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招吧，这是我作为编辑的“方法”

电影《百元之恋》

当一只玩偶陪伴在你床头十年，你会想象它拥有生命吗？当一株小小的盆栽跟随你搬家几次，始终倔强地活着，你会不会觉得它跟你有某种神奇的联结？当一个编辑，与一本书有着近十年的缘分，对他来说，这本书，会是怎样一种存在？

作者之一的吴琦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对谈》的引言中提及编辑罗丹妮时说：“她完全超越了一般编辑对于一本书的投入和付出，不仅为它找到了最合适的出版形态，更将自己对于当代社会和公共话语的思考，加入到对话中来。”

从 2017 年开始筹备这本书，到 2020 年正式出版，再到 2026 年五周年增订版的完成，对罗丹妮而言，《把自己作为方法》不仅是阶段性的编辑成果，更是她作为一名编辑的“工作手册”。策划新版时，她思考的也不只是寻求出版策略上的最优解，还有如何回答自己的切身之问，其中不乏对时下行业现状和个人工作的反思。

正因如此，《把自己作为方法》五周年增订版的起点不是纪念，而是直面这本书所激起的讨论、误读与实践，是对最初所提出问题的一次回望。2020 年之后，项飙与吴琦在中国北京、德国哈勒继续对谈，新增的五万字访谈继续关注附近、内卷、共同焦虑等议题的新进展，并继续追问：在这个日渐收缩的社会中，还有怎样的研究与行动空间？

今天单读分享罗丹妮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对谈》五周年增订版上市时写就的编辑手记。她用真诚的文字带领我们走入这本书的出版历程，以及编辑所面对的世界。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增订版）

全新上市

以编辑作为方法，

进入这个世界

撰文：罗丹妮

从 2020 年到 2026 年，《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下文简称《方法》）一直都是我的“问题之书”，也是我的“答案之书”。它既是我编辑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事实上又在不同阶段质疑、挑战并且重新定义我对这份工作的理解。它如同一个少年，莽撞、热忱，纵身一跃来到我的面前，带给我从未想到的欢欣、赞许、批评，以及更多的机会、关系还有可能性。他向着我们不曾预料的方向野蛮生长，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并且继续影响着我，如同我身边的每一段亲密关系一样。他一直在我身边发问：“自己”到底重要不重要？要把自己放到哪里去？当编辑作为我的职业，构成我面对这个世界很大一部分“自己”时，我要怎么找到一个合适的、与这个世界共处的方式？

01

回望是再一次的自省，

而不仅是纪念

《方法》出版后不到三年，就有出版机构提出新版重做的思路。纪念版、经典化、打破已有的读者圈层，找到下沉市场、开拓新的潜在读者……提出了不少新思路、新打法。而我跟吴琦还有单读的编辑们则迟迟无法进入状态，用了很长时间、很多精力在消化《方法》出版后来自各方的声音，努力在人群中辨识那个纵身一跃之后被穿上了眼花缭乱的衣服、戴着各色饰品的少年。

特别是当“把 ✕✕ 作为方法”成为流行一时的句式，被广泛使用，出现在许许多多沙龙、论坛、展览上；以及，“自己”“方法”两个词越来越多地单独抽离出来，要么是一个个以我为起首的问句、感叹句，要么是只强调“方法论”“途径”的有效性的攻略之谈，我们都对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可以说，《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出版，带给我和吴琦的是新一轮的反思，甚至是对自己的一种彻底质疑。五年间，这少年推着我们跟着他往前走，他一年一岁地成长，逼着我们重新思考跟他的关系，不断回到最初的起点。就像吴琦在增订版的“序言”中所说的：

一开始当我们说“把自己作为方法”，不论在个人还是分析的层面上，背后的动力都首先来自一种边缘感。我们感受着各自行业内部的困境和壁垒，也共情于周遭 在“上行”的旋涡里挣扎的人，在社会阶梯中遭遇阻碍甚至被阻止的人、被经济发 展换算为代价的人、秩序里的异类、被限定而不是被解放的青年等等，于是才想问，何以至此？非此不可吗？

电影《小偷家族》

少年正是从这些问题中孕育而生的。他带着稚嫩的笑容，给出了只属于自己的答案。它们诚实、可信，却没有标准、模板。少年被人喜欢、披上新衣、戴上花环。少年走进了人群之中。可五年后的少年，还是少年，他不知道自己赢了什么，更不清楚“自己”要用手中的这套“方法”去参加哪一场比赛、赢过哪一位对手。《方法》在市场上的成功，并没有让身为编辑的我找到一个关于如何做 出一本好书的成功方法论。在我看来，最近几年出版行业展现出来的“新业态”“新面貌”，只是因为五年前的问题还在那里，一切都是旧的。壁垒和隔膜还在，系统和惯性的力量依然左右着我们底 层的工作逻辑。

与我做过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一样，《方法》不止是我阶段性工作的成果，更成为我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手册”。书中的内容，非常 具体地影响着我对行业现状的观察和判断，以及对自己个人价值观、知识储备、专业能 力的认知。在“书业”所象征的世界与作为编辑的“自己”中间，我试图找到一个安居之所，不被挤压、不被扭曲，能够自如地通畅呼吸。也因此，当我面对来自各方对《方法》新版的提案、报价、营销策划案时，我实质上要回应的不止是一本书的出版策略问题，更有许多跟我自己有关 的切身之问 。因此，它不可能只是一本换了封面、改了定价的新版书。工作的起点，不是纪念，是回望，是自省。是回到最初我们提出的问题，看看它们被解答了没有，读者有怎样的回应。以及，五年过去，项飙老师有没有新的答案，吴琦有没有新的问题。

《方法》的从无到有，就是因为不相信给定的经验和答案，不相信他人的模板和指令，想要寻求一种个性化的路径——不贴什么标签，不做什么归纳。无论是在文本的体例、结构、封面的设计，还是问题的设置、谈话的段落，都立足于那时那刻共同经历着 2017 年、2018 年现实的我们，从个人出发的思考。谈话的初衷从一开始就不在于述说自己，而在于理解那个“我们”身处其中，但又似乎被排除在外的“真实世界”。访谈期间，吴琦就曾感慨：“项老师是用二十年的维度来考虑问题的。”项老师自己也说：“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我们应当回来再次探讨这些问题。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认识角度，有一些新的问题会自然涌现，随着谈话的深入，也许会有第二本书，第三本书……”

从这个角度看，做《方法》的新版，第一步就是直面这本书在六年间激起的讨论、误读与实践，请项飙和吴琦两位直接回应这些来自读者的问题；延续过往的工作方式，由吴琦发起新的谈话提纲，针对处境的变化，提出新的议题：例如在AI冲击、内卷加剧的当下，“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启发和局限；“附近、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交流失能”“共同焦虑”，继续追问：当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保有提问、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02

让“我”成为主体，

书成为“我”的附近

面对增订了五万多字、几乎可以说焕然一新的《方法》，作为作者之一的吴琦，再次面对“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个句子，是这样讲的：

当一切都可以成为方法，行动的效用就加倍取决于它的主体。我们的访谈曾花了不少力气，把个人视角作为观察时代变迁的引线，但个人不仅是客体而已，今天，也许是时候让书名中隐含的主语更有力地浮现。对话、研究和书写，背后固然有更大的关怀在推动，但在生活和工作的层面，也是我们走出困顿、自我照顾的基本方式。（《方法》前言，XIV）

而作为参与新版编辑的我，在完成了所有的本职工作、拿到样书，重新以读者的视角翻开它、阅读它时，仍有一种初相见的惊喜。

六年过去了，《方法》这位少年还是那样率真、直接，亲切又熟悉，迫不及待地跟我分享着他的见闻、他的理念。我也忍不住想要回应他，写出一点点自己的新思、心得。

“把自己作为方法”，首先是让自己成为工作、生活的“主体”，成为思考、行动的主体。对于一个编辑来讲，就是以语言、以书这个有形之物为载体、为由头，去创造新的关联：作者与文本之间、读者与文本之间，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若这个关联源于真实的记忆、情感、经验，与个人的生命体验相关，那它就满有“人的质感、活的气息”（《方法》前言，XIV），可以走近更多的人。

在 2023 年 9 月项飙、吴琦的对谈中，聊到了“重建交流的能力”。今天，似乎人人皆可表达、都能“发表”，但吊诡的是，“在一个通信最发达的时代，我们失去了交流的能力”。一本书出版后，围绕一本书的宣发物料很多，从新书海报、新书看点，到金句选摘、视频推介，更精细化的营销工作还会在文案上做平台区分，强调写给不同的宣传渠道，传统媒体和社交平台要有不一样的“调性”。抖音、小红书、直播间兴起，读书类博主成为推介图书的主力军后，拟写针对不同圈层用户的营销简报更成为一个编辑的基本工作。原本，这一切文字、视频指向的目标就是与一本书的潜在读者进行交流，应该最具“可沟通性”，但现实是，这一类文字变得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同质化。本来应该是一个人基于个人阅读的经验分享、思想表达，是寻找和建立公共性的交流性 文字，但最后就变成了一些自说自话、不明觉厉的漂亮话，一些时下流行、貌似人见人爱的金句选摘。编辑总被要求回答：这个选题大家感兴趣吗？有什么同类书、相关书可以作为参考吗？你提炼的这个点，能戳中大家吗？这个封面设计大家会喜欢吗？

电影《她》

而总是被迫去想象“大家”的结果，就是模糊掉了原本来自“我自己”那个具体而真切的理解和认知，最后形成的文字常常无法提供准确的信息，更不要说有感染力了。编辑在沉重的文案工作中被磨损、被消耗，很多人因此丧失了对文字、语言的敏感和热情，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做一本书的合理性。对于造成这种“没法交流”的原因，项飙老师认为是“具体性”消失的表现：

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事情没有细致的分析和判断，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再想我们这个话所指的具体现象是什么，往往就被这些话、这个词带着走，在脑子里走过的是话语编程的逻辑，不是事情本身的逻辑。在听别人讲的时候，我们也往往把对方说的话当作口号来理解，不会想对方这个听起来像口号的说 法要 表达什么情绪，然后我们就很自然地用口号式的话顶回去。有时候你心里其实有一个明确的现象要去描述，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精细的语言让你去描述。（《方法》，300 页）

也许，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回到书里面，更细致地分析和判断文本到底讲了什么，作者的逻辑是什么，想要表达的情感是怎样的，更仔细地“看”，然后再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更精细化、更准确地去描述自己的感知，而不是凭空想象“别的人”。虽然这看上去是个基本能力，“我手写我口”是从小学语文课上就开始讲的道理，但对我来讲，把大脑里碎片化的想法、来自四面八方的感官体验用三言两语说清楚越来越难。表达艰难的背后，是感知的麻木、言语的匮乏，也是对生活沉浸专注不够、咀嚼思考不足。项飙老师重提“附近的重要性”，是认为“‘附近’或许能帮助我们对自己究竟要说什么现象有一个基本的体感”，可以提供一个让自己的经历得以展开的场景。可以学习老百姓生动、细微、容易懂的语言，建立自己的感知。

对我来说，回到“附近”就是回到一本本具体的书，回到书的作者、读者中去，和书的编辑、营销、发行一起，走进书店、市集、直播间，走向未来的未知之地。做一本书，就是一次行动、一场冒险，进入这个世界。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增订版）

全新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