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门：一起跨省债务纠纷暴露的“隐性立案难”

今日法声|深度调查

2026年8月，河南林州的暑气正盛，但让兴隆铸业有限公司更焦灼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一起债务诉讼。7月9日，该公司代理人任晓东向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请求判令两家陕西本地企业偿还债务。然而，从立案庭的“补充证据”要求，到长达近一个月的“盲盒式”调解，再到最后被告知“排队立案需一年”——这起普通的民商事案件，犹如陷入泥潭，撕开了司法实践中一道隐秘的伤口。

立案“三道关”：从审查到调解再到排队

案情并不复杂。原告河南林州市兴隆铸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陕西东风车轿传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动铭车辆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债务纠纷，原告方持有基础证据，能够明确证明欠款事实与数额。

第一关：越界的审查。

早在2025年9月，原告代理人就曾到耀州区法院立案。彼时，立案审核人员要求补充“来往票据”。面对这一要求，代理人当场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起诉只需符合“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法院管辖”四项条件即可。证据的充分性，即“胜诉权”的证明力，本应在审理阶段通过举证质证来解决，而非立案庭的“初查”门槛。立案庭的角色是程序上的“守门人”，而非实体上的“审判官”。将“来往票据”这类实体证据作为立案的前置条件，实质上混淆了立案审查与实体审理的界限。

第二关：失焦的调解。

今年7月9日，原告补充材料后再次递交。法院并未直接立案，而是安排了调解。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要求，对调解不成的，应当依法及时予以审理裁判，坚决杜绝强制调解、久调不决、以调压判等违反调解自愿原则的情况。然而，从7月9日到8月3日，原告在漫长的等待中未收到任何调解进展。当原告主动联系负责调解的赵姓工作人员时，得到的答复是“调解不了，现在排队立案”。这种“先调后立”且信息不透明的做法，不仅让调解制度“空心化”，更成了拖延立案的挡箭牌。

第三关：离谱的排队。

如果说前两道关尚有制度外衣，最后的“排队论”则彻底暴露了司法供给的捉襟见肘与程序正义的缺失。当被问及立案需要多久，工作人员称审判庭目前立的案子是去年五六月份的，这意味着原告可能需要等待一年之久。然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白纸黑字规定：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将案件积压归咎于“案多人少”，并不能成为违反法定审限的豁免理由。司法效率是公平正义的组成部分，“迟到的正义”对于亟待资金周转的民营企业而言，无异于司法程序上的“冻结”。

法律的天平岂容“地方化”倾斜？

本案中，原告为河南企业，被告为陕西企业。在立案环节遭遇的远超常规的“刁难”，很难不让当事人及公众产生合理怀疑：这是否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

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曾在公开场合强调，要坚决惩治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行为，严防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最高法院印发的《关于坚持严格公正司法规范涉企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也明确要求，严禁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或者出于趋利性目的，对涉企案件扩张管辖、人为制造异地管辖。虽然本案不涉及管辖权的异地争夺，但立案环节的消极不作为——以“补充证据”刁难、以“诉前调解”拖延、以“排队”敷衍——本质上形成了一道针对外地企业的隐形诉讼壁垒。

当司法权在地方财政、人事任免的影响下产生“属地倾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便面临被架空的风险。法院不应当是本地企业的“护城河”，而应是定分止争的公器。

“有案必立”不应只是一句口号

自2015年立案登记制改革以来，“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要求深入人心。但耀州区法院的做法表明，在某些地方，形式上的“立案登记”虽未被拒绝，但实质上通过增设门槛、前置调解、漫长排队，让立案变得遥遥无期。

根据最高法《关于在审判工作中促进提质增效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不得径行裁定不予受理，更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立案。如果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不符合实体法律规定，那也应当是在立案之后的审理阶段通过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来处理，而非在立案庭门前将当事人拒之门外。

所谓“排队一年的积案”，或许揭示了耀州区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但这不能成为违反程序法的正当理由。司法资源的调配、繁简分流的优化、乃至诉源治理的推进，是法院内部管理的课题，其成本不应由行使合法诉权的当事人来承担。

最后的思考

兴隆铸业的遭遇，是当下众多中小企业在异地诉讼中面临困境的缩影。当原告因一年多的立案等待而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时，无论最终判决几何，程序上的迟滞已然消耗了其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司法实践应有温度。最高人民法院三令五申严防地方保护主义、保障民营经济，这不应仅停留在文件传达中，而应体现在每一次立案审核、每一次调解告知、每一份受理通知书中。铜川耀州区法院需要回应的不仅是一个企业的立案诉求，更是对于为何敢于将法定七日的立案期限延宕为一年的拷问。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之母，当立案的大门因人为原因而狭窄难入时，公平正义的第一道防线便已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