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再造：区域协调升级的核心抓手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区域经济布局正在经历一场系统性重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动力源创新动能持续释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速崛起，一批新兴增长极加快成型。理解这一变化，需要从格局重塑、机制创新与实践探索三个维度入手。

图/中经视觉

新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战略重塑

回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演进，“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四大板块”勾勒出国家区域发展的总体框架。这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产业的地区转移，有效改善了内地与沿海发展不平衡状况。进入新时代，区域竞争越来越激烈，区域发展逐步打破四大板块的限制，呈现出东中西部地区差距与南北方发展分化并存的态势。板块内部差异大、政策针对性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如东部省份之间发展水平悬殊，西部各省区资源禀赋迥异，东北三省转型进度不一，中部六省产业基础参差不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则为区域协调发展明确了新的方向——“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统筹推进区域内战略深化实施和区域间联动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在这一战略指引下，四大板块战略的发展内涵与定位进一步迭代深化。西部“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形成新格局，东北“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成效”取得新突破，中部凸显“粮食压舱石”和“产业脊梁”双重角色，东部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推进现代化。这标志着区域战略正在从做大规模转向提质增效、差异化战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我国四大经济圈和一批新兴区域增长极是区域协调发展这盘大棋的关键棋子，其中东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经济圈以6.6%的国土面积，承载全国约1/4人口，贡献超四成经济总量。2025年，长三角区域以占全国约1/26的国土面积集聚全国1/6的人口、产出全国近1/4的地区生产总值；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由2020年的8.96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近12万亿元，连续跨越三个万亿台阶；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同时，西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速崛起。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90536.09亿元，占全国比重达6.5%、占西部地区比重达30.3%，增速高于全国0.6个百分点，成渝加速追赶三大经济圈，表明多中心支撑的增长极正在成型。2026年上半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进出口规模同比分别增长16.5%、20%、20.3%和8.6%，体现出区域协调发展并非“削峰填谷”式的平均主义，而是通过构建差异化增长极，在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中优化空间经济格局。

“十五五”区域经济增长极再造的机制创新

“四大板块”战略升级勾勒了区域增长极再造的蓝图，而支撑其落地的是一套系统集成的机制创新。“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突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四大战略”的叠加效应，标志着我国区域政策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的全新阶段。增长极的“再造”，正是在战略叠加、动力传导与空间治理三重机制的协同作用下展开的。

首先是战略叠加机制。“四大战略”各有侧重又互为支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总抓手，重在解决发展差距问题；区域重大战略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动力源建设；主体功能区战略侧重引导人口、经济与生态相协调；新型城镇化战略则面向推动城乡融合。四者的政策出发点及实施重点各不相同，但都从全域一盘棋视角统筹国土空间发展。战略叠加效应绝非简单的政策加法，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集成过程。“区域—城市群—县域”多层次空间协同格局日益完善，在差异中寻求互补、在协同中实现共赢。

其次是动力传导机制。“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在区域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就是完善区域增长极体系，强化区域增长极带动作用。这一机制包含两个递进层面。一是多层次增长极体系的构建。既要充分发挥三大经济圈超大增长极的引领功能，也要激活其他城市群和现代化都市圈的发展潜力。当前，我国29座GDP“万亿城市”构成的增长矩阵，已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二是增长极带动作用的传导机制。增长极的带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向：一方面，通过持续创新优化经济结构、做大经济体量，提升增长极能级和全球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合作，带动周边及全国发展，如长三角一体化从“基础设施互联”转向“产业协同、创新联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通办”事项超3500项。增长极的“再造”，就是要让每一个增长极通过辐射带动使发展红利向更广范围扩散。

其三是空间治理机制。如果说战略叠加提供了政策框架、动力传导提供了增长动能，那么空间治理则提供了国土开发的“底图”与“底线”。主体功能区战略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标尺，将全域国土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划定“三区三线”。历经多年探索，这一战略从理论构想走向实践落地，全国“三区三线”全面划定，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全国划定18.65亿亩耕地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遏制城镇无序蔓延。“三区三线”为国土开发设置了刚性“红线”，让适合发展的区域加快发展，对生态敏感区域强化保护。“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促进城市化地区增强经济人口集聚承载能力、农产品主产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重点生态功能区改善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同时，海洋开发利用保护也被纳入国土空间治理的视野。随着空间治理的边界拓展，增长极的“再造”也从陆地延伸向海洋。

战略叠加提供了政策框架，动力传导激发了增长动能，空间治理划定了开发底线。总体来看，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增长极的“再造”，正是在这三重机制的系统集成中，从战略构想走向实践落地。

区域经济增长极再造的实践探索

当前，“增长极再造”战略正从顶层设计转化为生动实践。东部三大经济圈作为核心动力源协同效应持续增强，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新增长极培育取得实质性进展，省际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实现新的突破。我国正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极发力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支撑。

京津冀协同发展走过12年，三地已形成北京聚焦原始创新、天津承担精密制造与成果转化、河北提供产业空间与规模落地的功能互补格局。2025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逼近12万亿元，较2020年增加约3万亿元；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达996.1亿元，“十四五”期间累计超3200亿元，较“十三五”增长1.7倍。京津冀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已增至7个，生命健康集群医药工业总产值占全国20%以上，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产值突破1.6万亿元。三地自贸试验区已推出“一地创新、三地互认”政策共享清单。

长三角一体化在制度层面持续突破。2025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出口总额达10.85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升至40.2%。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科创协同方面，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纳入大型科学仪器总数超5.7万台（套）、总价值超688亿元；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加快建设，科创板上市企业中长三角企业占比达48%；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已累计形成161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64项制度创新经验面向全国复制推广。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贡献了独特的融合模式。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超越日本“东京—横滨”集群，跃居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额达9.15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1%。2026年上半年，大湾区进出口值达5.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两成，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合作平台加快建设，大湾区集聚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西部重要增长极加速崛起。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90536.09亿元，占全国和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升至6.5%、30.3%，比上年增长5.6%；川渝两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合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双核”规上工业营收合计达4.44万亿元；两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合计突破4.5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9%；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站上1.8万亿元台阶。中欧班列（成渝）统一品牌以来累计开行超2.6万列，通达亚欧39个国家118个城市。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辟一节提出“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强调“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培育若干都市圈，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级”。成渝之外，区域增长极的培育正在更多地方落地生根。

在东北地区，《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制定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提升沈阳、大连“双核”发展能级和联动带动作用，以沈阳、大连为牵引，协同鞍山、营口、辽阳、盘锦等地区，全力打造沈大经济走廊。2025年，大连GDP突破1万亿元，沈阳GDP达9100.3亿元，两市合计占辽宁经济总量近六成。辽宁正着力打破双核各自为政局面，通过构建产业科创走廊、推动要素集聚，引导产业、人口、技术等资源要素向沈大沿线重点城镇集聚。

在中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河南省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发展格局，推动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和郑州都市圈同城化。增强郑州中心城市龙头带动作用，建强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推进洛阳与济源同城化发展。2025年，郑州都市圈“1+8”城市生产总值突破3.9万亿元，达到39761.68亿元。湖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武汉都市圈深度同城化进程。2025年武汉都市圈经济总量达到3.8万亿元，占湖北全省比重超过60%。湖北正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构建“研发在武汉、转化在都市圈”的科技同兴模式。从沈大经济走廊到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一批新的增长极正在加速成型。

行政边界往往是区域协调最难突破的障碍。2026年，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发改委联合印发《浙皖闽赣（衢黄南饶）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2028年）》，明确提出“到2028年区域内GDP总量突破1.1万亿元”。方案部署加快跨区域交通物流互联互通、推动跨区域科创产业协同发展等七大任务，探索构建省际交界地区决策、协调、执行一体贯通的合作发展新机制。类似的探索正在全国多处上演。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同样在争取国家政策支持。这些实践共同指明，省际交界地区正从区域发展的边缘地带抱团协同成为新的增长空间。

“十五五”开局之年，区域协调发展迎来空间生产力重构的关键节点。这并非简单的板块边界调整，而是“四大板块”总体框架向“增长极矩阵”纵深支撑的系统性跃升，是战略叠加效应向实践落地效能的实质性转化。重构的本质，在于让每一个增长极都精准锚定功能定位，以辐射带动激活全域发展动能，最终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这道时代考题，考验的正是大国治理的空间统筹能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张建平；本文第二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高博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