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泽吾：知识产权领域二十年从业者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洞察与坚守

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 赵海铭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赛道众多，冷门时入场是眼光，热闹时扎根是定力，二者兼具，方能越走越远。

北京恒都（广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泽吾身上就同时拥有这两种特质。他是知识产权法学博士，曾任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十年；后作为律师在知识产权领域继续扎根十余年，在执业初期就已将目光聚焦于商业秘密保护实务问题中。当前，他同时受聘担任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业秘密专家库专家，广州市律师协会商业秘密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校外导师，办理的多个商业秘密案件被评为典型。独特的从业履历、早于市场对商业秘密纠纷实务的布局、多年来对商业秘密保护领域的洞察、坚守与沉淀，让他形成了一套从裁判视角延伸到代理策略的完整方法论，并在这一赛道中脱颖而出。

2025年，“律新社2025年度风云榜：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律师20佳”正式发布，张泽吾入选。近日，律新社对话张泽吾，探讨其在商业秘密领域的专业洞见与实践心得。

坐在审判台十年，张泽吾看证据、听抗辩、判输赢，认真对待每一桩案件。决定转型，是他发现光靠判案，有些事解决不了。告别旧身份时，他清楚自己带走的远不只是履历上的资历，还有一套法官的思维方式、一套系统的学术功底，以及一个日渐笃定的判断：商业秘密领域，缺的不是会打官司的人，而是真正懂裁判逻辑、懂程序衔接、懂技术事实梳理的专业服务。于是，他没有选择在传统知产诉讼的红海里复制自己，而是主动走上一条更窄、更深的路。从审判席到律师席，不只是一次职业切换，更是一次带着决心和方法论的专业迁徙。

律新社：您拥有知识产权法学博士学位，并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长达十年，这些经历为您律师执业奠定了怎样的基石？您如何看待法官与律师思维之间的异同？

张泽吾：这其实是基于个人兴趣、专业背景和时代机遇的“三向奔赴”。

知识产权法学博士背景和十年审判经历，给我的律师执业打下了三重基础：一是理论功底扎实，让我能够穿透疑难案件本质，不受困于新问题表象、不盲从于既往案例和法律条文；二是深谙两级法院裁判思路、证据规则与裁量尺度，能站在裁判视角预判风险、优化诉讼方案，提升胜诉概率；三是养成了极致严谨的证据审查习惯，熟悉保全、鉴定、刑民交叉等全程序要点，同时具备类案深度研究能力，胜任高端疑难知识产权诉讼与企业合规业务。

法官和律师，虽然均以证据为基础、追求公平解决纠纷，但立场截然不同：法官居中立位、全盘汇总双方信息作出公允裁判；律师则定向服务委托人，在合法范围内最大化己方利益。我转型后能够融合两者：办案先用法官思维预判结果，避免激进片面，补齐证据短板；再用律师思维主动攻坚取证、搭建攻防策略、推进案件；既守住执业底线，不滥用诉讼，又能务实高效维护当事人权益，在商业秘密、专利、商标等复杂案件中形成独特优势。

律新社：从法官转型为律师，您的考量是什么？您在处理商业秘密等复杂知识产权案件时，具备哪些差异化优势？

张泽吾：从法官转型为律师，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法官更多是事后化解已形成的诉讼矛盾，但我在办案中发现大量商业秘密纠纷，根源都是企业事前知识产权风控缺失、取证布局不足，我希望走到市场前端，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其次，当前跨境泄密、刑民交叉商业秘密新类型案件增多，高端法律服务缺口明显，我希望把审判经验转化为实操方案，匹配市场需求。再之，我的学术研究长期聚焦商业秘密，转型能将学术理论、裁判经验和商事实务相结合，让研究真正落地发挥价值；最后，长期居中裁判视角相对单一，转型律师可以接触维权、抗辩、合规等多元业务，全面理解商业逻辑，进一步提升我的专业能力。

由于我的独特经历，因此我办理侵害商业秘密等复杂、疑难知识产权案件具备如下比较优势：第一，吃透商业秘密三要件司法认定尺度，清楚法院审理甄别细节，可提前对标裁判标准排布证据、预判对方抗辩漏洞，降低定性败诉风险。第二，熟稔刑民交叉整套程序规则，能根据当事人目标设计民事维权、刑事报案的最优路径，解决程序衔接难点，规避程序内耗。第三，深谙赔偿裁量逻辑，主张或应对索赔均能找准举证切入点，精准把控最终诉讼结果。第四，突破单纯诉讼思维，可从事前为企业搭建有效的商业秘密内控体系，针对外协厂商泄密、跨境数据泄露等场景设计闭环防护方案，不只事后救火，更擅长源头防控，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律新社：知识产权领域广阔，为何您专注深耕“商业秘密”这一领域？这类案件的独特性和挑战性在哪里？

张泽吾：专注于商业秘密领域，一方面源于我的学术底色。自2020年起我就持续研究三要件认定、赔偿规则及抗辩边界等内容，形成系统理论积累；另一方面是基于务实判断：商业秘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载体，但现有服务供给不足，属于高壁垒刚需赛道。我审判和代理了大量涵盖化工配方、机械图纸、工艺参数、软件算法及核心经营信息等类型的重大刑民交叉案件，相较于竞争日益内卷的专利、商标常规业务，深耕这一领域更能发挥我既懂法理、又熟稔法院裁判尺度、擅长技术事实梳理的复合优势。同时，这也契合国家强化商业秘密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方向。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客体，商业秘密在于其有多重难点：第一，权利无官方确权凭证，须在诉讼中自证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门槛极高；第二，侵权行为高度隐蔽，缺乏公开侵权载体，只能依靠间接证据推定侵权事实，取证极难；第三，天然存在刑民交叉，民事侵权认定与刑事入罪标准、证据规则、损失核算口径差异明显，程序统筹难度远超其他案件；第四，损失不可逆，赔偿举证复杂，损失与获利测算难度大，法官裁量空间更大；第五，抗辩类型多元、权利边界弹性强，对裁判尺度把握要求极高。此外，不止于诉讼，这类业务还覆盖事前保密体系搭建、供应链防控等全链条合规，综合门槛更高，因此是知产领域难度最高、专业性最强的赛道。

从法官的裁判视角到律师的实务历练，加上持续二十余年的学术研究，张泽吾在商业秘密这个领域越扎越深，积累下来的问题和思考也越来越多。

有些困惑是在审判席上形成的。他见过太多团队把功夫下在细处，活儿干得一丝不苟，案子还是输了。有些遗憾是在代理案件时加深的。有的企业找上门时，损失已经发生，泄密路径查不清、证据链条拼不齐，能补救的空间非常有限。还有一些思考来自更宏观的层面——法律规则在变，企业需求在变，但很多应对方式还停在老路上。在这些与专业相关的问题上，他的看法和主流认知不太一样。

律新社：您代理的“深圳谷米诉武汉元光不正当竞争案”“美的暖通诉刘红斌侵害商业秘密案”等多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请谈谈您在办案过程中如何应对核心挑战？

张泽吾：以2025年入选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典型案例的“广东某机器有限公司诉前员工阮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为例。办案初期，鉴于商业秘密权利人仅有侵权线索而无具体侵权证据，我们建议通过行政投诉获取证据。行政机关受理案件后，虽查获了大量载有权利人核心技术参数与工艺要求的技术图纸，但在“被投诉人是否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这一关键问题上，因设备需要组装，难以认定其是否实际使用，陷入了僵局。尽管团队提供了多个类似案例佐证，行政机关仍不敢贸然下结论，我们不得不转换思路。

我们注意到，知识产权行政、民事与刑事案件在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上存在差异。若能在民事程序中认定侵权，将大幅降低权利人举证负担。于是，我们主动申请中止行政程序，转而提起民事诉讼，同时申请法院向行政机关调取其查获图纸等证据，最终法院依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经验法则，认定侵权人构成“使用商业秘密”行为。民事判决生效后，我们立即申请恢复行政程序，行政机关据此迅速作出行政处罚。尽管在其他知产案件中，会将行政投诉与民事诉讼相结合作为“组合拳”策略，但在商业秘密领域，“司法先行确认侵权、行政后续跟进惩戒”的做法当时颇为罕见。这个案件的启示是，当前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需全方位、组合出击，实现行政、民事与刑事程序的有效衔接。

律新社：结合您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您认为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决定胜负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张泽吾：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很多人会习惯性认为，案件的胜负取决于秘密点界定是否精准、保密措施举证是否扎实、损失评估是否充分这三大技术环节。但结合我二十余年深耕商业秘密的理论研究与司法、执业实务经验，我给出的结论可能违反直觉：真正决定这类案件“生死”的，从来不是技术细节，而是维权路径的顶层选择——即权利人从第一步就要选对：走民事诉讼、行政查处、刑事控告，还是刑民行组合路径。路径选错，哪怕秘密点再精准、保密措施再完善、损失证据再充分，案件依然大概率败诉或无果；反之，路径选对，很多细节瑕疵可通过程序优势补正，最终实现有效维权。

我想厘清一个认知：秘密点、保密措施、损失评估，本质都是案件中后端的技术落地问题，属于“把案子做好”的精细化打磨；而维权路径选择是案件前端的顶层逻辑问题，决定了举证规则、证明标准、取证权限、维权周期、救济效果与败诉风险，是真正统领全局的底层框架。方向不对，所有细节努力都会归零。

律新社：对于希望建立“防火墙”的高科技企业，您会建议他们必须做好的三件事是什么？

张泽吾：根据我的经验，企业搭建商业秘密防护防火墙，优先级最高的工作是：

第一，系统梳理并分级划定商业秘密点。很多企业保密工作杂乱无章，说不清自己要保护哪些技术、信息，因此要先完成涉密信息盘点分级，明确绝密、普通商业秘密范围，避免泛化保护，为保密工作找准靶向。

第二，建立涉密人员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绝大多数泄密都来自员工流动，不能只签一张保密协议，要在入职排查、在职权限管控、离职交接及竞业约束全流程落地管理动作，管住最高发泄密源头。

第三，对所有涉密载体落实全过程留痕管理。文档借阅、外发、对外合作、资料交接全部留存审批、流转记录，既用于事前防范，更确保涉诉时能充分举证企业采取了合理有效的保密措施，避免因举证不能陷于被动。

把这三项根基性工作做实，后续再完善软硬件管控与应急处置预案，企业的商业秘密防护体系才算扎实有效——既能事前降低泄密概率，也能在遭遇侵权时具备维权底气。

律新社：近年来，我国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逐渐加强。您如何理解当下的法律环境与未来趋势？

张泽吾：当前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已进入民行刑“三位一体”的从严、从强保护新阶段。立法上，体系已全面成型。《反不正当竞争法》两次修订补齐数字侵权、举证转移规则，《刑法》修法加重量刑，2026年新《商业秘密保护规定》补齐行政监管短板，民事索赔、行政查处、刑事追责三条路径全部畅通；司法层面，震慑效果日益凸显。亿元判赔、惩罚性赔偿已成常态，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导向，举证难、保全难等老问题持续缓解，对恶意跳槽窃密、网络窃取技术秘密打击力度极大；同时，制度也在同步适配数字时代。算法、源代码、核心数据集明确纳入保护范围，应对跨境、供应链泄密等新型纠纷提供法律支撑。

未来趋势较为清晰：一是中长期有望推出商业秘密专门单行立法，彻底打通三部法律规则壁垒；二是细化数据类商业秘密规则，平衡数据流通与保密保护；三是司法层面出台全国统一审理指南，统一赔偿计算、保密措施、各类抗辩的裁判尺度；四是刑民衔接机制常态化落地，解决程序堵点；五是完善跨境商业秘密保护配套规则，防范技术外泄；六是引导企业事前合规，探索合规激励制度，推动保护模式向前端风险防控转变。商业秘密严保护、强保护的趋势不会改变，制度会持续精细化、体系化，更好护航科创企业发展。

“客户需要的从来不只是一份胜诉判决书。”这句话，张泽吾经常对团队成员说。

企业找上门的时候，不都是“火烧眉毛”。更多时候，他们的焦虑是提前的——比如研发环节有没有漏洞，核心人员离职时有没有风险，数据流转中会不会失控。这些问题，打官司解决不了。张泽吾把团队的作业逻辑掉了个头：要先问“怎么让事情不发生”，再想“发生了怎么打赢”。这个顺序一换，律师做的事情就不太一样了——不只是等案子来了再出手，而是钻进企业的日常运转里，把风险提前拆掉。路是窄，但只要挖得深，照样能做出厚度。

律新社：在当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律师在为科技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时，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泽吾：当前，科技创新、核心技术与数据要素已成为科技企业的核心资产，知识产权律师从传统的“诉讼救火者”转向企业科创发展的前置战略顾问、合规风控合伙人与价值赋能者——深度嵌入企业研发迭代、数据流转、对外合作、人才流动和全球化布局全链条，兼顾法律安全、技术创新与商业发展，提供前置化、体系化、全域化的法律服务。

因此，律师应从四大维度发力，为企业构建知识产权防护体系：第一，精准分层确权，科学划分保护路径。可公开技术通过专利、软著显性确权；核心工艺、算法、关键研发数据及经营信息纳入商业秘密保护，清晰界定边界。第二，构建全链条动态风控体系。针对员工跳槽、数据外泄等高发泄密场景，实现全流程闭环管控。第三，布局多元维权体系，结合民行刑立体维权路径，灵活组合证据保全、禁令、刑事取证、惩罚性赔偿，快速止损。第四，推动知识产权价值赋能，将合规保护体系转化为科创认定、投融资、技术转化和市场竞争优势，让知识产权从风险防线升级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竞争力。

律新社：您的团队处理了大量标的额高、技术复杂的疑难案件。在您看来，一个优秀的知识产权律师团队，必须具备哪些核心能力？

张泽吾：在长期办案过程中，我们团队领悟到，扎实的法律功底只是基础，成为顶尖知识产权律师团队，还需具备五项核心能力。

第一，深度技术理解与事实拆解能力：能快速掌握工艺流程、源代码、配方参数等专业内容，精准划定秘密点，理性审查鉴定意见，从源头把控案件定性；第二，精细化证据挖掘与体系构建能力：主动运用公证、保全、数据溯源等工具搭建间接证据链，围绕三要件梳理举证逻辑，有效应对合法来源、反向工程等抗辩；第三，刑民行多程序统筹协同能力：熟悉三类程序在证明标准、证据规则及损失认定上的差异，灵活设计维权路径；第四，跨领域沟通与外部协同能力：高效对接技术调查官、鉴定机构、公安、市监等部门及企业研发、人事、法务团队，协调域外取证与跨境合规事宜；第五，前置风险研判与商业平衡思维：善于在谈判和解、保密整改中兼顾商业诉求，并能反向为企业搭建保密合规体系，实现从纠纷处置向事前风险防控的延伸，真正契合企业需求。

律新社：在培养年轻知识产权律师时，您最注重传递哪些专业素养或职业价值观？

张泽吾：优秀的知识产权律师应当法理扎实并兼具技术理解力，且证据精细化运作能力突出；拥有刑民交叉、涉外合规等复合型知识储备；更兼具格局与责任心，为科创企业提供长期稳健的法律服务。在培养青年知识产权律师和法学生的过程中，我优先传递这四项核心素养：

第一，恪守法律底线，秉持审慎诚信的执业底色。商业秘密案件涉密敏感性极强，必须守住保密纪律、杜绝证据变造、拒绝投机式诉讼，理性看待攻防输赢，敬畏司法权威，这是从业之本。

第二，养成“穿透式事实思维”，拒绝法条机械化套用。商业秘密案件成败往往卡在事实细节，我着重训练他们跳出纸面法条，沉下心梳理证据脉络、辨析技术差异、厘清秘密点边界，学会审视举证缺陷，养成先查明事实、再适用法律的习惯。

第三，坚持长期深耕的钻研定力，克服畏难情绪。商业秘密、专利案件自带技术门槛，需要主动补齐技术常识、跟进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深耕细分领域，避免浅尝辄止、什么案都接。

第四，树立纠纷全链条思维，跳出单纯诉讼本位。知识产权保护早已不是打完官司就收尾，既要懂事后维权诉讼，也要理解企业事前合规、风险防控的真实需求，学会在法律方案、客户诉求、市场利益之间寻找合理平衡，具备解决系统性问题的全局意识。

律新社：未来三到五年，您个人及团队在专业发展上有哪些新的目标与规划？

张泽吾：放眼未来，我们的思路非常清晰：不盲目铺开各类知产业务，而是锚定商业秘密这一细分赛道持续深耕，坚持走“一厘米宽、一万米深”的专业化路线，把单一领域做细、做深、做透。

首先，持续深耕疑难复杂案件办理，重点攻坚大额标的、刑民交叉、供应链泄密、跨境技术窃取、数据型商业秘密等前沿疑难纠纷，形成方法论并持续积累标杆案例，巩固在高端商业秘密争议解决领域的专业辨识度。

其次，理论与实务双向同步沉淀。我会持续撰写专业文章、梳理裁判规则、整理办案实操指引，形成系统性成果；同时依托高校校外导师身份，深化产学研联动，把办案经验转化成可复制、可输出的专业内容，推动团队专业影响力提升。

再者，业务结构从单一诉讼维权向全链条闭环服务延伸。我们会系统化布局企业商业秘密合规体系搭建、泄密风险排查、外协厂商保密管控、数据出境保密审查、离职竞业风险筹划等非诉业务，适配科创企业的现实需求。

最后，做好内部人才梯队精细化培养。围绕技术理解、证据研判等专项能力开展常态化内部练兵，形成老中青搭配、分工清晰的稳定架构，稳步树立区域乃至全国商业秘密法律服务的标杆型专业团队。

十年前，专门做商业秘密的律师还十分少见。张泽吾选择的这条路，走的人实在不多，可参考的成果也非常有限。但他判断，商业秘密法律服务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这个方向当时虽冷，每件案子却都棘手，规则体系尚未完备，恰恰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此后，法律环境在变，市场温度在上升，这类法律服务已成为企业需求旺盛的板块之一。但真正能把裁判逻辑、程序衔接、技术事实梳理三者打通的人，仍然不多。张泽吾正是其中之一。

于张泽吾而言，转变角色、提前布局、常年坚守，使其对商业秘密纠纷看得更清，也扎得更深。如今，张泽吾正带着自己的团队，把诉讼经验转化为企业前置合规方案，把风险拦在爆发之前。在他看来，这条路窄但深，难但值得——也正因为深耕得够久，路才能越走越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