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一村民回家敲门，屋内父母吓得直打颤：我们知道你死得屈

史料札记

民国37年华北某县户口册存根，册页边缘有朱笔批注“该户壮丁一人，民国35年3月被征，迄今未归，生死不明”！

第一章 夜半叩门

1948年11月7日，立冬。豫北平原的天黑得早，日头一落，寒气从地里往外冒，土路冻得硬邦邦。林县南边二十里地有个村子叫柳树沟，村东头第三户人家姓周。周家院子不大，三间土坯房，院墙是玉米秸秆夹的篱笆，北屋窗纸上糊着桐油浸过的麻纸，风一吹呼啦啦响。

周家老两口还没睡。周老汉蹲在灶台前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灭。他婆娘周刘氏坐在炕沿上，手里攥着一只纳了一半的鞋底，针线搁在膝盖上，半天没动一针。炕桌上那盏棉油灯，灯芯烧得只剩豆大一点，屋里昏昏黄黄。

“他爹，睡吧。”周刘氏说。

周老汉没应声，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在青砖地上。他抬头看看窗外，黑漆漆一片，什么也望不见。

“你说，咱家柱子……”周刘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周老汉把烟杆别在腰里，起身走到门口，把门闩又顶了顶，那根枣木门闩有些朽了，顶在门后头吱吱响。他转身说：“别念叨了。三年了，人要回来早回来了。”

话音没落，院门响了。

不是风。是有人在拍门。那声音很急，三下，停一停，又三下。周老汉的脚钉在原地，周刘氏从炕上溜下来，鞋都没穿，光着脚站在地上，一只手抓住炕沿。

“谁？”周老汉冲着院门方向喊了一声。

外面没人应，拍门声停了。过了几息，又响起来。这次更重，连篱笆墙都跟着颤。

周老汉从门后头抄起一把铁锹，慢慢走到院门跟前。他没有马上开门，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外头有喘气声，很粗，像走了很远的路。

“谁在外头？”周老汉又喊。

“爹，是我。”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低沉，带着哭腔。

周老汉的手一哆嗦，铁锹差点脱手。他回头看北屋，周刘氏已经跟出来了，站在院当间，两只手捂着嘴。

“你是谁？”周老汉声音发颤。

“爹，我，柱子。我回来了。”

周刘氏听到“柱子”两个字，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周老汉没去扶她，他盯着院门，慢慢地，把门闩抽开了。

门开了。外头站着一个人，黑乎乎的，看不清脸。那人个子挺高，骨架大，身上的衣裳破成一条一条的，棉袄露着絮，脚上一双烂布鞋，脚趾头露在外头。他往前迈了一步，身子晃了晃，扶住门框。

周老汉往后退了两步，手里的铁锹还横在胸前。

“柱子？”他试探着叫。

“爹，是我。”那人又往前迈了一步，腿一软，跪在了门槛上。

这时候周刘氏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跑过来，一把捧住那人的脸。她的手摸着，摸到一把骨头，皮包着骨头，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可那眉眼，那鼻梁，那下巴上的那道小疤，是她儿子，错不了。

“我的儿啊！”周刘氏一把抱住，嚎啕大哭。

周老汉站在旁边，铁锹从手里滑落，当啷一声倒在地上。他蹲下身子，凑近看。就着北屋透出来那点微弱的光，他看清了。是柱子。瘦得脱了形，变了个样，可就是柱子。

可不知怎么的，周老汉没有马上伸手去抱。他蹲在那儿，盯着这张脸，心里头忽然涌上一阵寒意。那寒意从脚底板升起来，沿着脊梁骨往上爬，一直爬到后脑勺。

他想起了一件事。

三个月前，村里跟柱子同批被抓壮丁的李老四从南边逃回来了。李老四断了一条胳膊，说是在徐州那边被炮弹炸的。他说柱子死了。亲眼看见的。一颗炮弹落下来，柱子没来得及卧倒，整个人被掀起来，落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李老四说得很确凿，还学着柱子的样子，说他临死前喊了一声“娘”。李老四在村里传遍了，周老汉听见了，周刘氏也听见了。周刘氏当时就哭昏过去，后来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才爬起来。

这三个月里，村里人都知道，周家柱子死在徐州了。有人说死得惨，连个全尸都没落下。有人说得更邪乎，说柱子死的时候睁着眼，嘴里往外冒血沫子。周刘氏每逢初一十五给柱子烧纸，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面朝南边，一边烧一边哭，哭得路过的人都跟着抹眼泪。

可现在，这个“死”了三个月的人，半夜三更拍门回来了。

周老汉盯着跪在门槛上的柱子，脑子里翻江倒海。他想起老辈子人说的那些事。人死了有冤气，放不下阳间的事，会回来。要是死得屈，死得惨，阴魂不散，能走回来，能叫门，能跟活人说话。活人要是应了，要是开了门，就会被带走。

周老汉的汗从额头上冒出来。十一月的寒夜，他出了一身冷汗，贴身的小褂湿透了。

周刘氏还抱着柱子哭，一声一声地喊着“儿啊儿啊”。周老汉慢慢地伸出手，拉了拉她的胳膊。

“他娘，你先别哭。”周老汉的声音很低。

周刘氏不理他，哭得浑身发抖。

“他娘！”周老汉提高了嗓门，“你听我说，咱家柱子，三个月前就死了。李老四亲眼看见的。”

周刘氏的哭声戛然而止。她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周老汉，又转过头看跪在眼前的柱子。她的身体僵住了。

柱子还跪着，两只手撑着地，头低着，看不清表情。他的肩膀在抖，不知道是冷，还是因为别的。

“爹，我没死。”柱子的声音闷闷的，从地上传上来。

周老汉往后退了一步，拉着周刘氏一起往后挪。老两口缩在院墙根下，看着跪在门槛上的那个身影。

“你……你到底是人是鬼？”周老汉声音发干。

柱子慢慢抬起头来。他的脸上有灰，有血痕，嘴唇干裂得起了白皮。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先咳嗽起来。咳嗽声很响，很急，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去老远。他咳了好一阵，最后吐出一口痰。月光下，那口痰是清的，不是血。

“爹，我真的没死。李老四看错了。他跑的时候我还没死，我让人抬下去了。后来我醒过来，部队找不到了，我一路要饭走回来的。”

周老汉没说话。他盯着柱子的眼睛看。那双眼睛在黑暗里亮着，有光。鬼的眼睛会发光吗？他不知道。老辈子人说的，鬼的眼睛是绿的，是红的。柱子的眼睛是亮的，黑色的，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

“你真是柱子？”周老汉又问了一遍。

“爹，是我。您记不记得，我十二岁那年上树掏鸟窝，从树上摔下来，下巴磕在石头上，缝了五针。您看，就这儿。”柱子抬起手，指了指下巴。

周老汉凑近去看。那道疤在，还在老地方。鬼能记得这些吗？能。可是鬼不会咳嗽吧？鬼不会饿得直打晃吧？鬼不会穿着一双烂布鞋吧？

周老汉的心在动摇。

周刘氏忽然挣脱了周老汉的手，又一次扑向柱子。她不管了，不管他是人是鬼，这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是她养了二十年的儿子。她抱住柱子的头，把脸贴在他的头发上，放声大哭。

“我的儿，我的儿，不管是人是鬼，你回来就好，你回来就好！”

柱子的眼泪流下来了。他抱住周刘氏，喊了一声“娘”。这一声娘喊得撕心裂肺，喊得周老汉再也撑不住了。他蹲下来，两只手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

院子里冷风飕飕地刮，北屋的棉油灯忽闪了几下，灭了。

黑暗中，一家三口抱在一起。柱子的身体是热的，周刘氏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得很快，隔着破棉袄都能听见。周刘氏用手摸着柱子的背，摸到一根一根的肋骨，像搓板一样。

“孩子，你遭了多少罪啊。”周刘氏哭着说。

柱子没说话，只是哭。哭得浑身抽动，像风里的一根枯草。

过了好一阵，周老汉先站起来了。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泪，看看天。天上没有月亮，云层很厚，偶尔有几颗星星从云的缝隙里漏出来，亮一下，又没了。

“进屋吧。外头冷。”周老汉说。

他把柱子从地上扶起来。柱子的腿不听使唤，站起来的时候差点又栽倒。周老汉这才发现，儿子的左腿肿得老粗，膝盖以下发黑发紫，裤腿紧紧箍在肉上，脱都脱不下来。

“腿怎么了？”周老汉问。

“路上摔的。翻一道沟的时候滚下去了，好几天了。”柱子说。

周老汉没再问，架着柱子往北屋走。周刘氏先进屋，把灯重新点着。她把灯芯挑高一些，屋里亮堂了不少。柱子被扶到炕上坐下，周刘氏端来一碗热水。柱子接过碗，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一半。他咕咚咕咚喝下去，喝得太急，呛得又咳嗽起来。

周刘氏坐在旁边，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柱子的脸。周老汉站在地上，看着儿子，心里头五味杂陈。他有一肚子的话要问，又不知道从哪儿问起。他看着柱子的样子，瘦得不像人样，衣裳烂得遮不住身子，脚上的冻疮流着黄水，整个人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

“爹，家里还有吃的吗？”柱子问。

周刘氏连忙站起来，去灶台边掀开锅盖。锅里有一碗剩饭，是晚上做的玉米糊糊，早就凉透了，结了块。她把糊糊倒在碗里，兑了点热水，端给柱子。柱子接过去，顾不上用筷子，就着碗口往嘴里拨拉。呼噜呼噜几口就吃完了，又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

周刘氏看着儿子吃东西的样子，眼泪又下来了。她想起柱子小时候挑食，不爱吃玉米面，嫌拉嗓子。那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柱子七岁那年，邻居家办喜事，给了半个白面馒头，柱子舍不得吃，揣在兜里带回家，掰成三块，一块给爹，一块给娘，一块留给自己。就着凉水，三口人把半个馒头吃出了过年的滋味。

现在这碗剩玉米糊糊，他吃得像山珍海味一样。

周老汉走到灶台边，从瓦罐里摸出一个鸡蛋。那是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下的，本来留着换盐的。他把鸡蛋打到碗里，搅散了，用滚水冲了一碗蛋花汤。他把汤端到柱子面前。

“喝。”周老汉说了一个字。

柱子抬头看父亲，想说什么，嗓子眼堵住了。他接过碗，小口小口地喝。那碗蛋花汤很烫，热气模糊了他的脸。他喝了一半，又把碗递给周刘氏。

“娘，您也喝。”

周刘氏推开碗：“你喝，你喝，娘不饿。”

柱子又把碗递给周老汉。周老汉接过碗，放在炕桌上。

“喝你的。”他说。

柱子不再推让，把剩下半碗也喝了。他放下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鸡蛋的腥味，有玉米糊糊的酸味，有尘土味，有走了几千里路积在肺里的浊气。

屋里安静下来。灯花啪地爆了一下，火苗跳了跳。外面的风停了，整个村子死一样寂静。

周老汉坐在炕对面的小板凳上，掏出烟锅，装满一锅烟叶。他没有点着，就那么叼在嘴里。他有很多话要问，很多事要弄清楚。三个月了，全村人都当他们周家的柱子死了。李老四说得那么真，活灵活现的。现在儿子突然回来了，活生生地坐在炕上，这事怎么跟村里人说？李老四为什么要说假话？还是说，这中间有别的隐情？

周老汉的脑子乱成一团。

“柱子，你跟爹说实话。”周老汉终于开口了，“你这些年，到底去了哪儿？”

柱子靠在被垛上，眼睛半睁半闭。他的身体很疲惫，像一盏熬尽了油的灯，随时都会灭掉。可他知道，今晚这一夜，话不说清楚，爹娘不会安心。他咳嗽了两声，慢慢开口。

“爹，您先跟我说说，李老四回来都说了啥？”

周老汉把烟锅点着了，吸了一口，又苦又辣。他把三个月前李老四回来的事讲了一遍。李老四说，他和柱子都在国民党八十五师当兵，驻在徐州外围。1948年8月，共产党的部队打过来了，他们那个团在碾庄一带接火。李老四说柱子是被一颗迫击炮弹炸死的，当场就没了气。他自己断了一条胳膊，逃出来了，一路要饭回到村里。

柱子听完，沉默了很久。他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房梁，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是悲是怒。

“李老四这个王八蛋。”柱子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周老汉一怔：“他说的是假话？”

柱子闭上眼睛，又睁开。他的眼睛里有泪光，也有怒火。

“爹，李老四丢下我跑了。我腿上受了伤，他明明看见我没死，还听见我喊他。他跑了。他那个胳膊是后来自己逃跑的时候摔断的，跟我没关系。”

柱子的声音很低，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他说，当时他和李老四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炮弹落下，李老四慌了，转身就跑。柱子腿上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血流了一地。他喊李老四，喊他拉自己一把。李老四回头看了一眼，没管他，跑了。后来柱子被担架队抬下去，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伤没养好，部队打散了。他找不到原来的部队，也不知道去哪儿。只记得家的方向在北边。他开始走，一直走。路上被抓过民夫，逃出来。要过饭，偷过人家的生玉米，被打过，被狗咬过。走了整整三个月，从徐州走回林县。

“我白天躲着走，晚上走大路。有时候走反了，第二天看太阳，再折回来。”柱子说，“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回家。我就想回来看看你们。”

周刘氏已经泣不成声。周老汉抽着烟，烟锅里的火渐渐暗下去。他的眼睛也湿了。他恨，恨李老四，恨这场仗，恨那些抓走他儿子的人。可他更心疼，心疼儿子遭了这么大的罪。

可他还是有疑惑。

“李老四为什么说亲眼看见你死了？他安的什么心？”周老汉问。

柱子苦笑了一下。那笑容很苦，比哭还难看。

“他怕我回来。他怕村里人知道他丢下我跑了。他先把话说死，说亲眼看见我死了，就没人再追究他。”

周老汉的拳头攥紧了。

“这个处生！我找他算账去！”周老汉站起来就要往外走。

柱子一把拉住他的衣角。

“爹，算了。我不跟他计较。能活着回来，我就知足了。”

周老汉站住脚，回头看着儿子。他的嘴唇颤抖着，最后重重地叹了口气，又坐下了。

夜已经很深了。村里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从村子这头传到那头，又消失在黑暗中。周刘氏开始忙碌，烧了一锅热水，找出柱子的旧衣裳。那些衣裳压在柜子最底层，有些发霉了，她抖了抖，晾在炕头烤着。

柱子脱掉那身烂衣裳。周刘氏看到他的身体，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肋骨根根凸起，肚子上陷下去一个大坑，背上布满伤疤，左腿的伤口已经化脓，散发着臭味。周刘氏强忍着泪，用热水给他擦身子。她的手很轻，怕碰疼了他。柱子闭着眼睛，任她擦。热水浸到伤口处，他倒吸一口凉气，没有叫出来。

周老汉站在门口，背对着屋里。他听见水声，听见儿子的呼吸声。他抬头看看天。天还是黑沉沉的，没有一丝亮光。可他知道，天会亮的。他儿子回来了。不管别人信不信，不管这中间有多少过节，人回来了，就是好事。

“爹。”柱子在屋里叫他。

周老汉转过身，走到炕前。

“爹，我这条腿，可能废了。”柱子说。

周老汉低头看看那条腿。肿得厉害，皮肤发黑，伤口流着黄水，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他皱了皱眉头。

“明儿一早，去镇上请大夫。”周老汉说。

“没钱。”柱子说。

“把那只老母鸡卖了。再卖两升玉米。”周老汉说。

柱子的眼睛又湿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周老汉打断了。

“啥都别说了。回家就好。”

周老汉说完这句话，转身去关院门。那扇门在夜风里晃了晃，门轴发出吱呀一声轻响。他站在院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十一月的空气冷冽而干净，吸进肺里像喝了一口凉水。他忽然觉得心里头松快了一些。三个月来，压在他心头的那块石头，好像轻了不少。

他回到屋里，把灯吹了。黑暗中，他躺在炕上，听着身边的动静。周刘氏已经睡下了，呼吸很轻。柱子也躺下了，就睡在炕头，裹着一床破被子。他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周老汉知道，儿子睡不着。

“柱子。”周老汉在黑暗中喊了一声。

“嗯。”

“睡吧。回来了，就踏实了。”

柱子没说话。过了很久，黑暗中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那声音很轻，像从地底下冒上来的。周老汉的心揪了一下。他侧过身，伸手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了儿子的头。他轻轻地拍了拍。

“别哭了。都过去了。”

可柱子还在哭。那哭声断断续续，像夜风从破窗纸里钻进来，呜呜咽咽的。

周刘氏也醒了。她坐起来，把柱子搂在怀里。柱子的头靠在母亲怀里，像小时候一样。

“娘在呢。娘在呢。”周刘氏轻轻拍着他的背。

柱子哭得更凶了。三个月来，他不敢哭。逃命的时候不能哭，要饭的时候不能哭，饿得走不动路的时候不能哭。现在回了家，躺在自家的炕上，他终于能哭了。那哭声里，有委屈，有后怕，有说不尽的辛酸。

隔壁院子里，邻居家的狗叫了一声，又安静下来。远处有鸡鸣声响起，模模糊糊的，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天快亮了。

周老汉闭着眼睛，没有睡着。他在想一个事。李老四还在村里，柱子的坟地虽然没有，可村里人都认定他死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儿子回来了，村里人会怎么看？会不会有人说闲话？会不会有人把他当成不祥之人？老辈子的规矩，死在外头的人，魂灵不能进村。现在人回来了，活生生的，可这流言蜚语，怕是免不了。

他的眉头皱得很紧。他翻了个身，面朝里。炕席又硬又凉，枕头上有一股陈年的汗味。他听见柱子哭累了，呼吸渐渐平稳下来。周刘氏还醒着，在黑暗中一下一下拍着儿子的背，哼着一首老掉牙的催眠曲。

那调子周老汉记得。柱子小时候，周刘氏就是这么哼的。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调子没变，哼唱的人老了，听的人死里逃生。

天终于亮了。灰白色的光从窗纸外头透进来。周老汉第一个起身，推开屋门。院子里薄薄的一层霜，踩上去咯吱响。他走到院门口，把门打开。外头的土路上还没有人。他站了一会儿，又回到屋里。

柱子睡着了。睡得很沉。他侧躺着，蜷缩着身子，像一只受了伤的老猫。周刘氏靠在他旁边，也睡着了。

周老汉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一阵发酸。他转身去灶台边，开始生火做饭。他把家里仅剩的一些白面拿了出来，又切了半个白菜，熬了一锅面汤。面汤的香气在屋里弥漫开来，柱子在睡梦中吸了吸鼻子。

周老汉掀开锅盖，热气腾起来，模糊了他的眼。他揉了揉眼，把面汤盛出来，分到三个碗里。最大的那一碗，他端到了炕头。

“起来，吃饭。”他说。

柱子醒了。他睁开眼，看见炕头那碗白面汤，热气腾腾的，白茫茫一片。他又想哭，忍住了。他坐起来，接过碗，慢慢喝着。

天，真的亮了。

第二章 抓丁那日

柱子大名叫周立柱。民国十五年生的，属虎，虚岁二十三。周家祖祖辈辈都是柳树沟的农民，有几亩薄田，土改的时候划过中农，后来又划成贫农。周老汉叫周老栓，年轻的时候给地主扛过长工，后来靠着一双手，硬是从牙缝里攒下这几间土坯房和三亩半坡地。周刘氏娘家在邻村，生了三个孩子，头两个没养大，一个死于天花，一个死于痢疾。柱子是老三，也是独苗。

周老栓把这棵独苗看得比命还重。柱子七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游方郎中，说柱子命里有道坎，十六岁以前不能出远门。周老栓信了，从那以后柱子走哪儿他都跟着。上私塾跟着，下地跟着，赶集也跟着。柱子十六岁那年，周老栓特意买了两挂鞭放了，请邻居吃了一顿杂面面条，算是把这道坎送走了。

可十六岁以后的坎，他躲不过去。

1946年3月，那是个春天。地里的麦苗刚刚返青，山坡上的野杏花开得正盛。柱子正在地里锄草，保长和两个乡丁从地头走过来。周老栓站在垄沟边，手里拿着铁锹，心猛地沉了下去。

“周老栓，你家周立柱，这回轮到号了。”保长说。

周老栓的手抖了一下。

“保长，我家柱子今年才二十，身子骨还嫩……”周老栓赔着笑脸说。

保长摆摆手：“上头的命令，十八到二十五，全在抽丁范围内。你们村这次出三个，周立柱算一个。”

柱子在田里直起腰来。他听见了。他把锄头往地上一插，走到地头。他的脸色发白，嘴唇紧抿着。他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去年冬天邻村抓丁，闹得鸡飞狗跳，有几个年轻男人连夜跑了，至今没有音信。

“保长，我家就这一根独苗。”周老栓声音哽咽，“我大儿子二儿子都没了，就剩这一个了。”

保长有些不耐烦：“独苗咋了？独苗也不能耽误军务。真要是独苗，你到乡上开个证明，兴许能免。不过话说在前头，这证明可不好开，得上头批。”

周老栓一把抓住保长的袖子：“保长，那我现在就去。你宽限几天，我这就去乡上。”

保长甩开他的手：“晚了。明天就得到县里报到。开证明，来得及吗？”

周老栓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灰白。柱子上前扶他，被他一把推开。

“我去！我去找他们讲理！”周老栓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往村里跑。

保长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那两个乡丁站在旁边，背挂着长枪，面无表情。

柱子站在地头，望着远处。远处的山坡上，野杏花开得粉白一片，风吹过来，花瓣飘落，像下了一场雪。他从小就喜欢那片杏林。每年春天，他都会爬到树上去摘青杏，酸得牙倒，还笑得合不拢嘴。今年，他可能看不到了。

“走吧，回村。”保长对柱子说。

柱子没动。

“我娘还在家里，我回去跟她说一声。”柱子说。

保长想了想，同意了。两个乡丁跟着柱子回了家。周刘氏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柱子回来，后头跟着两个背枪的，手一哆嗦，鸡食撒了一地。

“柱子，咋了？”周刘氏问。

柱子没说话，进了屋。周刘氏跟进去。两个乡丁站在院门口，一左一右，像两尊门神。

柱子把抓丁的事说了。周刘氏听完，身子一软，靠在门框上。她张着嘴，嘴唇哆哆嗦嗦，半天没发出声音。

“娘，您别这样。”柱子说。

周刘氏缓过一口气来，眼泪唰地下来了。她扑过来抓住柱子的胳膊，抓得很紧，指甲都掐进肉里。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啊！你两个哥哥都没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叫娘怎么活啊！”

柱子任她抓着，不躲不闪。他的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咽不下去，吐不出来。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知道，这事由不得他。

周老栓从外面回来了。他去了保长家，又去了村公所，求了所有能求的人。没用。这是命令，谁也挡不住。他在村口站了很久，最后拖着两条腿回了家。

一进屋，他就看见周刘氏坐在地上哭，两个乡丁站在门口。柱子坐在里屋的炕沿上，低着头，看不见表情。

“他爹，你想想办法啊！”周刘氏哭着喊。

周老栓没说话。他走到灶台边，掀开锅盖。锅里是中午剩的高粱米饭，凉了。他盛了一碗，端到柱子面前。

“吃吧。吃了好上路。”周老栓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

柱子接过碗，没吃。他抬头看着周老栓。

“爹，我走了以后，您和娘……”他说不下去。

周老栓摆摆手：“你别管我们。你到了部队上，机灵点，别逞能。能躲就躲，能保命就保命。记住，家里还有你娘等着你回来。”

柱子的眼泪下来了。他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拉高粱米饭。那饭又硬又凉，他嚼得很用力，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周刘氏还在哭。周老栓走到她跟前，蹲下来。

“别哭了。哭也没用。”他说。

周刘氏一把抱住他：“他爹，咱家柱子这一走，还能回来吗？”

周老栓没回答。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些年被抓走的人，十个里头有三四个回不来。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失踪了，有的再也没了音信。可他不敢说。他只能拍拍周刘氏的背，说：“能。能回来。”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柱子背着一个粗布包袱，里头是周刘氏连夜烙的几张玉米饼，还有一件补了又补的夹袄。他站在院门口，回头看了看。周老栓站在屋门口，嘴里叼着烟锅，没点火。周刘氏靠在门框上，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还在抽泣。

“娘，我走了。”柱子说。

周刘氏扑过来，抱住他，哭得说不成句。周老栓走过来，拉开她。

“让他走。时候不早了。”

柱子跪在地上，给爹娘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不敢回头。他知道，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步子了。

保长带着另外两个壮丁在村口等着。一个是李老四，一个是村里张木匠家的老二。李老四比柱子大五岁，从小一起长大的。他看见柱子过来，苦笑了一下。

“柱子，咱哥俩这回做个伴。”李老四说。

柱子点点头。张木匠家的老二叫张顺子，十七岁，吓得浑身哆嗦，嘴唇都紫了。他爹张木匠跟在后头，一句话不说，眼睛红红的。

一行人在保长和乡丁的押送下，出了村，上了大路。天渐渐亮了，路边的麦田绿油油的，露水挂在麦叶上，亮晶晶的。柱子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心口上。他回头看了一眼。远远地，他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站着一个人。是周老栓。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棵枯了的树。

柱子扭过头，再也没回头。

从林县到县城，走了整整一天。从县城到新乡，坐的是一辆破卡车，车上挤了三十多个人，都是被抓来的壮丁。有人哭，有人骂，有人把脸贴在车厢板上，看着家乡越来越远。柱子坐在角落里，抱着包袱，一言不发。

李老四坐在他旁边，小声说：“柱子，我听说这一批是往南边送，要打仗了。”

柱子点点头。他已经听说了。国军跟共军打得厉害，前线缺人，到处都在抓丁。这一批壮丁，十有八九是要上战场的。

“咱得想办法。不能白白送死。”李老四说。

柱子看了他一眼：“什么办法？”

李老四凑过来，压低声音：“找机会跑。路上有得是机会。”

柱子没说话。他知道李老四说得对，可他心里清楚，逃跑被抓回来是什么下场。那些当官的说得明白，逃兵一律枪毙，绝不手软。他不想死，他想活着回家。可他更不想糊里糊涂地死在自己的枪口下。

“见机行事吧。”柱子说。

新乡是个大地方，比林县县城大了不知多少。他们被送进一个兵营里，剃了头，发了军装。军装是旧的，上面还有暗褐色的血渍，洗不掉。柱子穿上那身军装，觉得自己不像自己了。他看着井水里倒映出来的脸，又瘦又黄，眼睛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惶恐。

兵营里管得极严，围墙高，哨兵多。李老四在兵营里转了两天，探出了几条路线。他跟柱子商量，等天黑了，从厕所后头的矮墙上翻出去。柱子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可他们的计划没能成行。就在他们准备逃跑的前一天，部队开拔了。铁轮车轰隆隆地从兵营门口经过，一队一队的士兵扛着枪往南走。柱子和李老四被编入同一个连队，连夜被押上了南下的列车。那列车是闷罐车，铁门一关，里头黑乎乎的，只有几个小窗透进一点光。四十多个人挤在一个车厢里，站着都转不开身。有人在哭，有人在呕吐，有人在低声咒骂。柱子缩在角落，抱着膝盖，听着车轮哐当哐当地响。那声音很有节奏，像一把大锤，一下一下敲在他心上。

列车向南开了两天两夜，在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地方的站停了下来。有人打开铁门，明亮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柱子扶着车厢壁站起来，腿麻得没了知觉。他慢慢挪出去，站在站台上。四周是陌生的景象，田野，村庄，山丘，全都带着南方的气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味，很淡，但是很清晰。

“这是哪儿？”有人问。

“徐州。”一个当官的说。

徐州。柱子在心里把这个地名念了一遍。这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他想起在路上听说的一句话，进了徐州，就等于进了鬼门关。这话是真是假，他很快就会知道。

第三章 碾庄生死

部队在徐州城外驻扎下来。柱子被分在国民党第二兵团第八十五师一个步兵团当步枪兵。发给他一支中正式步枪，五发子弹。枪身油乎乎的，枪托上刻着几道不认识的符号。班长叫吴奎，四十来岁，脸上有一道从额头到下巴的刀疤。吴奎话不多，训练的时候很狠，但是不打人。他只说了一句话：“到了战场上，你们得靠自己的命硬。”

日子一天天过去，战事越来越近。徐州城里乱成一锅粥，有钱人往南跑，当兵的往北开。柱子每天在壕沟里操练，挖工事，搬弹药。他瘦了不少，也黑了不少。夜里睡觉的时候，他经常梦见家。梦见村口的老槐树，梦见那三间土坯房，梦见周刘氏在灶台边忙活。每次醒来，枕头上都湿了一片。

李老四跟他睡在一个铺上，总跟他说：“柱子，别总想家。想多了容易出毛病。多想想怎么活下去。”

柱子知道李老四是好意，可他控制不住。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画面就自己冒出来，挡都挡不住。

1948年秋天，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向徐州外围发起攻击。碾庄成了焦点。八十五师被调往碾庄一带守备。柱子所在的那个团，驻扎在一个叫曹家庄的小村子附近。所谓村子，其实已经看不出村子的样子，房子被炮火炸得七零八落，断墙上到处是弹孔，连树都被削去了半截。

“这回是真打起来了。”李老四说。

柱子没说话。他蹲在战壕里，抱着一支步枪，眼睛盯着前方。前方是开阔地，再往前是一片树林，树林后头是共军阵地。他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远处零星的枪声。

“你怕不怕？”李老四问。

柱子咽了口唾沫：“怕。”

“我也怕。”李老四说，“我有个老婆，还有两个闺女。大的六岁，小的三岁。我走的时候小的还不会走路呢。”

柱子没说话。他想起自己的爹娘。

“柱子，要是这回能挺过去，咱们一块跑。”李老四说。

柱子点点头。

可命运没给他们这个机会。

1948年10月底，碾庄战役全面打响。炮火骤然猛烈起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到处都是爆炸声。柱子第一次见识什么叫打仗。那炮弹落下来，地动山摇，耳朵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他趴在战壕里，全身颤抖，尿液顺着裤腿流下去。没人笑话他，因为所有人都在抖。

“别抬头！都趴下！”班长的喊声从炮火中传出来，沙哑而焦急。

子弹从头顶飞过去，像一群群看不见的蝗虫。有人中弹了，一声不吭地倒下去。有人捂住伤口尖叫。柱子把脸埋在土里，默念着，活着，活着，活着。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少。柱子侥幸活着，只受了一点皮外伤。李老四也活着，但是精神快崩溃了，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柱子拍了拍他的脸，他才清醒过来。

“柱子，咱得跑，这地方守不住了。”李老四说。

可是往哪儿跑？四面八方都是炮火，连队的人死的死伤的伤，通讯断了，指挥也乱了。柱子找不到班长，找不到长官。他跟着李老四在一处断墙后头躲了一夜。那一夜，炮火没停过。

第二天，共军攻上来了。喊杀声从前方传来，越来越近。柱子从断墙后头探出头，看见黑压压的人群，潮水一样涌过来。他慌了。李老四也慌了。

“跑！”李老四大喊一声，转身就跑。

柱子跟着他跑。可是刚跑出两步，一颗炮弹在附近炸响。巨大的气浪把他掀起来，又摔下去。他感觉左腿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剧痛传遍全身。他倒在地上，视线模糊，耳朵里全是嗡嗡声。他看见李老四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跑，很快消失在硝烟中。

“李老四……拉我一把……”柱子喊。

没有人回答。他的声音很小，小得连他自己都听不见。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左腿使不上劲，一用力就钻心地痛。他低头一看，裤腿被血浸透了。弹片划伤了腿，伤口往外翻着，血流不止。他试图按住伤口，可血从指缝里往外冒。

他躺在弹坑里，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天空中浓烟滚滚，看不见太阳。他想，自己要死了。死在这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尸体烂在土里，连个棺材都没有。爹娘在家等，等不来。以后清明，也没人给他烧纸。

他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感觉到有人在搬动他。他费力地睁开眼，看见几个穿灰军装的人。是共军的人。那些人把他抬起来，放在担架上。一个人凑近他的脸，说：“别动，你受伤了。”

柱子的眼泪流下来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他陷入昏迷。

再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野战医院里。医院的房顶很高，墙很白，还有一盏电灯。他从未见过电灯，觉得那光亮得太不真实。他动了动身子，左腿疼得要命。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走过来，按住他：“你伤口感染了，发烧，别乱动。”

柱子的嘴唇动了动，问：“这是哪儿？”

“临时医院。”女人说。

“我……我没死？”柱子问。

女人笑了笑：“你命大，没死。”

柱子躺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眼泪从眼角滑落，流进耳朵里。

“我老家在河南林县。”柱子说。

女人给他换药，没接话。

“你们会把我怎么样？”柱子问。

“先把伤养好。”女人说。

柱子不说话了。他看着自己的左腿，纱布裹了一层又一层，渗出暗红色的血水。他知道，这条腿怕是保不住了。可至少命保住了。

在医院的第一个晚上，柱子彻夜未眠。他听着外头的风声，听着隔壁伤员的呻吟声，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炮声。他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会怎样。他害怕被关起来，害怕被处决。他甚至想过逃跑，可腿伤让他连下床都困难。

几天后，他听说了战事的结果。碾庄的国军部队被全歼，好多人被俘，好多人死了。柱子不知道自己算是被俘还是什么。没有人审讯他。医院的医生说，这里接收了很多国军伤兵，先治伤，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柱子的伤开始愈合。左腿虽然废了，但至少没截肢。他开始慢慢下床，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院子里晒着白床单，风吹过来，鼓鼓的，像帆。他看着那些白床单，想起小时候跟娘去河边洗衣裳。娘洗完了，把衣裳晾在河滩上，他躺在旁边看云。那时候觉得日子长得没边。

一个月后，他被送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和其他国军俘虏在一起。那里有吃有住，每天还要上课。上什么课，柱子听得半懂不懂。他只记住一句话，想回家的可以回家，还给路费。

柱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找到负责人，说想回家。负责人问了他的情况，给他开了一张路条，发了几斤干粮，还有一些钱。柱子在那个地方又休养了半个月，等到腿伤基本稳定了，他就上路了。

上路那天是1948年8月17日。他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没人给他过，他自己也忘了。走了半天才想起来。算一算，已经二十三岁了。

从徐州到豫北，直线距离不算远，可走起来并不容易。他拄着一根木棍，背着一个小包袱，沿着大路往北走。路上全是逃难的人，拖家带口，背着行李，牵着牲口。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乱纷纷。柱子夹在人流中，一步步地走。

他走了整整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他睡过破庙，住过桥洞，在打麦场上露宿。他吃过野菜，啃过树皮，在人家墙根底下捡过烂菜叶子。他的鞋子磨穿了，脚上打起血泡，又磨破，再打泡，最后结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他的头发长得很长，胡子遮住了半张脸，衣裳烂得遮不住身子。他看起来不像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像个从土里钻出来的饿鬼。

可他活着。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家。

第四章 谣言四起

柱子回家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柳树沟。天亮后，第一个发现的人是邻居刘二婶。她早起去井边打水，经过周家门口，看见院门半开着。周老栓站在院子里，正生火。刘二婶探头往院里瞅了一眼，看见屋门口坐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吓了一跳。

“老栓，谁在你家呢？”刘二婶隔着篱笆问。

周老栓抬起头，张了张嘴，犹豫了一下说：“柱子回来了。”

刘二婶手里的水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你说啥？柱子？哪个柱子？”刘二婶声音都变了。

“我家柱子。我儿子。”周老栓说。

刘二婶没再说话，拔腿就往村里跑。不到半个时辰，半个村的人都知道周家那个已经死了三个月的儿子回来了。人们成群结队地往周家门口凑，挤在篱笆外头，伸着脖子往里看，像看什么稀罕物件。

柱子就坐在院里的石碾上，身上裹着周刘氏给他找的旧棉袄。他的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头发乱蓬蓬的，形容枯槁。村里人看见他这副模样，惊讶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害怕者亦有之。

“这哪是活人啊，这面相……”有人小声嘀咕。

“听说李老四亲眼看见他死了的，这咋又活过来了？”

“别不是……”后半句没说出来，可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

周老栓站在院门口，铁青着脸，不说话。周刘氏躲进屋里，不敢出来。柱子在院子里坐着，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地面，谁也不看。

保长来了。这个保长已经换了人，原来那个老保长去年病死了。新保长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姓郑，读过几年书，做事比较谨慎。他分开人群，进了院子，上下打量柱子。

“你就是周立柱？”郑保长问。

“是。”柱子站起来，腿一软又坐下了。

郑保长皱了皱眉头，转头对围观的人说：“都散了！看什么看！”

人群慢慢散去，可议论声没有停。郑保长把周老栓拉到一边。

“老栓，你儿子这是啥情况？你跟我说清楚。上头有规定，逃兵要报上去。还有，他现在到底算哪一边的人？”

周老栓的脸色很难看。他看着郑保长，一字一字地说：“我儿子是伤了，在那边治好伤，人家放他回来的。有大路条。”

“路条呢？”

周老栓冲屋里喊了一声。周刘氏把柱子从徐州带回的那张路条拿出来，交给郑保长。郑保长接过去看了半天，上面的字写得很简单，盖了一个红印章。他认不出印章上的字，也不知道真伪。

“行吧。暂时不动他。不过人不要乱跑，就待在家里。”郑保长说完，转身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柱子几乎不出门。他的腿伤复发了，肿得厉害，每天躺在床上。周老栓去镇上请来一个姓孙的大夫。孙大夫看了看伤口，直摇头。

“这伤口没清理干净，里头已经化脓。再拖下去，这条腿就完了。”孙大夫说。

“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儿子的腿。”周刘氏跪在地上。

孙大夫连忙扶起她：“嫂子别这样。我开几副药，内服外敷。能不能好，看他的造化。另外，伤口得清理，把烂肉割掉。这个疼得很。”

“割吧。我受得了。”柱子在里屋说。

孙大夫拿出一把小刀，在火上烤了烤。周老栓端来热水。柱子的伤口暴露出来，臭气熏得孙大夫直皱眉。刀尖切下去，柱子咬着一条手巾，浑身绷得紧紧的，汗如雨下。周刘氏在旁边看着，眼泪直流，却不敢出声。

烂肉清理干净，敷上草药，用布包好。柱子像从鬼门关里又走了一遭。他躺在炕上，脸色苍白，话都说不出来。

当天夜里，李老四来了。

李老四站在周家门口，不敢进去。他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被周老栓看见了。周老栓抄起一根扁担冲出去，被柱子喊住了。

“爹，让他进来。”

李老四进来了。他站在屋地上，低着头，不敢看柱子的脸。周刘氏背过身去，不理他。

“老四，你坐。”柱子在炕上说。

李老四没坐。他搓着手，嘴唇动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话：“柱子，我不是人。我那天跑了，对不住你。”

柱子靠在被垛上，眼睛看着房梁。

“老四，过去的事了。我不怨你。”柱子说。

李老四的眼泪下来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柱子，我回来以后到处说你死了。我怕。我怕你回来，怕村里人知道我丢下你跑了。我这是猪狗不如。你打我吧，骂我吧。”

柱子看着他，叹了口气。

“老四，起来。我不想跟你计较这些。都为了活命。你跑也没错。我不跑，是因为我腿伤了，跑不了。”

李老四抬起头，满脸是泪。

“柱子，你真的不恨我？”

“不恨。就是有点寒心。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走的时候连头都不回。”柱子说。

李老四的头又低下去了。

周老栓站在门口，烟锅里的火亮了一下，又暗了。他什么也没说。

李老四站起来，从兜里掏出几个铜板，放在炕桌上。

“柱子，家里也没啥。这是我去镇上扛活挣的，你拿着买点药。”

柱子摇摇头：“你拿回去。你家有老婆孩子要养。”

“你拿着。”李老四坚持。

柱子没再推辞。他知道，李老四心里有愧，不收他的东西，他会更难受。

“老四，村里人怎么说我？”柱子忽然问。

李老四犹豫了一下。

“说啥的都有。有人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有人说……”他停住了。

“说我是鬼？”柱子接过话。

李老四点点头：“有些老辈人，确实这么说。还有人说，你是从那边逃回来的，会给村里招灾。”

柱子苦笑了一下。他早就想到了。那些目光，那些窃窃私语，无不透着戒备与恐惧。他走在村里，小孩看见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大人远远地绕开。他去井边打水，前头打水的人立刻拎着桶走了，不敢跟他站在一块儿。

“慢慢会好的。”周老栓说。

可事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好起来。

第五章 世道人心

日子一天天冷下来。柱子的腿在草药调理下，慢慢有些起色，至少不再流脓了。他拄着木棍在院子里走，走得很慢，左腿拖在地上，一瘸一拐。

村里人对他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多少。那些闲言碎语像墙角的蛛网，扫了又结，结了又扫。有人说，周家这是走了鬼运，家里怕是要遭灾。有人说，柱子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命里有大凶大煞。还有人说得更离谱，说柱子的魂已经在徐州散了一半，回来的只是半个活人。

这些话说多了，连周刘氏都有些发毛。她偷偷问周老栓：“他爹，咱家柱子……真的没事吧？”

周老栓把烟锅往桌上一磕：“放屁！人能说没就没？”

可周刘氏心里的疙瘩解不开。她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几次，去柱子屋里看他。有时候站在炕前，盯着他的胸口看，确认被窝还在一起一伏地动。她怕。怕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哪天早晨突然就不动了。

柱子的心也在慢慢变冷。他发现，自己跟这个村子已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他走在街上，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都跟他无关。他插不上话，别人也不想让他插话。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只有一个小地方，他还能找到一点乐趣。就是村西头的铁匠铺。铺子的主人叫赵铁柱，跟柱子同名不同姓。赵铁柱比柱子大三十岁，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打铁的时候，不说话，只抡锤。柱子坐在铺子门口，看他一下一下地敲打烧红的铁块。锤声铿锵，火花飞溅。柱子觉得那声音很实在，像能把心里的阴霾敲散一些。

“赵叔，我帮你拉风箱。”柱子说。

赵铁柱点点头。柱子就坐在风箱前，一下一下地拉。火烧得旺起来，映红了他的脸。这是柱子在村里唯一能待的踏实地方。赵铁柱从来不问他的过去，也不说那些闲话。两个人就这么沉默地待着，各干各的事。

一天傍晚，柱子从铁匠铺出来，往家走。经过村口老槐树的时候，看见几个孩子在那里玩耍。孩子们看见他，忽然不玩了，缩到树后头，露出半个脑袋，怯生生地看着他。柱子朝他们笑了笑。一个胆子大的孩子叫了一声：“鬼来了！”其余的孩子一哄而散。

柱子的笑容僵在脸上。他站在老槐树底下，看着孩子们跑远的背影，心里像被人用钝刀子割了一下。他抬头看看天。晚霞很红，染得半边天像着了火。以前他最喜欢看晚霞。现在看，只觉得凄凉。

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了张顺子的娘。张顺子当年跟他一起被抓走，到了新乡以后就分开了，至今没有音信。张顺子的娘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已经全白了。她看见柱子，站住了。

“柱子，你有顺子的信儿吗？”她的声音干巴巴的，像秋天的落叶。

柱子摇摇头。

张顺子的娘没有再说话，慢慢地走了。她的背影佝偻着，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柱子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深处。他想，自己还算幸运的。可这份幸运，也没让他好过多少。

回到家，他把遇到张顺子娘的事跟周老栓说了。周老栓叹了口气。

“张木匠去年死了。累死的。他儿子走后，家里的活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还得交税，交粮。去年冬天，他进城卖木器，回来路上下大雪，摔沟里了。第二天找到的时候，人都硬了。”周老栓说。

柱子的心沉了下去。

“张顺子他娘一个人怎么过？”柱子问。

“硬捱着呗。村里人接济一些，她自己也种点菜。前些天我路过她家，看见她蹲在门口啃红薯，连盐都没有。”周老栓说。

柱子沉默了。他忽然觉得，自己那点委屈根本不算什么。比起失去的人，他至少活着。可活着的人，也要面对各自的难。

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柱子的腿还要治，花钱。家里的粮食本就不多，多了一张嘴，更紧巴。周老栓去镇上打短工，给人扛麻袋，一天挣不了几个铜板。周刘氏没日没夜地纺线织布，手指关节又红又肿。柱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恨自己不能干活。

“爹，我去镇上找点营生。”柱子说。

周老栓把烟锅拿下来：“你这腿，能干啥？”

“总得试试。不能老在家白吃饭。”柱子说。

周老栓看了他一眼，没再阻止。第二天，柱子拄着木棍去了镇上。镇上有几个招工的，搬粮食、装车、挖土。人家看他走路一瘸一拐，都摇头。他沿着街走，从东头走到西头，没有一个人愿意用他。

最后他在镇口的牲口市上，遇到一个熟面孔。是邻村的一个老头，姓古，以前跟周老栓一起给地主扛过长工。古老头在牲口市上给人看牲口，见柱子来了，招呼他坐下。

“柱子，我听说你的事了。苦命啊。”古老头说。

柱子点点头。

“你这腿，重活是干不了。可也不是没活路。你识不识字？”古老头问。

“上过两年私塾，认识一些。”柱子说。

古老头拍拍大腿：“那就好办了。牲口市上缺个记账的。每天来的人不少，买牛的，卖马的，都要打条子。你字写得好不好？”

“凑合能写。”柱子说。

古老头带他去见牲口市的行头。行头是个五十来岁的精明人，一看柱子的腿，皱了皱眉。古老头在旁说了一通好话，行头才勉强同意试用几天。工钱极少，只够买几个饼子。柱子答应了。

从那以后，柱子每天走五里路去牲口市上记账。他写字慢，但是工整。那些买卖牲口的多是大老粗，对他挺客气。有时候给根烟卷，有时候掰半块烧饼。柱子觉得日子有了一点盼头。

可在村里，闲话还是不断。有人说，周家那小子天天往外跑，不知道干啥勾当。有人说，他这腿少不得要连累爹娘一辈子。还有人嚼舌根，说柱子是从共军那边跑回来的，不定安了什么心。

这些风言风语，周老栓听了不少。他不说什么，只是每天晚上在院子里磨一把旧镰刀。磨得锃亮。周刘氏问他磨刀干啥，他也不说。

终于有一天，出事了。

那天下午，柱子从镇上回来，走到村口，被几个外村的人拦住了。那几个人他认识，是邻村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领头的一个叫马三旺，跟周家有过节。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为了争一块水浇地，周老栓跟马三旺的爹干过架。仇结下了。

马三旺拦在路中央，皮笑肉不笑。

“哟，这不是周家的大英雄吗？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马三旺阴阳怪气地说。

柱子站住，没说话。

“我听说你能跟阎王爷说上话，你家那几亩地，是不是拿命换的？”马三旺继续挑衅。

柱子脸色发白，拳头攥紧了。周老栓正好从地里回来，看见这一幕，快步上前。

“马三旺，你要干啥！”周老栓把柱子护在身后。

马三旺撇撇嘴：“不干啥。打个招呼。”

“滚！少在俺村口晃荡！”周老栓吼了一嗓子。

马三旺啐了口唾沫，跟几个同伴骂骂咧咧地走了。周老栓回头看看柱子。

“没事了。走，回家。”

柱子没走。他站在原地，望着马三旺远去的方向，眼神冷得像冰。

“爹，他们不会罢休的。”柱子说。

周老栓拍拍他的肩：“有爹在。谁也不敢把你咋样。”

话是这么说，可周老栓心里也清楚，这种事情，防不胜防。

那天夜里，柱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着马三旺的话，想着村里的闲言碎语，想着张顺子娘那苍老的脸。他心里头堵得慌。他回到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子，却处处感受到一种说不清的排斥。他像一根刺，扎在柳树沟的皮肉里，让所有人都觉得不舒服。

可他无处可去。这里是他家。

后半夜，他听见院门外有脚步声。很轻，像猫。他警觉地坐起来。脚步声停了。过了几息，又响起来，渐渐远去。他下了炕，走到门口，从门缝往外看。月光下，一个黑影在土路上晃了一下，消失了。

柱子站了很久。他的背心已经被冷汗浸湿了。

第二天一早，他推开门，看见院门口的地上，扔着一把生了锈的杀猪刀。刀尖上绑着一块黑布条。

那是当地的习俗。给“死人”送刀，意思是，该死的就不要再回来。

周老栓看见那把刀，气得浑身发抖。他抄起刀就要去找马三旺，被柱子拦住了。

“爹，没用。去了他们也不会认。”柱子说。

周老栓把刀扔在墙根下，喘着粗气。

周刘氏在屋里又哭起来。这个家，好不容易把儿子盼回来，却没能过上一天安生日子。

第六章 风波再起

临近年关，天气越来越冷。柱子的腿伤在阴冷天气里越发疼痛，走不了远路。牲口市上的活计也断了，行头说年底牲口少，用不着记账。柱子只好待在家里，帮周刘氏编柳条筐。他的手虽然没力气，编得慢，但能编。一个筐能卖半升小米。

腊月二十三，小年。周家没有祭灶。家里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供品，只蒸了几个杂面窝头。周刘氏在灶神像前点了三炷香，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着什么。柱子坐在门槛上，看着灶膛里的火苗发呆。

外头有人敲门。周老栓去开门，门口站着郑保长。他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人，穿着半新的灰色棉袍，戴一顶毡帽，看模样是个从城里来的。

“老栓，这是县里来的同志，找你儿子了解点情况。”郑保长说。

周老栓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了解啥情况？”他问。

那个穿灰棉袍的人上前一步，笑了笑：“周大叔，别紧张。我叫孙明，县政府民政科的。听说你家周立柱从徐州回来了，有几句话想问问他。”

周老栓把门开大一些，让两人进来。柱子从门槛上站起来，有些局促地站在院子里。孙明打量了他一下，目光在他那条瘸腿上停了一会儿。

“进屋说。”郑保长说。

几个人进了屋。周刘氏端来两碗热水，放在桌上。孙明道了谢，坐下。

“周立柱，你在国军哪个部队当兵？”孙明问。

“八十五师，具体哪团哪连，我记不太清了。打散了。”柱子说。

“你在徐州那边被俘以后，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孙明问。

柱子想了想，说：“给我治了伤，给饭吃，还发了路条让我回来。”

孙明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用铅笔往上记了几笔。他接着问：“他们有没有让你参加他们的部队？”

“没有。我说我想回家，他们就放我走了。”柱子说。

“你回来的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

柱子摇摇头：“没有。就是要饭，走路。”

孙明又问了几个问题，都是关于部队番号、被俘地点、时间节点。柱子如实回答。孙明记完后，合上本子。

“行了。情况我了解了。周立柱，你在国军部队的时间不算长，被俘后也没有参加对方部队。按照政策，你的情况属于一般被俘人员，不追究责任。不过你要记住，这段时间不要到处乱跑，以后县里可能还会找你核实。”

柱子点点头。周老栓在旁边听着，脸上的表情松弛了一些。

孙明起身告辞。周老栓要送，被孙明拦住了。走到院门口，孙明回头看了一眼柱子。

“你走回来的那条路，能不能画一画？不用细，大致方向就行。”孙明说。

柱子愣了一下，点头说好。孙明把本子撕下一页递给他，还给了他半截铅笔。柱子趴在石碾上，歪歪扭扭地画了一条线，从徐州往北，经过几个他记得的地名。孙明接过那张纸，道了谢，走了。

郑保长留了一步，对周老栓说：“以后有人问你儿子的事，你就说县里已经来查过了。别的不说，少惹是非。”

周老栓连声答应。等郑保长走了，他关上门，长出一口气。

“县里来人，不会是要把你抓走吧？”周刘氏在屋里问。

柱子安慰她：“娘，要抓早抓了。那位孙同志就是来问问。看样子，县里登记了，以后就不算黑户了。”

周刘氏半信半疑。

过了年，到了1949年春天。局势变得很快。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损失殆尽。长江以北，大部分地方都解放了。林县也不例外。新成立的区政府接管了当地的行政事务。那些保长、甲长的旧名称，一夜之间全改了，叫村长、组长。郑保长改叫郑村长了。

新政权开始清查户口，登记土地，宣布废除保甲制度。柱子的名字，被正式写进了柳树沟的户口册。那条从徐州带回的路条，也被区公所收去，换了一张新的证明文书。

柱子的处境有了些许好转。村里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躲着他了。新政府宣传破除迷信，说那些鬼啊神啊都是封建思想。虽然老人们心里未必信服，但至少不再当面说那些难听的话。

柱子也能参加一些劳动了。春耕时，他被分在互助组里干些轻活，比如撒种、看沟渠。他的腿虽然没有痊愈，但比冬天的时候好了不少，能慢慢走，也能站上一阵子。

周老栓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放下了不少。他对周刘氏说：“这回好了。咱家柱子，总算又活过来了。”

可命运再次给了这个家一记重击。

1949年5月，县里动员青壮年参加解放军，支援前线。虽然全国大势已定，但南边还有仗要打。柳树沟分了几个名额。村长郑大牛拿着名单，在村里挨家挨户做工作。

名单上没有柱子的名字。郑大牛还算公道，知道柱子腿残了，不能上战场。

可有人不这么想。村里有些人家，儿子也被抓过丁，后来死了。他们看到柱子平安回来，心里本就不平衡。现在新政府号召参军，有人便在会上说：“周立柱在国军干过，有军事经验，应该让他去。”

郑大牛没搭理这些话。可这些闲话传到周家，周刘氏吓得彻夜难眠。

“他爹，咱家柱子不会又被抓走吧？”她一遍遍地问。

周老栓抽着烟，不说话。

柱子听见了。他坐在里屋，一言不发。他想起自己从徐州走回来的那条路，想起那条腿上的伤，想起那些死去的伙伴。他不想再打仗了。他只想安安生生地种地，守着爹娘。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

有一天，区里的一个干部来到柳树沟，召集全村开会。会场设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那棵槐树有三百年了，枝干虬曲，树冠如盖。人们在树底下铺了一层麦秸，盘腿坐着。区干部站在一个石碾上，讲了许多关于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的道理。柱子站在人群后头，听得很认真。

散会后，区干部叫住了柱子。

“你就是周立柱吧？从徐州走回来的。”区干部说。

柱子点点头。

“我听说过你的事。你是个有韧性的人。你愿意出来做点事吗？村里成立了农会，需要一个能写会算的人帮忙。你不用去前线，就在后方做点工作。”

柱子犹豫了一下。

“我怕我干不好。”柱子说。

区干部笑了：“你走几百里路能走回来，这点事算啥？我看你行。”

柱子回头看看周老栓。周老栓朝他点了点头。柱子说：“那我试试。”

从那以后，柱子成了柳树沟农会的文书。他的工作是登记各家各户的土地、人口、牲畜，还有分发上级下达的通知。他写字不快，但认真。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村里人慢慢开始接受他。他们发现，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年轻人，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可怕。他说话不多，做事踏实，对谁都客客气气的。

七月的一天，柱子正在农会屋里整理账册，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吵嚷。他放下笔出来，看见一群人围在村口。他走过去，挤进人群。地上躺着一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衣衫破烂，身上到处都是伤疤。那人闭着眼睛，呼吸微弱。

有人认出他来了：“这不是张顺子吗！”

柱子蹲下去，仔细看了看。是张顺子。他比走的时候更瘦了，脸上的颧骨高高凸起，眼眶深陷，跟柱子刚回来时一样。柱子把张顺子扶起来，喊人端水来。有人端来一碗凉水，柱子掰开张顺子的嘴，慢慢地灌进去。张顺子呛了一下，睁开眼睛。

“顺子，顺子，是我，柱子。”柱子叫他。

张顺子的目光慢慢聚焦，认出了柱子。他张了张嘴，发出微弱的声音：“柱子……我……我回来了……”

柱子的眼泪下来了。他抱起张顺子，往张顺子家走。张顺子的娘闻讯赶来，看见儿子这副模样，当场瘫倒在地。邻居们七手八脚地把张顺子抬进屋里。柱子帮不上忙，站在院子里，听着屋里传来的哭声。

他站了很久。

张顺子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他是从南边逃回来的。被抓走后，他被编入国军，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淮海战役中被俘，被释放后往家走。他走了整整半年。在路上得了重病，差点死在半路。他比柱子还惨，回家的路上被野狗咬过，身上留下好几处伤疤。

柱子去看他。张顺子躺在炕上，高烧不退。柱子把自己的被子拿来，给张顺子盖上。张顺子娘流着泪说：“柱子，谢谢你了。要不是你，顺子怕是回不来了。”

柱子摇摇头：“婶子，别这么说。顺子是我兄弟。”

张顺子在家躺了一个月，才慢慢好起来。这期间，柱子经常去看他，给他送些吃的。虽然周家自己也紧巴，但周刘氏总说：“顺子那孩子更可怜。他爹都死了，他娘一个人……”

一个月后，张顺子能下床了。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周家，给周老栓和周刘氏磕了三个头。周刘氏连忙扶他起来。

“顺子，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张顺子哭着说：“叔，婶，没有柱子哥，我这条命就没了。”

柱子在旁边说：“顺子，别哭了。你回来了，好好过日子。等腿好了，还能干活。往后有啥难处，来找我。”

张顺子点点头。

那个夏天，柳树沟的两个“死人”都活着回来了。这件事在十里八乡传为奇谈。有人说，这俩小子命真硬。也有人说，老天有眼，可怜他们的爹娘。不管怎么说，柱子和张顺子的回来，让村里那些还在等儿子的人家，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张顺子后来也加入了农会，跟柱子一起干些抄抄写写的活。两个同病相怜的年轻人，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聊那些年在外面受的苦，聊回家的路，聊以后的日子。柱子话多了一些，张顺子也能开几句玩笑了。

周老栓看着儿子脸上的笑容，终于彻底放下心来。他知道，他的柱子，真的回来了。

第七章 旧账清算

1949年秋天，村里开始划阶级成分。这是新政府推行的一项重大政策，目的是划清农村的阶级界限。柳树沟成立了贫农团，由村里的贫苦农民组成。柱子是贫农，又当过兵，识文断字，被推举为贫农团的记录员。

划成分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全村每一户都要评议，根据土地的多少、劳动状况、剥削程度，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几个等级。那些长期欺压乡里、雇工剥削的地主，被列为斗争对象。

柳树沟最大的一户地主姓魏，叫魏宝财。魏家祖上就是大地主，有地三百多亩，骡马成群。魏宝财本人曾经当过保长，跟县里的权贵有来往。抓丁那会儿，魏宝财家出了钱，儿子就没有被抓走。这件事村里人心里都有气，只是过去不敢说。

如今风向变了。贫农团召开大会，发动群众揭发魏宝财的罪行。人们一开始还有顾虑，后来有人带头，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有人控诉魏家强占土地，有人控诉魏家放高利贷，有人控诉魏宝财打骂佃户。柱子在旁边记录，笔尖飞快地在本子上划动。

会场气氛越来越激烈。有人喊：“让魏宝财出来！”

魏宝财被带上来。他穿着长袍马褂，头发花白，脸上红扑扑的，养得肥头大耳。他站在人群中央，眼睛扫了一圈，嘴角微微撇着，似乎并不把这些穷苦农民放在眼里。

这个表情激怒了众人。一个老汉冲上去，扯着魏宝财的衣领，涕泪纵横地说：“魏宝财！你逼死了我爹！我爹欠你三斗粮，你逼他大冬天去给你家刨井。他摔死在井里，你连个棺材都没给！”

又一个妇女哭诉：“我男人给你家扛活，摔断了腿。你不给治，反说他是装病。腿烂了，人没了。魏宝财，你偿命！”

柱子在旁边听着，手里的笔停住了。他的脸色发白。他不知道，这个看起来体面的老地主，背后竟有这么多血泪账。

魏宝财开始还在狡辩，后来看众人的情绪越来越激烈，也有些慌了。他弯下腰，做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乡里乡亲的，有话好说。我魏家是有些家业，可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话音未落，一块土块砸在他脸上。接着，更多的人冲上去，拳打脚踢。场面一时有些失控。柱子想上去拦，被张顺子拉住了。

“柱子，别管。这是阶级仇。”张顺子说。

柱子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站了出来。

“乡亲们！先停一停！”他提高嗓门喊。

人群慢慢停下来，看着柱子。柱子的声音有些抖，但他努力稳住。

“同志们，我们是要清算魏宝财的罪恶，不是随便打他。打死了，连累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把他交给政府，依法处理。”柱子说。

有人不听，还想动手。贫农团主席是个老贫农，姓宋，大家都叫他宋老根。他站出来，把柱子的话重复了一遍，又加上自己的道理。人群这才慢慢散了。

魏宝财瘫在地上，满脸是血，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求饶的话。

这次大会以后，魏宝财被押送到区里关起来。他的财产被查封，土地被没收分配。柳树沟的穷人们分到了地，分到了粮食，分到了农具。周家也分到了一亩半水浇地。周老栓站在那块地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咱家的地了？”周刘氏问。

“是。是咱家的了。”周老栓说。

柱子在旁边看着，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了那些年在国军部队的日子，想起那些跟着长官跑、替地主老财卖命的兄弟。他们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为啥而战。现在他好像有点明白了。

那年冬天，村里成立了民兵组织。柱子因为腿残，没有参加民兵，但他继续在农会里工作，负责丈量土地、登记造册。这工作很重要，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柱子不敢马虎，每一亩地都要亲自量过。他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在田间地头奔走。有时候一天走下来，左腿肿得像馒头。晚上回家，周刘氏一边给他热敷一边掉眼泪。

“歇歇吧，别把命拼了。”周刘氏说。

柱子笑笑：“娘，这是在给咱自己办事。我心里踏实。”

周老栓坐在一边抽旱烟，看着儿子，眼里有光。

1950年春，县里开了一个会，表彰一批在土地改革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柱子的名字也在其中。他接过一张奖状，上面写着“土地改革工作模范”。柱子拿着那张奖状，站在台上，脸涨得通红。台下乡亲们鼓掌。他往台下看了一眼，看见周老栓在最后一排，坐得笔直，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

那是周老栓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天。

可柱子的心并没有完全安稳下来。他总觉得，那些在徐州死去的兄弟、那些被炮火撕碎的生命，不应该被忘记。他想起那个替他死的战友，想起战场上那些无名尸体，想起一路上看到的流离失所的难民。他活下来了，可那些死去的人，还有谁会记得他们？

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他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不是给别人看，只为了自己。为了那些不能开口的人，留一份真实的记录。

第七章结束，有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第八章。

第八章 地下档案

柱子在农会的工作，让他接触到不少旧档案。1949年冬天，县里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文件清查工作。各村的保甲文书、户籍册、征收赋税账目，凡是没有烧毁或者藏匿的，统统要收集起来，上交区政府。柱子负责清理柳树沟的这批材料。

他在村公所后头一间废弃的柴房里，找到了一口旧木箱。木箱上了锁，锁锈死了。他找来一把柴刀，把锁砸开。箱子打开，一股霉味扑鼻而来。里头堆放着一叠一叠发黄的纸张。他翻了翻，全是早些年的保甲登记册、地亩清册、抽丁名册。他正要往下翻，手指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抽出来，是一个油布包裹。

柱子解开油布。里头是一本毛边纸装订的册子，封面上没有写字。他翻开来看，密密麻麻的小字，全用毛笔写成。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庄稼人写的。他细细读了几页，明白了。这是村里某任保长记下的私账。从民国三十三年到民国三十六年，三年间，村里被抓壮丁的人家，谁家出了多少钱粮，谁家卖了牛，谁家拆了房，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柱子一条一条地看下去。那些名字熟悉而又陌生。王大奎，交粮五斗。李满仓，出洋三块。赵宝根，卖田二亩。张水根，卖牛一头。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辛酸往事。他翻到一页，停住了。

那一页上，用朱笔画了一个圈。圈里写着：“周老栓，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初三，其子周立柱被征。当交征丁米三斗，折洋六块。该户贫甚，实收洋二块，余欠。”

柱子盯着这行字，手微微颤抖。他记得那天。抓丁的那天。爹求遍了所有能求的人。他当时以为，只是去求个情，说了几句好话。他不知道，背后还有这些实实在在的交易。二块大洋，对周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家里唯一一头猪卖了，意味着把攒了几年的粮食全拿出来，意味着爹娘半年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

柱子的眼睛湿了。他继续翻。接下来一页，又出现了他爹的名字。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五，周老栓来报，其子周立柱在徐州当兵，来函索要盘缠。当交洋二块。该户无力，只交五角。余欠。”

这次柱子的眼泪止不住了。他完全不知道，爹在背后替他打点过，想过办法。他以为爹只会抽旱烟，只会说几句硬邦邦的话。他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老汉，在儿子走后，一次次地去找保长，去求那些能说上话的人。

他合上册子，坐在地上，哭了一会儿。没有声音，只是眼泪流。

后来他跟周老栓提起这事。周老栓正在院子里劈柴，听他问完，斧头停在半空。

“你咋知道的？”周老栓问。

“我在村公所的旧箱子里找到一本账。”柱子说。

周老栓把手里的斧头放下来，拿起烟锅，慢慢装着烟叶。

“那二块大洋，把你娘陪嫁的一对银镯子卖了。”周老栓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柱子没说话。他想起那对银镯子。娘一直收在一个旧木匣子里，用红布包着。小时候他见过几次。娘说，等她死了再传给他媳妇。可后来他离家以后，就再也没见过。

周刘氏从屋里出来，听见了。

“卖了就卖了。人比啥都金贵。”周刘氏说。

柱子上前，把周刘氏扶着坐下。他蹲在娘身边，头靠在她膝盖上。

“娘，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们。”柱子的声音闷闷的。

周刘氏轻轻拍着他的头：“傻孩子，你活着回来，就是最大的孝顺。”

周老栓在旁边看了娘俩一眼，转身继续劈柴。斧头砍在木头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那声音很有力气，像在跟过去那些苦日子作别。

后来柱子把那本私账整理好，交给了区里的工作队。他说，这东西应该作为材料，反映旧社会抓丁的罪恶。区里的干部看了看，说这东西很有价值，可以作为阶级教育的素材。他们又问了柱子一些问题。柱子把自己从被抓丁到徐州、被俘到回来的经历，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区干部听完，感叹道：“周立柱同志，你这个经历，本身就是一本活教材。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经历写下来？我们正在编印内部材料，你可以投稿。”

柱子有些犹豫。

“我不太会写。”他说。

“不要紧，你口述，我们记录整理。写好后你签字确认。”区干部说。

柱子答应了。几天后，区里派了一个叫刘文彬的文书来找他。刘文彬三十出头，戴一副眼镜，说话轻声细语。他跟柱子面对面坐着，柱子在屋里，他在院里，中间隔着一张旧方桌。柱子说，他记。

柱子从被抓丁那日说起。说爹在地里干活，保长带着乡丁从地头走过来。说自己跪在地上给爹娘磕头。说在新乡兵营里差点逃跑。说坐闷罐车到徐州。说在碾庄看着炮弹落下，李老四逃跑，自己倒在弹坑里等死。说被救起，在野战医院醒来。说走了三个月，一路要饭回到柳树沟。

柱子说得很慢，不时停下来喘气。刘文彬的笔飞快地在本子上记录。他不打断，只是偶尔抬起头来看看柱子。他看到柱子脸上那种混合着痛苦与释然的神情。那神情，像是从很深的水底浮起来，透了一口气。

柱子说完了。他沉默了好一阵。

“刘同志，我有个请求。”柱子说。

“你说。”

“李老四的事，不要写。他丢下我跑了，这事不光彩，可人已经回来了，我不想再翻旧账。”

刘文彬想了想，说：“好。我不写李老四，只写你个人的经历。这样处理更稳妥。”

柱子点点头。

十天后，一份用蜡纸刻印的小册子送到了柳树沟。册子的封面上印着“翻身农民的血泪史，第一辑”。柱子打开看，里面有几篇文章。他的那篇标题是：“死里逃生，回到人民的怀抱”。文章不长，只有三千多字，但每一段都写得很实在。柱子的名字写在标题下面，黑体字，方方正正的。

周老栓看完以后，把册子放在灶台上。他抽着烟，沉默良久。

“写得行。”他说了三个字。

周刘氏不识字，让柱子念给她听。柱子念了。念到给爹娘磕头那一段，周刘氏又哭了。念到自己在弹坑里等死，周刘氏一把抓住柱子的手，抓得紧紧的，像怕他再消失一样。

“不念了不念了。”柱子合上册子。

“念完。”周刘氏说。

柱子只好继续念。最后念到他走回家，看见村口老槐树的时候，他自己也哽咽了。那棵老槐树在他心里，已经不单单是一棵树了。它是家的象征，是活下去的念想。

窗外，雪开始下了。1950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早了一些。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院里的石碾上，落在墙头的枯草上，落在篱笆上。整个村子静悄悄的。

柱子站在屋门口，伸手接住几片雪花。雪花落在手心，很快化成了水。他看着雪，想起徐州的那个冬天，想起自己躺在冰冷的弹坑里，全身发抖。那时候他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能活下来，一定要回家。

现在他回家了。家还在。爹娘还在。他也要在。

第九章 终有归处

1950年过了春节，柱子的腿已经稳定下来。虽然左腿还是瘸，但能走，能站，能骑一辆旧自行车。那辆自行车是区里奖励给他的，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铃铛不响，链条老掉。柱子把它修了又修，骑得顺手。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区公所上班。他在那里做些收发文件、抄抄写写的杂活。工资不高，但能糊口。

周老栓还是种那几亩地。多了分来的那一亩半水浇地，收成好多了。周刘氏在家里养鸡养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比前几年强了不少。

柱子每周回家一次。他总是骑自行车回来，车把上挂着一小块肉或者一包点心。周刘氏总是埋怨他乱花钱。柱子就笑，说：“娘，您甭管了。该吃就吃。以前想吃没有，现在有了为啥不吃？”

周刘氏嘴上骂着，脸上的笑却藏不住。

村里的变化也很大。土地改革以后，穷人的日子有了奔头。互助组搞得红火，柱子在区里工作，也经常回来帮忙。张顺子已经结了婚，娶了邻村一个姑娘。婚礼那天，柱子去帮忙。张顺子把他拉到主桌上，说：“柱子，你是我救命恩人。这杯酒你喝了。”

柱子接过酒杯，一口闷了。他不怎么会喝酒，呛得直咳嗽。张顺子拍着他的背，笑得前仰后合。柱子也笑了。

那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柱子在回家的路上走得很慢。他抬头看月亮，想起小时候在月下捉萤火虫。他把萤火虫装进纱网里，放在床头，看着它们一闪一闪的。那时候，他觉得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后来他才知道，平静的岁月多么难得。

1951年，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村里又开始动员青年参军。柱子的腿不适合上战场，但他被安排做后勤动员工作。他挨家挨户做工作，跟年轻人讲自己从徐州走回来的经历。他说：“我不是劝你们去送死。我是想说，有些苦，吃过以后，人就长大了。有时候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的家，为了自己的爹娘。”

有些家长不乐意，说柱子站着说话不腰疼。柱子也不生气，慢慢解释。他知道那种害怕。他知道当兵意味着什么。他知道亲人们会怎样夜不能寐，会在门口望穿秋水。他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

有一天，他去张顺子家，看见张顺子正跟他娘吵架。张顺子想去当兵，他娘死活不同意。

“你已经死过一回了！你还想让娘再死一回吗？”张顺子娘哭喊着。

张顺子看见柱子进来，像看到了救星。

“柱子，你评评理。我想参军，这不是好事吗？我娘就是不让。”张顺子说。

柱子看看张顺子娘，又看看张顺子。他拉了把凳子坐下。

“婶子，您先坐下。听我说几句。”柱子说。

张顺子娘抹着眼泪坐下了。

柱子说：“顺子想去，这是有觉悟。您不让他去，这是疼他。都对。可我寻思着，这仗不一定打到啥时候。顺子腿刚好，真上了前线，跑不动。后方也需要人。不如让他参加民兵，平时训练，有事帮忙。真要国家需要，再上也不迟。”

张顺子一听，还想说话。柱子瞪了他一眼。张顺子把话咽回去了。

最后张顺子没去成前线，留在村里当了民兵。他娘对柱子千恩万谢。柱子摆摆手，没多说什么。

日子过得很快。1952年，柱子被调到县里工作，在县供销社当一名普通职员。他离开了柳树沟，住进了县城的集体宿舍。每天工作八小时，登记物资，收发货物。日子平淡而充实。

春节回家时，他带回来一袋白面、两瓶酱油、一匹蓝印花布。周刘氏摸着那匹布，爱不释手。她说要做两件衣裳，一件给柱子，一件给张顺子。柱子笑着说：“娘，你咋不给自己做？”

周刘氏说：“我老婆子了，穿啥不行。你们年轻人要穿得体面些。”

柱子跟周老栓坐在院子里。冬天很冷，院角的水缸结了厚厚一层冰。周老栓用一把小锤子把冰敲开，从里头捞出几块冰碴子，放在手里搓着。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好多年。别人问他为啥，他说能清醒头脑。

“爹，明年我想请几天假，去一趟徐州。”柱子忽然说。

周老栓的动作停了一下。

“去徐州干啥？”他问。

“去看看那个地方。看看我那些死去的兄弟。”柱子说。

周老栓沉默了一会儿。

“能去就去吧。别耽误工作。”他说。

柱子点点头。

那晚他们父子俩坐在屋里，煤油灯的火苗很小，但很暖和。周刘氏在里间缝制衣裳，不时哼几句老调。外头北风呼啸，土墙被风刮得嗡嗡响。可屋里的人，心里是暖的。

柱子要讲的话，周老栓似乎都知道。他向来话不多，可每一句都沉甸甸的。柱子觉得，父亲像一棵老树，不说话，但一直都在。

春节过后，柱子在县城托人买了一张去徐州的火车票。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不用像处生一样被塞在闷罐车里。他坐在硬座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他走了当年那条路。徐州到了。他还记得那个车站。那时他一瘸一拐地从这里出发，身上只有几斤干粮，心里只有回家这一个念头。

他去了碾庄。那里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田野上种满了庄稼，绿油油的。炮弹坑被填平了，战壕被耕作成了田垄。只有一座纪念碑，在田野中央立着。他走过去，碑上刻着几个字，是“碾庄战役烈士纪念碑”。他在碑前站了很久。然后把带来的酒洒在碑前。酒是散装的高粱酒，从县里打来的。酒水渗进土里，很快不见了。

他又去了那个野战医院的旧址。医院早就拆了，原址上建了一所小学。孩子们在操场上跑跳，笑声传得很远。柱子站在校门外，听着那些笑声。他心里忽然松快了不少。那些死去的兄弟，也许就在这片土地下面，看着孩子们，看着新长出来的庄稼。他们不会白死。

从徐州回来以后，柱子的性格变了不少。他更安静了，也更踏实了。他不再提起那些苦难，也不再做噩梦。他开始认真考虑将来的生活。他想成个家。

周刘氏早就催他。她说村里跟他同龄的人，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柱子只是笑，不接话。他心里有个结。他怕自己的腿，怕自己没出息，怕给不了人家姑娘好日子。

可缘分来了挡不住。1953年，经人介绍，柱子认识了一个姑娘。叫杨秀兰，在县城一家缝纫社工作。人长得不算好看，但是勤劳本分，待人和气。她不在乎柱子的腿，还说：“腿脚不好算什么？人好就行。”

两人接触了几个月，彼此都满意。柱子把杨秀兰带回柳树沟见爹娘。周刘氏高兴得合不拢嘴。她做了一桌子菜，把家里仅剩的一只老母鸡也杀了。周老栓坐在主位上，话不多，但一直点头。

吃过饭，杨秀兰抢着洗碗。周刘氏不让，两人争了半天。最后一起洗。柱子站在院门口，看着屋里的情景，心里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踏实感。

同年秋天，柱子和杨秀兰在县城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没有花轿，没有吹打班子，只在供销社的食堂里摆了几桌。亲朋好友来了二十多个人。张顺子也来了，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一筐苹果。他拉着柱子的手，说：“哥，你终于成了家了。我真替你高兴。”

柱子拍拍他的肩：“你也会有这一天的。”

婚礼过后，柱子把周老栓和周刘氏接到了县城。他想让爹娘享享福。可周老栓在县城住了三天就待不住了，说没有地种，浑身不自在。周刘氏也想念村里的鸡和猪。两人又回了柳树沟。

柱子没有勉强。他知道，爹娘的根在村里。他只要经常回去看看就行。

第十章 岁月无声

1954年秋天，柱子在县城分到了一间宿舍。屋子不大，只有二十来平米，但足够他和杨秀兰住。墙上刷了白灰，窗户镶了玻璃，比老家的土坯房亮堂多了。柱子在屋里贴了一张地图，用红笔标出了从徐州到林县的那条路。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眼那张地图。

杨秀兰问他为啥贴这个。柱子说：“提醒自己，我是从那条路上走回来的。”

杨秀兰不识字，但她能理解丈夫的心思。她做好早饭，端到桌上。两碗玉米糊糊，一碟咸菜，几个杂面馒头。柱子吃得很香。

这一年，村里成立了初级合作社。周老栓入了社，把家里的地入了股。他年纪大了，干不了太重的活，社里安排他看管仓库。活不累，但清闲。他每天早上起来，先去仓库转一圈，然后在院子里抽一锅烟。日子过得简单而规律。

周刘氏养了十几只鸡，喂了一头猪。年底猪卖了钱，给柱子和杨秀兰一人做了一身新衣裳。柱子穿上新衣裳，站在镜子前。镜子里的他，比几年前胖了一些，脸上有了血色，头发理得整整齐齐。他几乎认不出自己了。

“娘，这衣裳真合身。”柱子说。

“你媳妇选的料子，我做的。她知道你怕冷，夹了一层薄棉。”周刘氏说。

柱子转头看杨秀兰。杨秀兰正在灶台边忙活，听见这话，脸红了。柱子走过去，从背后轻轻环住她的腰。

“别闹，娘在呢。”杨秀兰小声说。

周刘氏赶紧转过身，装作没看见。可她脸上的笑藏不住。

那年冬天，杨秀兰怀孕了。柱子知道这个消息时，正在单位整理文件。他放下手里的笔，半天没说话。然后他站起来，跟主任请了半天假，骑自行车回柳树沟报信。

周刘氏一听，当场就哭了。周老栓没说话，只把烟锅里的烟灰磕了磕，重新装满烟叶。他点着烟，吸了一口。烟雾升起来，模糊了他的眼睛。

“周家要添丁了。”他说了这么一句。

柱子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看天。天很蓝，万里无云。冬天的太阳白晃晃的，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他想起1948年11月7日那个夜晚。他跪在自家门槛上，爹娘缩在墙根下，吓得发抖。那时的天，比现在冷得多。那时的自己，比现在瘦得多。那时的家，比现在穷得多。

可一切都过去了。

1955年春，杨秀兰生下一个男孩。七斤二两，白胖胖的。周刘氏从村里赶来，住下伺候月子。周老栓也来了，抱着孙子，乐得合不拢嘴。他抱了一会儿，又赶紧还给周刘氏，说怕自己手粗，硌着孩子。

柱子给儿子起名叫周新生。杨秀兰说这名字好。新社会，新生活，新生命。

周新生满月那天，柱子办了几桌酒。张顺子带着老婆孩子来了。李老四也来了。李老四这些年跟柱子的关系渐渐修复了，虽然谈不上多亲热，但至少见面不尴尬。他带来了半篮子鸡蛋。

“柱子，这是自家鸡下的。给侄子补补。”李老四说。

柱子接过来，谢了。他给李老四敬了一杯酒。两人碰了碰杯，一饮而尽。

周新生周岁时，柱子带着一家三口回柳树沟。周老栓抱着孙子，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哼着一首古老的童谣。柱子在旁边看着，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爹是不是也这样抱着自己。他不记得了。但看爹现在的样子，应该是的。

周刘氏说，周老栓这些天笑得比前十年加起来还多。柱子信。

那天晚饭后，柱子和周老栓坐在院里纳凉。夏夜的院子里有很多蚊子，周老栓点起一堆艾草，青烟升起来，带着一股苦香。柱子拿着蒲扇给儿子扇风。周新生已经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

“爹，您还记得那年我回来吗？”柱子忽然问。

周老栓抽着烟锅，没说话。

“您和娘吓得不敢开门。您说，我知道你死得屈。”柱子接着说。

周老栓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出来。

“哪能不记得。那时候，真把你当成了鬼。”周老栓说。

“您当时想过没有，万一我真是鬼呢？”柱子问。

周老栓摇了摇头。

“没想过。就算是鬼，那也是我儿子。我还能把你关在外头？”

柱子沉默了。夜风轻轻吹过来，带着田野的土腥味。远处，青蛙在田里鼓噪，一声高一声低。星星在头顶闪烁着，比城里的亮。

“爹，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柱子说。

“能捡回来，就是祖坟冒青烟了。”周老栓说。

“我会好好过日子。守着这个家，守着您和娘，还有新生。”

周老栓转过头，在月光下看了儿子一眼。

“你爹我活了大半辈子，没享过啥福。可这几年，我知足了。”

柱子没再说话。他坐在那里，听着蛙鸣，听着周刘氏在屋里轻轻哼唱。那调子古老而温柔，像是从很远的过去传来的。将来，他也会这样唱给他的儿子听。有些东西，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夜渐渐深了。周老栓磕了磕烟锅，站起来。

“睡吧。明早还要起来。”

柱子抱着儿子回到屋里。杨秀兰已经铺好了炕。他把儿子轻轻放下，自己躺在旁边。黑暗中，他睁着眼。他觉得这日子平平淡淡的，却比任何时候都让人踏实。

他活着。他回来了。他有了家，有了儿子，有了新的开始。

那扇深夜敲开的门，永远地留在了1948年11月7日的夜里。从那以后，再没有什么能让他害怕了。因为他走过死荫，又回到了人间。他知道，只要家门在，只要爹娘在，这条命就有处安放。

全文完。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淮海战役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2. 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林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3. 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25辑）》，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