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舆论传播视角批评批判莫言

首先厘清客观事实：即使央媒、党媒从未对莫言进行无原则的全盘吹捧，那也没有对莫言的问题提前出批评批判。

2012年诺奖时期的报道，是对“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奖项”这一文化事件做新闻报道，肯定其文学艺术技法，不等于全盘认可作品全部的历史观与价值立场 。央媒党媒官媒，作为官方的舆论阵地，没有发挥出来应有的用，更没有给人民群众提供正确的观点态度！央媒党媒官的缺位，导致现在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真正形成大规模造势、把其塑造成当代文学“标杆”的，更多来自文坛评论圈、商业互联网平台流量炒作，这也是意识形态阵地曾经出现的突出问题。下面站在文艺意识形态的视角，展开批评辨析：

从舆论传播视角看莫言现象背后的文艺阵地问题

莫言的文学创作，拥有独特的叙事想象力与乡土书写的艺术功力，这是客观存在的文学事实。但一段时期之内，在媒体、互联网平台的传播环境下，出现了重艺术技巧、轻历史立场，重海外奖项、轻人民立场的舆论失衡，这是我们文艺意识形态领域值得反思的现实问题。

第一，媒体报道与网络传播，放大了文学技法，弱化了对作品历史叙事缺陷的辨析。

2012年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主流媒体做新闻祝贺，本意是看到中国文学获得国际关注，这是文化事件的正常报道 。但后续的舆论发酵发生了偏移：大量文章、自媒体、网络平台，反复渲染他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才华，大肆赞美其文字表现力，却很少开展严肃的文艺批评，很少点出作品叙事上的片面性。

文学可以书写苦难，但是不能把局部的苦难，放大为整个民族历史的全貌。莫言部分作品，大量描摹旧时代底层的愚昧、暴力、人性幽暗，对于人民抗争、民族奋斗、革命年代的牺牲与光辉，书写相对薄弱。小说是文学虚构，本可以允许艺术加工，可当舆论只颂扬文笔，不去提醒读者区分文学虚构和真实历史，就容易误导大众，把小说里的情节当作历史真相。而这种叙事，恰恰契合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猎奇式刻板想象。

第二，互联网平台的流量逻辑，助推了“造神式”的推崇，压制了不同的批评声音。

商业互联网平台以流量为导向，把莫言当成文化热点不断推送，大量书单、短视频、书评，将其捧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标杆，形成一种“不可批评”的舆论氛围。很多理性的、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文章，很难获得传播；而一味赞美、神化的内容却广为扩散。

这种舆论环境带来了意识形态隐患：我们的文艺评判标准，一度被海外奖项的标尺所裹挟。把获得西方奖项当成文学成就的最高证明，淡化了我们自己的评判标准——评判文艺作品，首要应当看是否站稳人民立场，是否秉持正确的历史观，而不是看是否得到西方世界的青睐。

第三，这一现象折射出一段时期文艺阵地的短板：文艺批评功能的缺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只是允许创作自由，同样也包含严肃的批评自由。文艺批评的职责，不只是欣赏文笔，更要辨析作品背后的历史观、价值观。

过去一段时期，文艺评论圈存在一种倾向：谈艺术技巧头头是道，面对作品的立场偏差却避而不谈。只讲“写得好”，不讲“写得对不对”。对有争议的作品，缺少公开、充分的辨析，使得带有叙事缺陷的作品，获得过度的社会传播度。这正是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教训。

当然也要看到，这种失衡不是一成不变的。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文艺要书写人民的奋斗，反对片面渲染苦难、迎合西方猎奇视角。此后，主流宣传不再把莫言作为文艺标杆大肆宣扬，学界、民间对于莫言作品的反思与批评也越来越多，舆论场不再是一边倒的吹捧。

但几十年形成的文坛惯性、网络旧内容不会瞬间消失。旧的书籍、旧的评论依旧留存，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会感受到“到处都是吹捧的声音”。

第四，区分两个边界，避免走向两个极端。

一方面，不能因为作品存在历史叙事的缺陷，就全盘抹杀作家全部的文学价值，把作家简单标签化、人身攻击。莫言的创作扎根乡土，文学艺术上的创造力是客观事实。我们批判的，是作品叙事的立场偏差，以及舆论环境中无原则吹捧的现象，不是简单否定作家本人。

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文学技巧高超，就无视作品的思想瑕疵。艺术水准高，不等于历史观就完全正确。文学作品可以写苦难，但不能消解民族奋斗的历史，不能用局部的阴暗遮蔽时代的全貌。

总结来说：莫言现象，不单单是一个作家的创作问题，更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过去一段时期，我们文艺意识形态阵地的短板：当文艺批评缺位，当流量逻辑压倒价值辨析，当海外评奖标准干扰本土文艺评判，就会让带有叙事偏差的作品获得过度传播。这也是新时代文艺工作反复强调，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文艺批评体系的现实缘由。

莫言是近五十年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逐渐被蚕食鲸吞的标本！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混乱不堪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