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印度人来中国避暑，在大街上问中国人问题，听完让人哭笑不得

我叫刘湘平，在贵阳开了一家小面馆。贵阳这地方，夏天凉快，七八月份也就二十七八度，晚上睡觉还得盖薄被子。我在这条街上卖牛肉粉卖了十二年，什么人都见过。可今年夏天，我算是开了眼了。满大街都是印度人，三五成群，有男有女，穿着花花绿绿的纱丽和长袍，额头上点着红点，手腕上画着花纹。他们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咖喱味儿，笑声还特别大，老远就能听见。

起初我以为他们是来旅游的。后来一打听，人家是来避暑的。印度那边这时候得有四十五六度，热死人的天。也不知是谁告诉他们，中国西南这片儿凉快，机票还便宜。于是乌泱泱全来了。贵阳、昆明、六盘水，到处都是他们的影子。他们手里拿着手机地图，见到中国人就问这问那。我英语不行，只会说“哈喽”和“三克油”，可架不住他们爱比划。有时候比划半天，我也没明白他们想问啥。等弄明白了，我真是又好笑又无奈。

那天上午，我刚把一锅牛肉汤端出来，就瞧见店门口站了五六个印度人。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大胡子，戴个白帽子，他老婆裹着一身大红色纱丽，额头上贴着亮晶晶的贴片。后头跟着四个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还抱在怀里。他们往我店里探头探脑，像在商量什么。我赶紧招呼：“进来坐，进来坐！”大胡子男人笑了笑，指指我门口的价目表，又指指他老婆，然后竖起三根手指。我猜他是说三个人吃。我点点头，把他们引到靠窗的大桌子前坐下。

大胡子男人掏出一张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对不起，我不会说中文，能给我推荐点吃的吗？”我一看，乐了。来中国避暑还做了功课。我给他们每人上了一碗牛肉粉，特意没放辣椒。结果大胡子男人刚吃两口，就开始摇头，指着我的辣椒罐“啊啊”地叫。我给他舀了一勺油辣椒。他拌进粉里，搅和搅和，吃了一口，眼睛“噌”地亮了。他竖起大拇指，连声说：“辣的，好吃！比印度辣椒还香！”我见他吃得满头大汗，心里也挺美。我问他：“你们印度那边夏天多少度？”他掏出手机，打开天气软件，指着上面一个数字给我看。我一看，四十六度。我倒吸一口气。他又指指贵阳的温度，二十五度。然后做了个扇扇子的动作，笑了。那意思我懂：你们这儿是天堂。

吃完饭，大胡子男人不走，在店里东看西看。他忽然指着我灶台上那口大汤锅，叽里咕噜问了一通。我猜他是问这汤怎么熬的。我比划着说：“牛肉、牛骨头，还有几十种香料，熬四个小时。”他似懂非懂，眼睛瞪得溜圆。他又指着我放在门口的一壶热茶，问：“你们喝热茶？夏天也喝？”我点头。他更惊讶了，说了一串话。旁边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看着像他的翻译，笑着跟我说：“他说，在印度，这么热的天，人们都喝冰水、喝冰奶茶。你们中国人大夏天喝热茶，太神奇了。他说这要是在印度，会热死人的。”我哈哈大笑，说：“我们中国人讲冬病夏治，夏天喝热茶，出出汗，才凉快。”小伙子翻译过去，大胡子男人一脸不可思议。他老婆抱着孩子，小声嘟囔了一句，大概是在说，中国人真是奇怪的生物。

这拨人走了以后，我店里的热闹劲儿还没散。下午两点多，又来了两个印度姑娘。二十出头的样子，一个穿着牛仔裤和T恤，另一个裹着浅蓝色的纱丽。她们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才走进来。我问她们吃什么。穿T恤的那个用生硬的中文说：“你好，我们想吃素。”我愣了愣，说：“素粉有啊，不放肉，多放蔬菜和花生。”她俩高兴极了，连声说“谢谢”。端上来后，她们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光了。其中一个指着碗里的折耳根问：“这是什么？味道很奇怪。”我说是鱼腥草，本地的叫折耳根。她皱起眉头，说：“像在吃鱼。”我笑着说：“习惯了就好，清热解暑的。”她点点头，居然又夹了一筷子，一边嚼一边说：“好吧，为了凉快，我吃。”那表情，又痛苦又坚定，把我乐得不行。

最有意思的是傍晚。我关了店门，去街心公园散步。公园里一帮印度大叔围着一个下棋的老头，七嘴八舌，不知道在争什么。我凑过去一看，原来他们想学中国象棋。下棋的老头姓赵，六十多岁，不会说英语，只能用手比划。一个印度大叔拿起“马”，当成了国际象棋里的马，走了个“日”字。赵大爷赶紧拦住，摆摆手，重新放回去。那大叔不服气，又拿起“炮”，要隔山打。赵大爷急得直拍大腿，说：“不对不对，这炮不能这么走！”我站旁边看，笑得肚子疼。后来我给他们当翻译，比划了半天，他们总算弄明白了马走日、象飞田。可学了不到十分钟，他们又把“将”和“帅”当成了国王，说中国象棋怎么有两个国王。赵大爷摆摆手，不教了，说：“你们还是去跳广场舞吧。”印度大叔们也不生气，乐呵呵地跟着音乐扭起来。那舞姿，跟我们的广场舞完全不一样，腰扭得跟蛇似的。路过的人纷纷拿手机拍，公园里笑声一片。

接下来的几天，我只要出门，就总能遇见印度人。他们问的问题五花八门，有的让人啼笑皆非。有一天，一个印度大姐拦住我，指着一家火锅店问：“这个，是不是要自己把肉放进锅里煮？”我说是。她张大了嘴，说：“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自己做饭？在印度，我们都让服务员做。”我笑着说：“这叫自助，想吃啥放啥，图个热闹。”她半信半疑，趴在玻璃窗前看了半天，最后拉着丈夫进去了。我后来在朋友圈里看见她，坐在火锅前，举着一双筷子，笑得跟朵花似的。配文是：“我爱中国火锅！”我给她点了个赞，心想，这印度大姐适应能力挺强。

还有一回，我在公交站等车。旁边一个印度小伙问我：“你好，你们中国的公交车为什么这么准时？”我愣了一下，说：“还行吧，有时候也不准。”他摇摇头，一脸认真地说：“不，我们印度人觉得，你们的公交车比钟表还准。我们那边，公交车什么时候来，全靠缘分。”我憋着笑，说：“那你们的火车是不是也靠缘分？”他叹了口气，说：“火车靠的是运气和祷告。”我实在忍不住了，哈哈笑出声。他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他来中国才三天，已经学会了用手机扫码坐车，还学会了点外卖。他说在中国，一切都那么“方便”。这个“方便”他说得很标准，看来是下了功夫练的。我竖大拇指，说：“你厉害。”他开心得像个孩子。

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一个印度老太太。那天我正蹲在路边吃雪糕。她走过来，弯下腰，指着我的雪糕问：“这个，多少钱？”我伸出两根手指。她想了想，问：“是二十块，还是两百块？”我差点被雪糕噎住。我说：“两块。”她眼睛瞪得老大，说：“这么便宜？在印度，这个要卖二十块。”我笑着说：“那你多吃点。”她真就拉着我，进了旁边的小超市，买了十根雪糕，抱在怀里，笑得合不拢嘴。她老伴在门口等她，看见那么多雪糕，先是一愣，然后也笑了。两个人坐在超市门口的台阶上，像两个孩子，一根接一根地吃。那场景，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温暖。

后来我把这些事讲给我老婆听。她笑得前仰后合，说：“这些印度人真有意思。人家大老远跑过来避暑，倒把咱贵阳当成了新大陆。”我说：“可不，他们啥都觉得新鲜。我店里那口大锅，他们能拍半小时照片。”我老婆说：“那你干脆在门口挂个英文招牌，多赚点外国钱。”我寻思了一下，还真找广告店做了块牌子，上面写着：“牛肉粉，贵阳第一凉快。”底下配了句英文。结果第二天，真来了不少印度客人。他们看不懂菜名，就指着别人桌上的粉说“same same”。我干脆推出个“避暑套餐”：一碗粉，一杯热茶，一碟泡菜。他们吃得开心，我也乐得热闹。

当然，也有让我头疼的时候。印度人吃饭口味重，咖喱、洋葱、大蒜是他们的命。我店里有天来了十来个印度客人，其中一位从包里掏出一罐自带的咖喱酱，非要让我给他拌进粉里。我心想，这哪是吃粉，这是糟蹋我的汤。可来者是客，我只好给他单独盛了碗粉，让他自己拌去。他吃得满嘴金黄，还冲我竖大拇指，说：“中印结合，完美！”我哭笑不得。那碗粉的味儿，差点把我后厨的排风扇都熏晕过去。但人家高兴，我也不能赶人。我寻思着，这大概就是文化交流的代价。

这一个月，我们这条街因为印度人的到来，热闹了不少。卖丝巾的、卖银饰的、卖茶叶的，生意都好了。街口那家酒店，天天客满。酒店老板见了我，笑着说：“老刘，托你的福，你那碗粉把印度人都招来了。”我说：“你那酒店也没少赚啊。”他嘿嘿笑，说：“要不咱合伙搞个印度风情街，专赚外国人的钱？”我捶他一拳，说：“得了吧，我可不想天天闻咖喱味。”

时间久了，我跟几个常来的印度人混熟了。大胡子男人叫拉杰，在新德里做小生意。他说他带着全家来贵阳避暑，住的酒店一晚才一百多，比印度便宜多了。他最喜欢吃我家的牛肉粉，每天中午来一碗，加两勺辣椒。他说：“刘老板，你的粉，让我想起了我妈妈做的汤。”我笑着骂他：“你少拍马屁，我也没见你多给小费。”他哈哈大笑，说：“小费没有，但我可以教你一句印度话。”我问：“什么话？”他凑过来，小声说：“‘阿恰’，就是很好的意思。”我学了学，说：“阿恰？”他点头，竖起大拇指：“阿恰！你学会了。”后来我见着印度客人，就说“阿恰”。他们先是一愣，然后笑成一片。气氛好得不行。我老婆说：“你都快成半个印度人了。”我说：“那有啥不好，多交个朋友多条路。”

不过最让我触动的，是有一回，一个印度父亲抱着他三岁的女儿来我店里。小女孩睡得迷迷糊糊，小脸红扑扑的。那父亲用英文问我，能不能给我一杯热水，他要给孩子冲奶粉。我赶紧说好，给他倒了温水。他冲好奶粉，坐在角落里，一口一口喂女儿。我站在旁边，看着那场景，忽然就觉得，不管哪国人，天南海北的，疼孩子的心一模一样。他喂完奶，把女儿竖起来拍嗝，嘴里轻轻哼着什么。我猜，大概是印度那边的摇篮曲。我给他重新倒了杯热茶。他抬头冲我笑，说：“谢谢，你很好。”我摆摆手，说：“应该的。孩子多大了？”他伸出三根手指。我说：“跟我孙女差不多大。”他一听，眼睛亮了，掏出手机给我看照片，说：“这是我的大儿子，在老家。”我看那照片，一个皮肤黝黑的小男孩，站在一株芒果树下，笑得灿烂。我夸他：“真精神。”他高兴得不行，又给我看全家福。那一刻，我觉得语言什么的都不重要了。只要你想懂，总能懂。

上个月，拉杰一家要回印度了。临走前一天，他来我店里道别。他送了我一条印度丝巾，说给他老婆买的，多了一条。我收了，给他装了一袋子贵州辣椒面，说：“回去想这口辣了，就自己拌。”他哈哈大笑，说：“我一定会想你的，刘老板。”我说：“你夏天再来，我给你留最好的汤。”他点头，说：“一定。”他走出店门，又回头冲我挥挥手，用中文说：“贵阳，很凉快。”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一家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里有点空落落的。这一个多月，我习惯了每天听他们说笑，看他们比划，跟他们斗嘴。人跟人之间，其实没那么复杂。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不管他是哪国人，信什么神，吃不吃牛肉，只要心里有善意，就能说上话。

现在天气凉了，印度人少了。偶尔还有几个在街头问路。我见了，总主动上去搭把手。他们问：“你好，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我就说：“前面有家牛肉粉，可香了。”他们说：“太辣了，有没有不辣的？”我说：“有，我给你做不辣的。”他们笑了，我也笑了。我知道，下一个夏天，他们还会来。就像候鸟一样，追着凉快的地方跑。而贵阳这座小城，因为他们的到来，多了一抹异国的色彩。我们这些开小店的，也多了一笔说给儿孙听的热闹故事。

那天晚上，我翻看手机相册，里面全是我跟印度客人的合影。有拉杰一家的，有那两个吃素粉的姑娘的，有在公园跳广场舞的大叔们的，还有那个把雪糕当宝的老太太。我一张一张看，看着看着就笑了。我老婆凑过来，说：“看把你乐的。跟人家处出感情了？”我点头，说：“有点。以前总觉得外国人离得远，真处起来，也就是些热热闹闹的普通人。他们也怕热，也贪凉，也疼孩子，也想家。跟咱们一个样。”我老婆“嗯”了一声，靠在我肩上，说：“那明年夏天，咱在店里多备点冰水吧。人家大老远来，凉快凉快。”我说：“好。再添几把风扇，把门口那几张桌子擦亮堂点。”我老婆笑了，说：“我看你是想他们了。”我也笑了，没说话。窗外月亮很亮，风从山顶上吹下来，凉飕飕的。我想起那些印度人问我的问题，什么夏天怎么喝热茶、公交车为什么这么准、雪糕怎么这么便宜。每一个问题都让我哭笑不得。可也正是这些问题，让我重新看了看自己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原来，我习以为常的一切，在别人眼里，都是了不得的好。这让我觉得，这日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