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刘,五十三,在解放路桥头开修车铺,补胎换机油换刹车片,十几年了,手上的机油印子洗不掉,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黑泥。工具箱第二层最里头,压着一张叠了三十年的成绩单,边角起了毛,纸面发黄,上头的字还能看清——“刘建民,语文87,数学92,总分排名年级第三”。今晚十一点多,我推开自家卧室的门,看见媳妇儿侧躺着,旁边一个穿灰秋衣的男人面朝里,头发茬子花白,后脑勺正对着我,呼吸声一长一短。
手机响的时候我正在拧一颗螺丝,上午来的那辆面包车底盘锈得厉害,排气管吊耳断了,我用套筒扳手拧到一半,裤兜里震起来。是闺女打来的,她声音发紧:“爸,我妈又喘不上来气了,药吃了不见好。”我手里的扳手停了,油污的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跟旁边的学徒说“收了吧”,外套都没换就往家赶。推开卧室门看见那个男人的一瞬间,我腿一软,扶着门框蹲了下去,工具箱砸在地板上,套筒滚了一地。
我兄弟俩,我和建民。建民比我小四岁,打小身子弱,一跑就咳,十岁那年镇卫生院的大夫说“这娃肺上有个毛病,不能出大力,得好好养着”。那年我上初二,放学路上跑得满头汗,把成绩单从书包里掏出来又叠好,反复了好几回。回家把成绩单给了妈,她看完没说话,把成绩单叠好塞进棉袄内兜里。那天晚饭是白菜炖粉条,我扒了两口放下碗,说:“妈,我不念了,让我弟念吧。”她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夹了块粉条搁进我碗里,嘴上说“先吃饭”。那晚我蹲在灶房门口,听见里屋我妈压着嗓子哭,哭完了出来给我倒了一碗热水。
建民中专毕业那年,我在桥头支了个修车摊,他带着铺盖卷来找我,站摊子前头半天不吭声。我说“来了就搭把手”,他蹲下给我递扳手,递了两回,我瞟见他手指头细得跟筷子似的,指甲盖上没血色。那天晚上收工,我带他去吃牛肉面,他把碗里的肉全夹到我碗里,我推回去他又夹过来,最后我拍了桌子:“你身子弱你多吃,跟哥犯什么拧?”他才低头把肉吃了,吃得慢,一小口一小口嚼。后来他去了南方打工,走的前一晚我俩在摊子旁边喝啤酒,他话少,喝到第三瓶才说:“哥,等我攒够钱,给你盘个带铺面的店。”
他这一走就是好几年,电话隔三差五来一个,每次都说“哥我挺好的,胃也不疼了”。我隔几个月往他卡上打钱,他退回来,我再打,他再退。有一回他妈病了住院,我打电话叫他回来,电话里他半天没声音,最后说“哥我跟人合伙搞了个小厂子,走不开,钱你不够跟我说”。后来才知道他那年被人骗了,厂子没开成,在东莞一家电子厂流水线上站了十三个月,脚跟磨出茧子,晚上回宿舍躺下就睡,饭都懒得吃。
年前他回来过年,整个人瘦了一圈,颧骨支棱着,吃饭夹菜手抖。媳妇儿给他盛了碗排骨汤,他喝了两口放下,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喘。夜里十点多他说胸口闷,我骑摩托带他去县医院,急诊大夫看了CT片子,把我叫到走廊上:“心衰,二尖瓣返流,得住院,保守治疗先看,不行得考虑换瓣膜。”我靠在走廊墙上,墙皮凉得我后脊梁一激灵,眼前是他十来岁蹲在门槛上咳得直不起腰的样子。
住院那几天我白天回铺子干活,晚上到医院替他,带他做检查,推轮椅在楼道里来来回回。有一回抽完胸水他疼得吸凉气,咬着被角不吭声,我站在床尾看着他,手攥着床栏杆攥得指节发白。他睁开眼冲我笑了一下:“哥,没事,就是有点累。”我转身去走廊接水,蹲在开水间门口,脸埋进膝盖里,肩膀抖了抖。夜里他睡不着的时候我俩说话,他问我铺子生意咋样,我说还行,他说“等我好了回去帮你”,我没接话。
出院后他住我家里,睡客厅沙发。媳妇儿每天熬粥蒸蛋羹,他吃得少,一碗粥呼噜半碗就搁下。有天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坐在沙发上,手机屏幕亮着,在看东莞那家工厂的微信群,里头聊着年后招工的事。我站在走廊暗处没出声,看他看了好一会儿把手机扣在膝盖上,低着头,后脑勺靠在沙发背上,很久没动。
日子就这么过着,他一天比一天没精神,上二楼要歇两回。媳妇儿悄悄跟我说:“要不带他去省城看看?”我翻了翻存折,修车铺一年到头攒不下多少,闺女大学还没毕业。有天晚上我坐在铺子门口抽烟,脚边是那排越吃越多的药瓶子,建民从屋里出来,挨着我坐下,说:“哥,我不去省城了,瓣膜换了也不一定好,花那个钱犯不着,留着给妞妞交学费吧。”我把烟掐了,烟头在鞋底碾了半天:“建民,钱的事哥想办法。”
托人问了省城医院的大夫,说换瓣膜加手术费用十万打底,后期用药维持也不少。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盘算着把铺子盘出去能拿多少,找哪个亲戚能借点,闺女下学期的学费咋整。媳妇儿半夜醒来看我坐在床边,伸手碰了碰我后背:“要不问问建民,他自己咋想的。”第二天早上我端着粥碗在他跟前坐下,粥的热气糊了我眼镜片,我摘下来擦了擦:“建民,哥是真的尽全力了,你要想治,哥把铺子卖了也得给你治。”他喝着粥没抬头,碗里的米粒一颗一颗扒拉,半晌说:“哥,手术完了也不一定能好几年,犯不着把你一辈子的心血搭进去。我不治了。”
那天下午我骑车去学校找闺女,她在图书馆门口等我,我把情况说了,她眼圈红了一下,说“爸,我下学期申请助学贷款,你别太为难自己”。我摆摆手说“不用你操心”,骑车回来的路上风大,吹得我眼睛涩。
建民走的那天是凌晨,呼吸突然弱下去,我骑车带他去镇医院,半道上他靠着我后背,手搭在我腰上,说:“哥,我想吃一碗牛肉面。”我说“等你好了哥给你买大碗的”。他没再说话。到医院大夫看了摇头,我坐在急诊室门口的塑料椅上,手里攥着他那件灰秋衣,衣领上还带着他的味儿,药味混着一点烟味。
后事办完那天下午,我回铺子拉开卷帘门,铁皮哗啦响,阳光照进来,工具箱还撂在地上,套筒散了一地。我蹲下去一个一个捡,捡到第二层,手指碰到那张叠了三十年的成绩单。我把它掏出来展开,成绩单下头压着一张存折,是建民留下的,里头有六万七,是他这些年攒的,折子上最后一笔存入是三个月前,存完余额凑了个整。
媳妇儿从家里过来,端了碗面搁在工具箱上,面汤上浮着几片牛肉。我蹲在地上没起来,她在我旁边蹲下,手搭在我胳膊上:“建民走的前一天晚上跟我说,他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有你这么个哥。”
我把成绩单重新叠好,塞回工具箱最里头,盖好盖子,把面碗端起来,呼噜呼噜吃完了。汤底沉着几粒葱花,我端着碗没放下,碗边儿的热气扑在脸上,烫得我眼睛发酸。
后来每天收工,我都把工具箱擦一遍再锁,第二层那把锁是建民走之前给我换的,新锁弹簧紧,开的时候得用点力摁下去。
人跟煤渣差不多,火灭了还能烫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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