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树棠与凌树人——富顺史上的兄弟知县

富顺县地处川南，建置史至今已有1400余年。经查富顺旧志，记录在册的历朝历代主官有200余人，其地域来源几乎覆盖大半个中国，他们中有的任期长达多任十余年，有的任期短则两日即离去，真乃“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更令人称奇的是，清咸丰年间竟然出现一对安徽定远县籍兄弟知县——凌树棠与凌树人。

定远望族两文郎

清朝时期，在安徽定远县流传着一个关于名门望族的顺口溜——前有杨武张，后有陈凌方，何家后添汤，汪家往上杠。其中，凌家即是定远县名噪一时的一大望族，不仅丁财两旺，还是官宦之家。

据《光绪甲午科安徽凤阳府定远县凌泗乡试朱卷》（以下简称《凌泗乡试朱卷》）记载，定远县凌氏“始迁祖随（公），字平淮，行十六，世居歙县双溪村，始迁浙江富春（今富阳）、归安（今湖州市）、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区），明洪武二年居定远县城内。”由此看出，凌氏从公元1369年开始即定居定远县城，至本文主人公凌树棠、凌树人兄弟这一辈止，前后历十三代、四百余年，考取举人、进士达二十余人。其中，凌家第十二代还出了一个“榜眼”（进士考试第二名）凌泰封，为清代安徽史上的六名“榜眼”之一，也是定远县屈指可数的翰林之官。

《凌泗乡试朱卷》所载履历之凌树棠、凌树人

至于凌树棠与凌树人的功名，《凌泗乡试朱卷》记载为“凌树棠，道光甲午科（1834）顺天举人”及“凌树人，优增生”。其中，优增生即优先增广生员，是仅次于廪生的二等秀才。按清朝制度，秀才不仅在县官面前免跪，还可免去差役，其社会地位已不同于普通百姓。当然，秀才与举人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但无论怎么说，功名在身的举人凌树棠与秀才凌树人也算是定远凌氏后人中的佼佼者。

川陕历官凌树棠

凌树棠于道光十四年（1834）考取举人后，初授太常寺博士（七品京官，主要掌管宗庙祭祀、宫廷礼乐等事）。不久，选授陕西葭州（治今陕西省佳县）知州，从此开启近二十年的地方官生涯。

凌树棠为绥德县韩蕲王庙题写的正面联（来源于网络）

除葭州知州外，凌树棠在陕西期间历任绥德直隶州知州、潼关厅抚民同知、宁陕厅同知及朝邑、府谷、咸宁等县知县，道光十七年（1837）还兼任丁酉科陕西乡试同考官，钦加知府衔，赏戴花翎。直到如今，在绥德县韩蕲王庙（即祭祀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的韩公祠）前的石牌坊正面和背面，仍留有时任知州凌树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题写的对联。其中，正面联为“恢复中原志同诸葛，再扶宋室功迈汾阳”，背面联为“西北一天崇血食抚此山川郁郁隐护风雷，东南半壁仗孤撑至今江水滔滔如闻鼙鼓”，两副对联颂扬了韩世忠恢复中原、扶助宋朝的丰功伟绩，也表达了他自己的报国之志。尤其在潼关厅抚民同知任上，凌树棠留下了“修文庙，创设救生局”等善政，故“民众曾立祠以志”。不过，缘于同州府合阳知县沈寿曾因贪赃枉法一事被联名告御状，同州府及辖属的大荔县、潼关厅等多名职官受牵连，凌树棠连带“一并交刑部分别议处”。

咸丰初年，凌树棠从陕西调任四川，历官酉阳直隶州知州、天全州知州、越西厅抚夷同知、涪州知州、嘉定府四望关通判及成都知县等职。据《酉阳直隶州总志》记载，为应对酉阳周边风起云涌的苗族起义，凌树棠于咸丰三年（1853）在酉阳州创办屯田制度，先后设置12个屯所，鼓励捐田办理团练，时著有《酉阳屯田録》为证。同年，凌树棠将酉阳州城分为四路，设团总四人，令各举所知以为副团总，并“备造年貌户口清册，呈存档案，随饬各制应用旗帜、器械，雇娴习武艺者教之，坐作击刺。”至咸丰四年（1854）春，各路团练均训练有素，形成整齐可用的战力，为保护当地平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咸丰五年（1855），凌树棠又于险要之处重修隘门关，设立营房，修筑炮台，变交通要道、川盐古道为军事关口。是年三月，贵州杨漋喜所部义军以千人之众进逼酉阳州秀山县等地，凌树棠率团练前往迎敌，直至十二月成功平息。两年后的咸丰七年（1857），凌树棠因“防剿黔匪出力”而获赏，同年十二月署任富顺知县。

兄弟知县美名扬

咸丰八年（1858）春夏之际，邻近酉阳州的贵州沿河县思渠镇胡家坪发生“田母狗之乱”，时任酉阳州知州缪荣吉奉命率军征讨，不想遭致人员折损过半的败绩，这让四川总督极为震怒，于是马上征调平叛经验丰富、任职富顺知县仅半年的凌树棠速回酉阳州防剿。

此时的富顺县正值“川盐济楚”的非常时期，盐政日趋繁杂。据李榕《自流井记》载，富顺县的井火“至咸丰七、八年而盛”，“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可见，整个富义盐厂为完成“清廷饬令”，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手工工场。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随着凌树棠的调离，俨然清廷“钱袋子”的富顺急需新任知县主持一县之政。凑巧的是，凌树棠的弟弟、“四川候补同知”凌树人正待补缺，遂于“咸丰八年五月”接替凌树棠署任富顺知县，与兄长一起破天荒地成为富顺史上唯一的一对兄弟知县。据《凌泗乡试朱卷》记载，凌树人后来被朝廷“诰授奉政大夫”，延续着凌氏族人的骄傲，这是后话。

话说凌树棠刚回任酉阳州，就立即组织众人商议对敌之策。经众议，大家一致认为，“田母狗”在贵州境内作乱，纯属贵州事务，酉阳州只需做好防堵事务即可，这一想法与凌树棠不谋而合。但形势发展出乎所料，义军逐渐向酉阳州彭水县渗透，凌树棠决定主动出击。正准备招募兵勇之际，忽有身份不明的200余人前来军营投靠，并众口一词地说“田母狗”手下乃乌合之众，很容易将其打败。凌树棠听后有些轻信，于是思想上放松了对敌军的警惕。至九月末，当一切准备就绪，凌树棠以新参军的200人为先导，并亲自领兵向义军驻地行进。谁知那200人突然临阵倒戈，大批义军趁势杀出，凌树棠及数百兵丁当即阵亡。消息传回富顺县，富邑士民无不悲痛，特将其灵位奉祀于县城神龟山的读易硐昭忠祠。朝廷则“照知府例从优议恤，追赠太仆寺卿衔（从三品），予云骑尉世职，酉阳州建立专祠（凌公祠）并入祀京师昭忠祠”且“诰授朝议大夫，晋赠中议大夫”。同时，对其家属也予以从优抚恤，“荫一子入监读书，以直隶州州判选用。”

应该说，凌树棠殉职后从入祀地方昭忠祠到入祀京师昭忠祠，再加上受到加官、升阶、赐勋、赠谥、封荫等抚恤照顾，无不体现出国家对一名低级职官的褒荣扬功。若以封建时代的价值观来审视，他还是死得其所，不仅成为家族及后人争相敬奉的楷模，也成为全社会报国尽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