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我给女厂长当司机，半路车没油，她挨着我肩。说句话记到今天

97年我给女厂长当司机，半路车没油，她挨着我肩说句话记到今天

楔子

我叫赵大川，今年五十二了，在老家县城开了间修车铺，日子过得不算大富大贵，倒也不愁吃喝。铺子门口有棵老槐树，夏天一到，树荫底下能坐一整天。偶尔有老熟人路过，递根烟，蹲在树底下聊几句从前的事。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我二十啷当岁的时候，给县里毛巾厂女厂长开车那段日子。

厂子早没了，地皮盖了商场，人也走得七七八八。可那个夏天的夜晚，那辆半路没油的吉普车，还有她靠在我肩上说的那句话，像是刻进了骨头里，年月越久，反倒越清晰。那句话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话，也没改变谁的人生轨迹，可我记了整整二十九年，大概还会一直记下去。

我妈说我从小就轴，认准的事儿十头牛拉不回来。我媳妇为这事儿没少吃醋，老问我：“她到底跟你说了啥？”我每次都笑笑糊弄过去。不是不想说，是有些话，说出来就没那个味儿了。它该待在那儿，待在那个油箱见底、蝉鸣震耳的夏夜里头，待在她侧过头来，头发丝蹭到我脖子的那一瞬间。

今儿个铺子没啥生意，我泡了壶茶，坐树底下发呆，想着干脆把这段往事写下来。也不算给谁看，就当给自己一个交代。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儿，再不记记，怕真就烂在肚子里了。

一

九七年那会儿，我刚满二十三，浑身上下除了使不完的力气，啥也没有。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在县城里晃荡了两年，修过自行车，搬过水泥，给饭馆端过盘子，最后托我二舅的关系，进了县毛巾厂当了个临时工，在机修车间抡扳手。

毛巾厂那会儿正是最红火的时候，县里的纳税大户，几百号工人，三班倒，机器嗡嗡嗡地响个不停。厂长姓周，叫周玉兰，三十四五岁的年纪，长得端正，说话利索，办事更利索。厂里人都怕她，也服她。一个女同志，能把几百人的大厂管得井井有条，没点本事不行。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厂门口的大柳树下头。那天我刚下夜班，满身油污，蹲在路边啃油条，一辆黑色吉普车“吱”一声停在我跟前。车窗摇下来，露出她的脸，短发，眼睛挺亮，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口系得严严实实。

“你是赵大川？”她问我。

我嘴里塞着半根油条，愣愣地点头。

“二舅跟我说过你，机修车间的，干活踏实。”她上下打量我一番，“会开车吗？”

“会。”我把油条咽下去，“在老家开过拖拉机，三轮车也开过。”

她笑了，嘴角往上翘了一下，不是那种客气敷衍的笑，是真觉得有意思。“拖拉机跟吉普车能一样吗？”

“轮子都是圆的。”我说。

她没再说啥，关上车窗走了。我以为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结果过了三天，厂办通知我去报到，给周厂长当专职司机。工资翻了一倍，还管一顿午饭。我二舅拍着我肩膀说：“小子，机会给你了，好好干，别给我丢人。”

我那时候哪知道，这一干，就是整整四年。

二

刚开始那阵子，我跟周玉兰之间客气得很。她坐后座，我在前头开，除了“去哪”“几点回来”这种话，基本没啥交流。她忙，我也没什么话可说的。一个厂长，一个司机，身份摆在那儿，隔着一排座椅，隔着一整个阶层。

她跟传闻里一样，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去县里开会，跟那些男领导拍桌子争项目资金，一点也不怯场。去下面乡镇收原料，跟那些老油条经销商谈价格，能把人家说得哑口无言。在厂里更不用说，车间主任见了她都绕着走。

可也有另一面。有回她女儿发烧，她开完会急匆匆往家赶，路上接了电话，那头是她婆婆，说孩子烧到三十九度不退。她握着电话的手一直在抖，声音却还是稳的：“妈，别慌，我马上到，先给孩子用毛巾敷额头。”

挂了电话，她沉默了挺久，忽然问我：“大川，再开快点行吗？”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她眼圈是红的，但没掉眼泪。我啥也没说，把油门踩到底，那辆老吉普吭哧吭哧地跑起来，在县城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得跟散了架似的。到了她家门口，她下车的时候说了句“谢谢”，声音有点哑。

那天之后，她偶尔会跟我聊几句家常。问我家里几口人，爹妈身体咋样，有没有对象。我老实回答，她就听着，偶尔点点头。再后来，她去哪儿都让我跟着，有些饭局也带着我，让我坐旁边吃。那些领导带来的司机都在外头等着，就我在屋里。

有人说闲话，说周厂长对她那个小司机不一般。我听见了，心里别扭，可她该咋样还咋样，根本不往心里去。有回她直接当着几个车间主任的面说：“大川是我弟弟，你们谁也别欺负他。”那几个主任讪讪地笑，我站在她身后，脸烧得厉害。

现在想想，那大概是她护着我的一种方式。她在这个位置，太知道人言可畏，也太知道怎么用一句话堵住别人的嘴。

三

九七年夏天特别热，热得柏油路都晒化了，踩上去黏脚。那段时间厂里在谈一笔大订单，上海那边的客户，要的量很大，利润也厚，但压价压得特别狠。周玉兰带着厂里的销售科长去市里谈了好几次，每次回来都一脸疲惫。

那天又是去市里，早晨六点就出发了。我开着那辆老吉普，她坐副驾驶——那段时间她开始坐前排了，说是方便跟我说话。一路上她都在翻资料，眉头皱得紧紧的，嘴里念叨着成本核算的事。

“大川，”她忽然合上文件夹，“你说这生意咋这么难做呢？明明咱们质量不比人家差，价格也公道，可人家就是拿捏着你不放。”

我哪懂这些，握着方向盘说：“厂长您肯定能谈成，您啥时候输过。”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倒是对我有信心。”

“那可不，”我说，“厂里几百号人都指着您吃饭呢，您不能输。”

她没再接话，转头看着窗外。太阳刚升起来，光线透过玻璃照在她脸上，她眯着眼，嘴角还带着点笑意。我偷偷瞄了一眼，心里觉得这女的真不容易，啥都得扛着。

那天谈判还算顺利，对方松了口，价格涨了两个点。虽然离她的预期还有差距，但总算有了进展。回来的路上她心情明显好了不少，还哼了两句歌，好像是邓丽君的什么曲子，断断续续的，听不真切。

车开到半路，天就黑了。那段路是县道，两边都是庄稼地，玉米长得比人还高，风一吹哗啦哗啦响。路灯隔老远才有一个，昏黄黄的，照不了多远。我正专心开着，忽然感觉油门踩下去软绵绵的，车猛地顿了一下，然后发动机一阵咳嗽似的抖动，就熄火了。

“咋了？”她直起身子。

我试着重新打火，起动机干转，发动机一点反应没有。“好像是没油了。”我低头看了一眼油表，指针早到底了，可我明明记得出门的时候还有小半箱。

“我出来时候看过了，”我急了，“应该有油的啊。”

她没责怪我的意思，只是叹了口气：“可能油表不准了，这车老了。”

我从车上下来，打开引擎盖看了看，又把油箱盖拧开，拿根树枝探了探，果然，干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最近的加油站也得有十来里地。我懊恼地踹了一脚轮胎，蹲在路边直挠头。

“咋办？”她下了车，走过来站我旁边。

“我走着去前面找找有没有加油站，或者找户人家借点油。”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您就在车上等着，别乱走。”

“大晚上的，你一个人走那么远，我不放心。”她说。

“没事儿，我年轻，腿脚快。”

她没理我，转身回了车上，把车门开着，冲我说：“上来，先歇会儿，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四

我上了车，坐在驾驶座上，她坐在副驾。车熄了火，窗户全摇下来，夜风灌进来，带着玉米叶子和泥土的味道。外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远处的田埂上有点萤火虫的光，一闪一闪的。

“这大夏天的，怎么连月亮都没有。”她仰头看着天，嘟囔了一句。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头全是自责，要是出发前检查一下油表就好了，哪有司机这么粗心大意的。她好不容易谈成点成果，回来还得受这个罪。

“你别瞎琢磨了，”她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油表不准不是你的错，回头让人修修就行。”

“厂长，我——”

“叫啥厂长，”她打断我，“这会儿又不是在厂里，你叫我玉兰姐就行。”

我愣了愣，叫不出口。她比我大一轮还多，平时在我心里那就是个高高在上的领导，忽然让我叫姐，我嘴都张不开。

她也没逼我，自顾自地说：“大川，你知道我为啥选你当司机不？”

“不是二舅介绍的嘛。”

“那只是一半原因。”她侧过身，靠在了座椅靠背上，脸朝着我这边，“我观察你好几回了，机修车间那么多人，就你干活不偷懒，别人休息的时候你还在那儿琢磨机器。还有上回厂门口，你蹲那儿吃油条，看见我也没巴结，该吃吃该喝喝，挺自然的。”

我被她夸得不好意思，嘿嘿笑了两声：“我就是个粗人，不会来事儿。”

“实诚比会来事儿强。”她说，“厂里那么多人，有几个跟我说真话的？都是顺着我说，报喜不报忧。你不一样，你上回跟我说车间那台机器有异响，非让我找人看看，后来果然查出毛病来了，要是不修，过两天准出大事故。”

“那是我分内的事。”我说。

“分内的事能做好的人，不多。”她的声音低下去，像是自言自语，“我每天在厂里，听到的都是‘没问题’‘挺好的’，可我自个儿知道，问题多得是。没人跟我说实话，你算是头一个。”

我转过头看她，她靠在座椅上，侧着脸，外头有只萤火虫飞过来，在她脸旁边闪了一下，我看见她闭着眼，睫毛长长的，眉心还皱着。白天那个跟人拍桌子争项目的女强人，这会儿看起来疲惫极了，像是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松下来一会儿。

空气安静了半天，只听见玉米地里虫子在叫，吵得人心烦，可又让人觉得踏实。那种田野里特有的味道，混着车里的皮革味和她身上淡淡的洗衣粉香，一股脑往鼻子里钻。

“大川，”她忽然开口，声音轻得跟蚊子哼似的，“你靠过来点儿。”

我身子一僵，没动。

“我累得很，”她说，“让我靠一下行不？”

我慢慢地往她那边挪了挪，她偏过头，把脑袋靠在了我肩膀上。就那么轻轻一挨，跟片树叶落在肩上似的。我整个人都绷紧了，大气不敢喘，两只手攥着方向盘，攥得指节都白了。

她头发蹭着我脖子，有点痒。我闻见她头发上有股清香，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洗发水，特别好闻。她的呼吸很轻，很均匀，像是要睡着了。我的心跳得跟擂鼓似的，砰砰砰，在安静的夜里格外响，也不知道她听见没有。

过了好一会儿，她动了动，声音含含糊糊的，像是梦呓一样，说了句话。

那句话很轻很短，可每一个字都像是烙铁烫在我耳朵里，一下一下的，烫得我眼眶发酸。

她说：“大川，要是我当年嫁的是你这样的人，该多好。”

五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我僵在那儿，一动不敢动，连呼吸都忘了。她的话在我耳朵里来回转，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可连在一起，我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她没再说话，就那么靠着我，呼吸越来越平稳，像是真睡着了。我心里头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她这话啥意思，一会儿想她跟丈夫感情不好吗，一会儿又想我该不该动一下，她脖子会不会落枕。

最后我啥也没动，就直挺挺地坐着，让她靠着。肩膀麻了也忍着，腰酸了也忍着，连咽口水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吵醒她。那一会儿时间过得特别慢，慢得像是有人把钟表拨慢了，每一秒都拉得老长。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远处传来拖拉机的声音，突突突的，越来越近。那是辆拉货的老式手扶拖拉机，车斗里装着几袋化肥，开车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我把她轻轻扶起来，让她靠回座椅上，自己下了车去拦。

那大叔还挺热心，听说我们车没油了，二话没说从车斗里翻出半桶柴油，说本来要拉去浇地的，先给我们应急。我千恩万谢，把油加进去，又给了大叔二十块钱，他推辞了半天才收下。

等我回到车上，她已经醒了，坐在那儿理了理头发，表情跟平时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发动车子，发动机轰的一声响了，我松了口气，挂挡起步。

一路上我俩都没说话。我盯着前面的路，她看着窗外黑漆漆的田野。到了厂里宿舍楼下，她解开安全带，下了车，走了两步又回过头，站在路灯底下看着我。

“大川，”她说，“今天的事儿，谢谢你。”

“应该的。”我说。

她点点头，转身上了楼。我坐在车里，看着她房间的灯亮起来，才慢慢把车开回厂里的车库。那一晚上我翻来覆去没睡着，满脑子都是她靠在我肩上说的那句话。

那句话像颗石头丢进湖里，涟漪一圈一圈往外荡，荡了这么多年，愣是没停。

六

日子该咋过还咋过。第二天见了面，她还是那个周厂长，我还是那个小司机。她没再提那晚的事，我也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说不清道不明，就像那辆老吉普的油表，你知道它不准了，可你没法一下子修好。

那之后她坐副驾驶的时候更多了，有时候会跟我聊她年轻时候的事。说她十八岁就进厂当工人，从流水线上一路干到车间主任，又考了夜大，读了管理，一步步走到今天。说她刚当厂长那会儿，厂里那些老资格不服她，背后使绊子，她硬是咬着牙扛过来了。

“有时候想想，也不知道图啥，”她说，“累死累活的，家里也顾不上。”

她说起家里，话就少了。我隐约知道她丈夫在县里另一个单位上班，是个不大不小的干部，两人感情一般，常年各忙各的。她女儿跟着奶奶住，她一个星期也见不了几面。

有一回她喝了点酒，我送她回家，路上她忽然说：“大川，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总得缺点啥？你有这个，就没那个，老天爷不会让你啥都占全了。”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就说：“您想要的，肯定能挣来。”

她笑了笑，没再往下说。

还有一回，厂里发年终奖，她给我包了个大红包，比别的司机多了一倍。我推着不要，她脸一板：“拿着，这是你应得的。这一年你跟着我东跑西颠，没少受累，过年回家给爹妈买点东西。”

我接了红包，心里头热乎乎的。回了家我妈问发多少，我说了数，我妈吓了一跳：“你们厂长对你这么好？没别的意思吧？”

“能有啥意思，”我把红包往桌上一搁，“人家就是看我干活实在。”

我妈撇撇嘴，没再说什么。

那两年，要说我心里一点想法没有，那是假的。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天天待在一起，她又时不时跟我说些掏心窝子的话，搁谁谁心里不起波澜。可我知道分寸，知道啥事能想啥事不能做。她在我心里，先是厂长，再是姐，别的，连想都不能多想。

七

九八年秋天，厂里出了件大事。上海那个大客户突然撤单了，说是找到了价格更低的供应商。厂里几百号人等着开工，仓库里积压了一大批货，资金链眼看就要断了。

那段时间周玉兰整个人瘦了一圈，天天往外跑，找关系，拉订单，夜里回来得越来越晚。有回凌晨两点我去接她，她从饭局上出来，走路都有点晃，我赶紧扶住她。

“大川，”她靠着我胳膊，声音哑得厉害，“我是不是不行了？”

“谁说的，”我扶她上车，“您肯定有办法。”

“这回不一样，”她闭着眼，头靠着车窗玻璃，“人家是铁了心要整咱们。隔壁县新开了个厂，挖走了咱们两个销售骨干，连客户名单都带走了。”

我心里一惊，这事儿厂里还没传开，她要是不说，我根本不知道。

“那咋办？”我急了。

她睁开眼，看了我一眼，忽然笑了：“你急啥，我还没倒呢。”

那一笑，跟从前一样，又倔又亮，像是黑夜里头点着了一根火柴。

后来她真把事儿扛过去了。找银行贷了款，又亲自跑到省城去谈新客户，连着去了五趟，终于拿下一个大单。厂里的机器重新转起来那天，她在车间门口站了半天，看着那些机器轰鸣着运转，一句话没说。

我站在她后头，看着她的背影，觉得这人真是铁打的。可我也看见她抬手擦了一下眼睛，就那么一下，很快，要不是我一直盯着，根本注意不到。

那天晚上她让我早点回去，说不用送了，她自己走回去。我不放心，远远跟着，看她一个人走在路灯底下，影子拉得老长，瘦瘦的一条，风一吹，好像随时能倒。我一直跟到她家门口，看她进去了，才转身走。

八

两千年的时候，厂里开始走下坡路了。市场变化快，民营小厂遍地开花，毛巾这行门槛低，竞争越来越激烈。周玉兰再能干，也架不住大环境不行。县里想把厂子改制，引进外面的资金，她跟上面谈了好几次，条件谈不拢，僵在那儿了。

那段时间她老发脾气，车间里一点小毛病都能让她拍桌子。底下人躲着她走，只有我还跟着她，该去哪去哪。有一天她从县里开会回来，在车上沉默了一路，到了厂门口，没下车，让我把车开到河边去。

那条河在厂子后面，河堤上种了一排杨柳，夏天的时候绿荫荫的，她偶尔会去那儿走走。那天已经是深秋了，柳叶落了大半，河面上漂着一层黄叶，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她下了车，站在河堤上，看着对岸的厂房。烟囱还冒着烟，可那烟细细的，没精打采的，不像前几年那么粗那么壮。

“大川，”她背对着我，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厂子可能要卖了。”

我没说话，走近了两步。

“我拼了这么多年，”她说，“到最后还是保不住它。”

“您尽力了。”我说。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掉下来。她抿着嘴，使劲儿抿着，嘴角往下撇，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女孩。我看着她那样，心里头酸得厉害，想说点啥安慰她，可嘴笨，啥也说不出来。

她走过来，站在我跟前，抬起手拍了拍我肩膀。

“大川，”她说，“你也该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了。不能给我开一辈子车。”

“我……”我张了张嘴，想说我不走，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知道她说得对，厂子要是卖了，司机这个位置肯定保不住，我总得吃饭。

“你要是愿意，”她说，“我帮你问问别的厂子，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不用，”我说，“我自己能行。”

她看了我一会儿，点了点头。

那天在河堤上站了很久，风越来越大，把她头发吹得乱糟糟的。她没打理，就那么站着，看着对岸的厂房，直到天快黑了才说：“走吧，回吧。”

九

两千年年底，厂子正式改制，被南方一家企业收购了。周玉兰不再当厂长，调到了县里的经贸委，算是个闲职。她走那天，厂里好多工人都来送她，有人哭了，她挨个握手，笑着说以后还在一个县里，又不是见不着了。

我开着那辆老吉普送她去新单位报到。路上她忽然说：“大川，这车以后归谁了？”

“说是新厂长的司机开。”我说。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到了经贸委门口，她下了车，绕到驾驶座这边，弯腰看着车窗里的我。

“大川，”她说，“你以后有啥打算？”

“先干着呗，”我说，“不行就回老家种地。”

她笑了，笑得跟当初在厂门口问我“拖拉机跟吉普车能一样吗”的时候一模一样，眼睛弯弯的，嘴角往上翘。

“你呀，”她说，“开车稳当，做人更稳当。到哪儿都错不了。”

她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上头写着一个电话号码。“这是我的新号码，有啥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我接了纸条，折好放进口袋。“玉兰姐，”我说，那是头一回当着她的面叫出口，“你以后也好好的。”

她愣了一下，眼圈忽然就红了。她赶紧别过脸去，摆摆手说：“走吧走吧，路上慢点开。”

我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站在那儿，风把她的头发和围巾吹起来，她抬起手拢了拢，然后转身走进了那个大院子。我盯着后视镜看了好一会儿，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拐角，才把视线收回来。

那辆老吉普吭哧吭哧地往前跑，我握着方向盘，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

十

后来我没去别的厂子，用攒下的钱在县城开了个修车铺。铺子不大，就两间门面，一开始生意冷清，慢慢地靠手艺和实在劲儿攒了点口碑，日子算是立住了。

二十五岁那年，我妈托人给我说了门亲事，姑娘叫刘红，在药店上班，人实在，长得也周正。我见了两次，觉得行，就定了下来。结婚那天，我给周玉兰打了个电话，她在那头笑着说：“大川都娶媳妇了，时间过得真快。”

“玉兰姐，”我说，“你要有空，来喝杯喜酒。”

她顿了顿，说：“那天我正好要去省里开会，去不了。礼金我让人捎过去了，你别嫌少。”

我说不用不用，她说必须给，算是当姐的一点心意。后来她真托人送来一个红包，我拆开一看，里头两千块钱，九九年那会儿，不是个小数目。我拿着那沓钱，在铺子里坐了半天，心里头说不出啥滋味。

再后来，我偶尔会在县里碰见她。她调到了市里，不常回来。有回我在菜市场碰见她妈，老太太还认得我，拉着我说了半天话，说她女儿现在忙得很，升了官，更不着家了。我说那好啊，老太太叹了口气，好啥呀，一个人孤零零的。

我没接话，帮老太太拎着菜篮子送她回了家。

还有一回，我在路口等红灯，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开过去，后座坐着个女的，侧脸很像她。我想追上去看看，可绿灯亮了，后面的车按喇叭催我，我一脚油门，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十一

今年我五十二了，铺子还在开，头发白了一半，肚子也起来了。刘红老说我胖了，让我少吃点油腻的，我不听，该吃吃该喝喝。闺女在省城上大学，学的是设计，说是毕业了想进大公司。我嘴上说随你，心里头挺骄傲的。

前几天收拾老物件，从一个铁盒子里翻出那张纸条，上头电话号码的笔迹都模糊了，蓝黑墨水洇开，成了一团。我捏着那张纸条看了半天，又把它折好放回去了。

刘红在旁边扫地，瞥了我一眼：“又是那个女厂长的？”

我没吭声。

她也没追问，这么多年了，她早习惯了。只是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坐起来抽根烟，她迷迷糊糊地问我想啥呢，我说没想啥，想以前的事儿。她就翻个身，嘟囔一句“又想你那玉兰姐了吧”，然后接着睡。

其实我也说不清自己在想啥。那晚车没油的事儿，我跟谁都没细说过，包括刘红。那句话我记了二十九年，可我从没跟任何人复述过它。不是见不得人，是有些话，说出来就轻了。

它得沉在那儿，像那辆老吉普熄火之后沉在夜色里一样，沉在那个玉米地中间的县道上，沉在她靠着我肩膀的那个瞬间里。那句话是属于那个晚上的，属于那个疲惫的女人和那个手足无措的小伙子的，属于蝉鸣、萤火虫和柴油味的。

十二

昨儿个傍晚，铺子快关门的时候，门口停了辆黑色轿车。我正弯腰收拾工具，听见有人敲了敲玻璃门。

我抬头一看，门口站着个女人，六十岁左右的年纪，短发白了大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身板挺得直直的。她冲我笑了笑，嘴角往上翘，那个弧度，我再熟悉不过了。

“大川，”她说，“还认得我不？”

我手里的扳手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她走进来，环顾了一圈我的铺子，墙上挂着各种扳手钳子，角落里堆着轮胎，地上有油渍，空气里是机油和橡胶的混合味道。她也不嫌，在凳子上坐下来，看着我笑。

“你这铺子，”她说，“跟你人一样，实在。”

我赶紧给她倒了杯茶，手有点抖，茶水洒出来一些。她接过去，吹了吹浮面的茶叶，喝了一口。

“玉兰姐，”我嗓子有点紧，“你咋找到这儿来了？”

“我退休了，回来住一段。”她说，“前两天碰见你二舅，说你还在老地方开铺子，我就过来看看。”

她比从前老了不少，脸上有了皱纹，手背上也有斑了，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看人的时候带着笑意，跟从前一样。

我们聊了一会儿，聊各自的孩子，聊这些年的变化，聊县城的马路宽了，厂子那块地盖了商场。谁也没提那晚的事儿，可我知道她也记着呢，因为她坐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大川，你还开车不？”

“开，”我说，“不过现在是给别人修车，自己不怎么开了。”

她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着我。

“那年的吉普车，”她说，“后来我听说被报废了。”

“嗯，”我说，“老车了，该退了。”

她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摆摆手走了。我站在铺子门口，看着她上了那辆黑色轿车，车慢慢开走，拐过街角，不见了。

天快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黄的光照在柏油路上。我蹲在门口的老槐树底下，点了根烟，吸了一口，吐出去，烟雾散在晚风里。

那句话又浮上来了，清清楚楚的，跟昨天刚听见似的——

“大川，要是我当年嫁的是你这样的人，该多好。”

我把烟掐灭了，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转身回了铺子。刘红正好打来电话，问晚上想吃啥，我说随便，她骂了我一句“没追求”，挂了电话。

我站在铺子里，看着墙上那一排排工具，摸了摸那辆老吉普唯一剩下的东西——一块我偷偷拆下来的仪表盘玻璃，一直搁在工具箱最底层，擦得锃亮。玻璃上映出我的脸，老了，糙了，可嘴角是往上翘的。

有些话，不用回答，也不用结果。它就是一句话，一个瞬间，一个夏天的夜晚，一个人靠着另一个人的肩膀，说了句真心话。记到今天，大概还会记到明天，记到再也记不住的那一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