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76年7月4日午夜过后13秒，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的一个女婴降生，被媒体封为“两百周年宝宝”。总统福特和夫人发来贺信，报纸争相报道。那一年，任何出生的婴儿都像自带鼓号队出场般被庆祝。
那是个红白蓝泛滥的年份。卫生纸、棒棒糖，甚至避孕套上都印着星条旗图案。阿拉巴马州的新妈妈们领到纪念毯，路易斯安那州的医院花2.5美元就能买到仿羊皮纸的“两百周年宝宝”证书，号称“可装裱传家的纪念品”。
作者就是1976年8月出生的“两百周年宝宝”之一。她说，这个标签平时几乎不会想起，只有遇到同年出生的人才会相视一笑——“哦，你也是两百周年宝宝”。这像一种不打开任何门的秘密握手，但比起“移民的孩子”“近视眼”这些身份标签，与国家的历史进程绑定在一起，让她觉得这件事很宏大。
出生在希望里的一代人
1976年的美国，刚经历完一场“清口期”。越战结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记者成了性感符号——罗伯特·雷德福在《总统班底》里演了伍德沃德。那个秋天，承诺“理想主义新时代”的卡特即将当选总统。
作者说，婴儿们被抛进一种乐观的氛围里。虽然她什么都不记得，但那种“国家正在向前走”的感觉，是这代人共同的出厂设置。
50年后的落差感
如今作者50岁，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她说，当年那个标签背后是一种希望，而现在整个国家的情绪“明显不同”。她认为，自己和同代人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弧线——幻灭的弧线。
“我们比大多数人更懂当下的断裂感，因为这些断裂恰好发生在我们人生的关键节点上。”她说。从出生时的乐观，到50年后的失落，这种落差不是某个瞬间的打击，而是50年时间里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她承认，谈论自己这一代人的意义很容易滑向过度概括、自我沉溺和错位的怀旧。但她依然确信，1976年出生的这批人，确实经历了某种独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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