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先天政变尘埃落定，李隆基彻底独掌皇权。此时摆在年轻帝王面前的大唐，早已被数十年宫廷内乱耗得元气大伤。自中宗、睿宗两朝开始，权贵卖官鬻爵，斜封官泛滥，官府机构臃肿，冗官遍地，人浮于事。朝堂之上派系遗留问题尚未肃清，外戚、宦官、宗室时常插手政务，地方官吏良莠不齐，贪腐滋生，百姓负担沉重。李隆基心里清楚，想要重振李唐雄风，首要之事便是整顿吏治，重塑朝堂秩序，这也是开启开元盛世最关键的第一步。
开元元年十月，唐玄宗在渭川召见姚崇，准备拜其为相。久经宦海、历经武周与数次政变的姚崇，没有立刻接受任命，而是向玄宗呈上著名的《十事要说》，相当于定下新政的总纲领。十条主张句句戳破多年积弊：推行仁政、不轻启边战、禁止宦官干政、外戚不得执掌中枢大权、依法治罪、减免赋税徭役、停止大肆营建佛寺宫殿、礼遇大臣、广开言路、杜绝外戚擅权。李隆基听完，郑重应允全部采纳，姚崇这才受命出任宰相，后世也称他为“救时宰相” 。
新政最先动刀的，就是泛滥的冗官。中宗时期，权贵随意举荐官员，不经正规吏部选拔，由皇帝直接墨敕任命，也就是所谓“斜封官”，一时间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量激增，官员俸禄压得国库不堪重负。玄宗下诏，废除各类非正式官职，撤销十多个闲散冗余官署，严格规定，若无战功或是皇帝特旨，吏部、兵部不得随意授官。大批靠着关系上位的庸碌官员被裁汰，官僚体系精简，行政效率大幅提升，朝廷开支也得以缩减。
在精简官员之外，玄宗格外重视地方治理。他认为县令直接治理百姓，是王朝根基，人选万万不能马虎。开元四年，唐玄宗亲自在大殿考核新任县令，出题查验理政能力，一批才学浅薄、无法胜任的官员当场被罢免，流放回乡，朝野为之震动。同时朝廷定下制度，每年十月派遣按察使奔赴各道，巡查各地官吏政绩，核查贪腐，以此作为官员升迁、贬谪的依据，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考核监督体系 。
除此之外，玄宗着力约束特权阶层，杜绝权贵干政。他下令诸王迁往外地担任刺史，只保留爵位，不再手握兵权，从根源上杜绝宗室起兵作乱的隐患；严令外戚不得担任三省、御史台核心要职，避免重演韦后、太平公主专权的旧事。还恢复贞观旧制，允许谏官、史官参与宰相议事，朝堂政务公开讨论，方便监督，减少奸臣私下进谗的空间，鼓励大臣直言进谏，重塑开明的朝堂风气 。
姚崇之后，宋璟继任宰相，延续整顿吏治的方针。宋璟为人刚正，秉公选官，量才授职，不徇私情，严禁地方官员向京城权贵送礼攀附，继续打压贪腐风气。君臣同心，铁腕改革，短短数年，曾经混乱不堪的官场焕然一新，史书记载“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
吏治清明，是盛世的根基。唐玄宗这场自上而下的革新，肃清了武则天晚期以来长期的政治积弊，终结了频繁的宫廷政变，稳固中央集权，为后续轻徭薄赋、发展农桑、繁荣文化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这场吏治改革，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宏大序幕。在稳定清明的治理环境之下，大唐人口增长，粮仓充盈，商旅往来不绝，文化蓬勃发展，即将攀上整个封建时代的顶峰。回望这段历史不难发现，一个王朝走向鼎盛，从来不是依靠征战扩张，而是始于朝堂自律、吏治清廉，善待天下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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