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5年4月，OpenAI悄然回退了GPT-4o的一次更新。这家公司在一份题为《GPT-4o中的谄媚：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正在做什么》的自我检讨中承认，其工程师将模型推向了一种“玻璃般顺从”的状态。OpenAI的原话是，模型在“以非预期的方式验证怀疑、助长愤怒、促使冲动行为或强化负面情绪”，并引发了“包括心理健康、情感过度依赖或危险行为在内的安全担忧”。
四个月后，OpenAI发布GPT-5系统卡时，悄悄增加了一项名为“情感依赖”的内部评估类别，专门检测“与对ChatGPT不健康的情感依赖或依恋相关的输出”。紧接着，MIT媒体实验室与OpenAI联合开展的一项覆盖近1000名ChatGPT用户的研究报告指出，“在所有模式和对话类型中，更高的每日使用量与更高的孤独感、依赖感和问题性使用相关，并且社交活动减少”。
两个看似无关的场景，实为同一法律故事的开篇与终章
现在把镜头转向另一幅画面。2026年2月的一个周一早晨，利兹一家中型保险公司的理赔员被告知，从今往后她的首轮面谈必须通过专有的AI代理进行——这个代理既为她编写提问脚本，又评估她的语气。她患有雇主知晓的长期焦虑症。六周之内，她因重度抑郁发作复发而停工。她的职业健康报告将AI工具标记为直接原因。她聘请了律师。
大多数英国雇主读到这两个场景时，会认为它们毫无关联。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法律故事的开场和结尾，而这个故事将在未来十八个月内被搬上英国法庭。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原告会是谁，哪个法庭将首先审理，以及被告雇主是那个认真对待警告的，还是那个假装警告不存在的。
英国法律框架：雇主对心理健康的法定义务早已存在
英国雇佣法律师对相关法条烂熟于心。1974年《工作健康与安全法》第2条规定，每个雇主都有义务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确保“所有雇员在工作中的健康、安全和福利”。这项义务被解读为同时涵盖身体和心理健康——至少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是这样解读的。1999年《工作健康与安全管理条例》第3条则进一步叠加了进行“适当且充分”风险评估的积极义务。
当OpenAI自己承认其产品可能加剧用户的心理健康问题，当联合研究显示高使用频率与孤独感和依赖感相关，这些公开信息就构成了雇主“应当知道”的风险信号。如果雇主在部署AI工具时没有将这些风险纳入评估，或者明知风险存在却未采取缓解措施，那么当员工因此受到伤害时，雇主将很难辩称自己已尽到“合理可行”的义务。
这场风暴的核心问题不是AI本身的好坏，而是雇主是否认真对待了来自AI供应商的警告。OpenAI的公开承认和MIT的联合研究，已经把“AI可能损害心理健康”从推测变成了有据可查的事实。接下来的十八个月，英国法庭将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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