时，高原空气稀薄、寒风如刀刺骨，每向上攀登一步，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战士们拄着简易木棍，相互鼓劲：“雪山再高，也高不过我手里这根木棍！”还有人把撒了糖精的雪当作“冰淇淋”，大家你一缸、我一碗地吃了起来，互相打趣道：“这比上海冠生园的冰淇淋还好!”
过草地途中，粮食匮乏，战士们四处找野菜当作“美味佳肴”；有的战士误食有毒野菜后全身浮肿，便苦中作乐自嘲，笑称难得吃胖了一回。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值得铭记的是人们在看清绝境的残酷后，依然心向光明、奋勇前行的赤诚与勇气。
红军过草地 张文源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埃德加·斯诺亲历红军队伍后，曾由衷感慨：“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
岁月流转，烽火硝烟散尽，但长征孕育的坚定信仰与革命乐观主义，跨越九十载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照亮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作者：胡 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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