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回厦门的火车上,我把蔡南卿的信翻出来看了不下十遍。信上说名册藏在白礁,但名册已经被瘦高个拿走了。他拿走的是正本,但林世铭当年在港大那份文件上写着“正本存厦门,副本存他处”——香港裕丰商行还有一份。可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茶餐厅老板没提过名册的事。他要是有,早该拿出来了。除非他也不知道。
火车到站之后我没有回旅馆,直接去了鼓浪屿。
轮渡上人不多。我站在船舷边,海风迎面吹过来,带着海水的咸味。鼓浪屿的码头还是老样子,上岸之后我沿着海边小路往黄家渡方向走。黄家渡那边原来是个小码头,现在改成了一个观景平台,铺了木地板,装了长椅,游客在上面拍照看海。当年那个仓库早就不在了。
我站在观景平台边上往四周看。黄家渡仓库的旧址现在是一个小广场,旁边是一排老别墅,有些改成了民宿和咖啡馆,有些还空着。我沿着那排别墅走了一圈,在第二栋和第三栋之间的巷口停了一下。那栋别墅的外墙颜色和别的房子不一样。别的别墅都是米黄色的外墙,这一栋是灰白色,像是后来重新粉刷过,但墙角那一块的颜色比别处深。
我蹲下来看了一眼。墙角接近地面的地方,砖缝比上面的宽,而且砖的颜色不一样,是青灰色的老砖,上面盖着一层水泥,抹得不太平。像是有人把这个墙角封过。这栋别墅现在是空的,窗户上贴着招租广告。我站起来看了一眼院子门,锁着,铁栅栏生了锈。
我绕到别墅后面,后院有一扇小木门,门板上的漆已经剥落了大半。我推了一下,没推开。用肩膀撞了两下,门开了。里面是一个荒废的院子,杂草齐腰高。房子的后门也锁着,但后门旁边有一扇窗户,窗框上的锁扣是松的。我把窗户推开翻了进去。
屋里一股灰尘味和霉味混在一起。地板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吱响。家具搬空了,只剩下墙角和天花板上的旧痕迹。我走到一楼的墙角,蹲下来,用手敲了敲地面靠近墙壁的那一块。声音是实的。但旁边那一块敲下去是空的,有回响。我用钥匙尖沿着地砖边缘撬了一下,那块地砖翘起来了。下面是一层木板,木板下面是一个黑洞洞的入口。
我掏出手机打开闪光灯往下照,能看到几级台阶,也是木头的。我顺着台阶走了下去。地下室不大,大概七八个平方,但比我想的干燥。没有积水,墙面是砖砌的,顶上有通风管道。地下室最里面靠墙放着一只铁皮箱子,锁扣锈死了。
我蹲在铁皮箱前面,用钥匙尖撬了几下没撬开。环顾四周,在角落里找到一根生了锈的铁棍,拿回来对着锁扣砸了三四下,锁扣断了。打开箱盖,里面是一层油纸包着的东西。我撕开油纸,最上面是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启信者:若你是为寻三号库而来,请继续翻阅。若非,请原样封还。”落款是林世铭。
我把信打开。里面的纸已经发黄发脆了,但字迹还算清楚。“此批捐款由南洋华侨抗日救国总会汇至厦门,经我手清点入库,共计四十二箱。款项包含黄金、银元及各国纸币,折合市价约四万七千二百两白银。另有会员名册一册,记载捐款人一千三百四十七名。钱款后来被截,名单我另行藏匿。此账册为当年收支明细之底账,原件留存于此,以备后人查证。若我遭遇不测,请将此账册连同所有凭证,一并上交国家。林世铭,民国三十八年十月十四日。”
铁皮箱子里除了这封信,还有十二本账册。每一本的封面都写着年份和编号,从民国三十六年到民国三十八年十月,按月份排列。我拿起最上面那本翻了翻,里面全是手写的记录——汇款人姓名、籍贯、数额、日期、经手人签名。字迹工工整整,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从头到尾没有一处涂改。
我坐在水泥地上翻了几本。从头到尾的汇款记录,每一笔都写着汇款人名字、地址、数额、日期,经手人签字处写着“林世铭”。最后一本账册的倒数第二页上写着:“截止民国三十八年十月十四日,三号库实存捐款折合白银四万七千二百两。钱款及名册均已从库中取出,分两处存放。钱款已由他人接手,名册由我另行安排。此后去向,另纸详述。”
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若此册被发现,请交还人民政府。但务必小心——内鬼就在我们中间。”
我把那页纸合上,坐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头顶的地板上方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游客在上面走过,离我不到三米。他们不知道这下面坐着一个人。我把十二本账册、信和油纸包好,放回铁皮箱子里。箱子里还有一把老式铜钥匙,匙柄上拴着一个木牌,上面刻着两个字:“三号”。我拿起铜钥匙看了看。三号库的钥匙。
我把铁皮箱的盖子合上,把锁扣挂了回去,然后站起来。地下室里的空气有旧纸张和铁锈的气味,混在一起,像时间本身的味道。
我顺着台阶爬上去,把地砖盖回原处。然后从窗户翻了出去,把窗户虚掩上。站在别墅后院的杂草丛里,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窗户。
账册和钥匙都在那里。地下室比我预想的干燥,位置也够隐蔽,暂时是安全的。我站在院子里想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老吴发了一条短信:“林世铭的底账找到了。十二本,在鼓浪屿黄家渡别墅地下室。你帮我查一下,有没有办法让文物部门以‘历史调查’的名义来接收?”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揣回兜里,走出院子把小木门重新掩上。
穿过鼓浪屿的小巷往回走,路边有卖鱼丸汤的摊子,飘过来的香味提醒我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我在摊子上买了一碗鱼丸汤,坐在路边的石阶上喝完。
口袋里,那把铜钥匙沉甸甸地坠着衣角。“三号”——三号库的钥匙。四十四年前林世铭亲手锁上的箱子,今天被一个收破烂的打开了。我低头看了一眼那把钥匙,刻字的木牌已经发黑了,但“三号”两个字还能认清楚。
我端着空碗坐了一会儿,然后把碗放在石阶旁边,站起来往码头方向走。账册还在原地没动,钥匙在我身上,信的内容在我脑子里。有账册、有钥匙、有蔡南卿的信、有裕丰商行的日记——证据越来越多,路也越来越窄了。
我需要去旧金山。陈阿成手里还有林世铭写的信,那是最后一条没被碰过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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