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只要给我们足够的钱维持生计就行了”：美国正陷入孤独的阶级暴力

“你们只需要给我们足够的钱维持生计就行了。”

视频中这位年轻人的声音真诚而清晰，有力却不失克制。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当他手持打火机时，手微微在颤抖。“你的库存全没了。”造成逾6亿美元损失后，金佰利-克拉克的一处仓库已成一片烟雾缭绕的废墟，而被指认是视频中那名年轻人的查梅尔·阿卜杜勒卡里姆——他曾供职于一家为该仓库提供服务的分销公司——被指控犯有纵火罪。

阿卜杜勒卡里姆已表示不认罪；其可能的作案动机很快将在法庭上接受审理。但即便如此，4月初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市的那起仓库纵火案，似乎仍折射出一种政治氛围。就在同一周，有人向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阿尔特曼的豪宅投掷了一枚莫洛托夫鸡尾酒。6月，检方透露，他们针对一名被指控纵火、导致加州帕利塞兹大火造成人员伤亡的男子的指控，关键在于其作案动机源于阶级仇恨。（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裁决，显然对此并不完全信服。）

笼罩在所有这些袭击事件之上的，是2024年12月发生在曼哈顿街头的一起枪击案——联合健康保险公司（UnitedHealthcare）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Brian Thompson）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枪击，路易吉·曼吉奥内（Luigi Mangione）本月早些时候已对这一罪行供认不讳。对曼吉奥内的追捕，以及随后对其被捕和审判的报道，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所有因私人医疗保险而遭受不公者“复仇者”的形象。但曼吉奥内的“名气”也引发了恐慌：各公司正加大对高管安保的投入。据《拦截》网站报道，今年，一个执法情报中心发布了一份通报，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将经济困境归咎于富人，富人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环境”：“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将中下阶层面临的挑战归因于富裕企业高管的行为和影响力。”

近年来，阶级不平等问题在美国政治中日益凸显，但这并非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阶级暴力事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12小时工作制司空见惯，童工合法，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也未曾设立，两大政党均未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救济措施，工人阶级被逼至绝境。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暴力事件——破坏、炸弹袭击、暗杀等等。

但两者有一个关键区别。在那个早期时代，实施暴力行为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尽管行动鲁莽，但其初衷是希望推动变革。更重要的是，当时存在致力于为工人阶级争取更好生活条件的劳工组织和政治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至少实现了一部分目标。

而当今的阶级暴力却缺乏逻辑；它似乎仅由复仇、怨恨和绝望所驱使。其中既无阴谋，也无政治动员。实施这些行为的人都是孤军奋战。他们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正暗示着社会正开始放弃变革的希望。

尽管当今财富的极端集中或许与工业资本主义初兴时期有相似之处，但当时的阶级对抗状况却截然不同。那时，工作场所本身就极其危险：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每年都有数千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被派去镇压罢工，而企业则雇佣私人民兵以阻止工人组织起来。

激进的工人以暴力手段予以反击，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引发了极大的恐慌。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煤矿区，爱尔兰矿工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杀害了至少14名矿场管理人员。1899年，当“西部矿工联合会”试图组织工会时，工会支持者曾使用炸药摧毁了公司的财产。爱达荷州州长弗兰克·斯图恩伯格为此将约一千名工人投入监狱。1905年，他在卸任后于家中遭炸弹袭击身亡。工会领袖威廉·海伍德是被告之一（一名矿工工会成员承认了罪行并牵连了工会领导层；陪审团最终裁定海伍德无罪）。1901年，威廉·麦金利总统遭一名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的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1910年，两名工会成员用炸药炸毁了《洛杉矶时报》的办公室，该报被广泛视为对工会运动持敌视态度。

在这段暴力历史中，有一起袭击事件与我们今天所见的情形有着诡异的相似之处：1892年霍姆斯特德罢工期间，卡内基钢铁公司位于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的钢铁厂总经理亨利·克莱·弗里克遭遇刺杀未遂。当似乎代表安德鲁·卡内基行事的弗里克试图用雇来的破坏罢工者取代工厂工人时，整个霍姆斯特德镇都起来反抗了。

霍姆斯特德的工人原本在舆论场上占据上风，直到一位名叫亚历山大·伯克曼的年轻无政府主义者闯入弗里克的办公室，用左轮手枪向他开枪，随后又刺了他两刀。弗里克幸存了下来；伯克曼被捕。工会领导层通过了一项谴责此次暗杀未遂行为的决议，尽管伯克曼先生是单独行动，媒体、政客和许多公众仍将这起暴力事件归咎于工会。不久之后，罢工便土崩瓦解。

从表面上看，伯克曼的行为或许与曼吉奥内相似。他同样是一位试图通过刺杀来抗议当时极端经济不平等与不公的年轻人。他的袭击令人不寒而栗地证明：面对致命武力时，无论掌握多少财富、雇佣多少私人保镖，所有人都是脆弱的。

但两者的差异远比这更深刻。伯克曼是在整个社区动员起来捍卫经济安全、平等、民主和自由的理想之后，才试图刺杀弗里克的。他虽非工会成员，但对他而言，这一暴力行为显然是响应更广泛的武装号召。伯克曼最终被定罪，并在监狱中服刑14年。

相比之下，曼吉奥内据信是单独行动的，他在撰写“宣言”时并未与同志或朋友商议。此前他从未参与过旨在改变美国保险体系的政治活动。他对联邦“骚扰致死”指控认罪，但未提出详尽的政治辩护（他在纽约州的一起案件中仍面临谋杀指控）；其律师曾一度考虑以他遭受“极端情绪失常”为由进行辩护。

伯克曼的刺杀未遂事件极有可能在安德鲁·卡内基心中唤起了恐惧和内疚。霍姆斯特德大罢工期间，他正在欧洲，此事让他深感不安：“绝不要雇佣这些暴动者中的任何一人，”他在给弗里克的信中写道。但早在霍姆斯特德事件之前，卡内基就已经确信，财富的极端集中必然会滋生“社会不信任”。正如他在1889年的一篇随笔中所言：“各个阶层之间互不同情，且随时准备采信任何贬低其他阶层的言论。”

卡内基认为，应对阶级愤怒的办法是让富人将资金投入慈善事业，从而使穷人确信富人内心是仁慈的，能够妥善管理社会的资源。正如他所言：“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能被说服……他们的一些同胞筹集的大笔资金若用于公共事业……对他们而言，比在许多年间以微不足道的金额分散给他们更有价值。”换言之，图书馆、音乐厅和大学比更高的工资更重要。

卡内基的这些努力能否成功缓解工人的愤怒，尚存疑问。卡内基令人瞩目之处，与其说是他的社会责任感，不如说是他认识到穷人的看法可能关系到他自身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而这种认识在今天似乎已不复存在。

相反，恐惧正促使富人投资于字面意义上的防御工事。豪华住宅建筑商正在他们建造的豪宅中融入各种新型安防设施，从安全室到视网膜扫描仪，再到守卫塔和护城河。据报道，迈阿密的印第安溪岛（又称“亿万富翁堡垒”）等岛屿社区，因其实际上对公众封闭的特性，吸引了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贝索斯等超级富豪入住。这座岛屿仅有一座受严密守卫的桥梁作为唯一进出通道，将“封闭式社区”的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里有为心怀恐惧的富豪改装的陆地巡洋舰，配备了胡椒喷雾枪；还有专门培育用于攻击入侵者的犬类的育种者。

但很难想象这些措施除了加剧富人的偏执之外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它们只是直观地提醒着人们这个社会已严重分裂和割裂，是隔绝富人与穷人之间壁垒的实体见证。就像20世纪80年代在秘鲁利马修建的那座臭名昭著的“耻辱墙”一样——它将一个特权阶层的封闭社区与贫困社区隔开——这些举措本意是营造安全感，却最终让恐惧变得触手可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阶级关系依然充满激烈的暴力冲突，企业与政府联手镇压劳工运动。正如历史学家贝弗利·盖奇所写，在一系列爆炸事件发生后，数百名激进的移民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其中包括发生在美国检察官、将军A·米切尔·帕尔默家中的那起爆炸事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阶级暴力在20世纪20年代的西弗吉尼亚“矿工战争”中持续上演，到了30年代，许多企业甚至囤积燃气设备和枪支以抵御反抗。1932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安保人员向参加“饥饿游行”的失业工人开枪。1934年，旧金山码头发生警察枪杀罢工者事件，引发了大罢工。三年后在芝加哥，警察开枪打死了10名支持劳工的游行者，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就在几天前，福特公司的保安人员在镜头前残暴殴打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包括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这些画面被全国各地的报纸广泛刊登。

但这些年来劳工运动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工会和消费者合作社等独立机构的建立，使工人能够对自身的基本工作条件拥有发言权，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用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话来说，这种“制衡力量”也削弱了雇主和富人的绝对权力。亨利·福特曾在其公司内与工会展开过激烈的斗争，但当工人们终于在1941年一场联邦监督的选举中就这一问题进行投票时，97%的人投票支持组建工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低工资的定期上调、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扩大、旨在减少极端不平等的税收政策，以及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个更能响应工人阶级需求的经济体系。这些措施的政治背景各不相同，但它们大多源于曾助力1930年代“新政”的政治组织工作。它们得以实施，得益于那些对劳工运动持开放态度的“新政”民主党人——劳工运动不仅在工作场所代表工人，还将工人的利益带入了政治生活。

简而言之，富人与底层阶级的差距缩小了，阶级之间的对立也随之缓和。

然而在过去的50年里，政治领导人却大肆诋毁政府项目，试图镇压公共部门的罢工，削减福利国家的资金，并改造税收体系使其向富人倾斜。组建工会变得困难得多，而争取第一份集体合同也难上加难。我们目睹的正是卡内基很久以前就曾警告过的“阶级”固化现象。

在最富有人群与其余人群之间存在极端分化的社会中，政治局势往往也较为动荡。当人们苦苦思索自己为何生活艰难、为何民主机制似乎无法回应他们的需求时，这些社会便为阴谋论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平等使得“我们都是同一个政治项目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几乎无法维系，因此人们很难相信民主政府是可能的——即我们都在社会中拥有共同的利益。少数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开始行使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

但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超级富豪们也会开始畏惧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们不由得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优步司机、分包的仓库员工，以及因他们的技术而失去生计的人们。

但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超级富豪们也会开始畏惧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们不由得会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优步司机、分包的仓库员工，以及那些因他们的技术而失去生计的人。

他们担心这些被剥夺者群体的愤怒并非没有道理，而被剥夺者感到愤怒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关键在于这种阶级愤怒以何种方式表达，它究竟会导致虚无主义还是团结互助，是孤立的愤怒还是集体行动。由于我们社会严重削弱了许多曾经培育集体行动的机构——工会、政治组织、抗议团体——从而使社会沦为人们纵火焚烧仓库的境地。我们需要一条通往更美好世界、或者至少是更平等世界的可行之路。

本文出处：https://www.nytimes.com/2026/08/24/opinion/class-warfare-violence.html?smid=nytcore-ios-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