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图案与对称系列之六：中国历代王朝的视觉艺术

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们！在下张大少。

前文回顾

尽管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4000年间，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Rawson 1992: 293），但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流域发展形成的文明体系。随后中国经历了内乱、发展、扩张与稳定的周期性更迭，在王朝更替的统治体系中，商朝（公元前两千纪中期至晚期）通常被视为首个信史王朝（Rawson 1992: 293）。年表推算、历史纪年、地理疆域与边界划分皆属复杂议题，始终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本书无意介入这些学术争议，而是试图梳理王朝时期视觉艺术的若干发展脉络与卓越贡献，重点聚焦于20世纪初中华民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从远古王朝至末代王朝，可以窥见视觉艺术中惊人的延续性，诸多纹饰及其象征意义历经数百年依然得以传承。罗森曾提供详尽的年表考证（1992: 293–307），其1992年著作《大英博物馆藏中国艺术》堪称研究中国视觉艺术与文化多元面向的专业学生的理想入门指南。

满族这个源自北方的半游牧民族，于17世纪征服了日渐衰亡的明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不仅囊括中亚、西伯利亚、西藏等广大地区，还统辖着现今中国的大部分版图。满族统治者积极接纳中国传统文化规范，在政治稳定的背景下创造了经济繁荣的盛世，使得视觉艺术及其他艺术门类获得了长期的支持并取得卓越成就。

千百年来，中国视觉艺术在技法与风格层面展现出惊人的创新能力。中国工匠群体或许比其他任何文化群体都更为出色，在青铜及金属铸造、漆器工艺、陶瓷制作和纺织技艺等广泛领域都达到了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度。历代王朝传承并延续了丰富的纹饰图谱、图案样式与象征符号，这些元素贯穿于各类视觉艺术形式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特定纹样、符号及构图布局极少专属于某一艺术门类——例如陶瓷器上的经典构图，往往能轻易地在各类纺织品中找到对应呈现。

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收藏着大量中国纹样艺术品，其中以清代遗存最为丰富（同时也不乏明代及更早时期的珍贵藏品）。这些收藏为识别和探讨所谓"中国传统视觉艺术形态"提供了丰厚的实物基础。

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功能性与奢侈品的制作广泛运用了各类原材料。丝绸加工、玉器雕琢、金属铸造等制造技艺日趋精良，而景泰蓝与珐琅彩绘等技术创新也被成功吸纳运用。漆器、竹雕、青铜、牙雕、玉雕、各类木器、琥珀、螺钿、寿山石、青金石与瓷器持续产出，丝绸至少在经济层面仍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为远古时期的丝织生产与贸易提供了确凿证据。商代与西周时期的此类记载尤为丰富，广泛涉及诸多纺织工艺及其制品。1970年辽宁省魏营子西周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20余片丝织品残片，其中包括每厘米经线五十二根、纬线十四根的斜纹锦织物（辽宁省博物馆 1979: 36）。自古以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核心织物纹样工艺，当属刺绣、缂丝、织锦与绒织。各地区发展出风格各异的刺绣流派，汉（Hann，2004）曾对此进行过详细论述。

礼仪用途的青铜器样式与形态在长达数个世纪中始终追摹上古王朝（尤以商代为宗）。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叶，随着来自中亚、波斯及东地中海地区的器物（杯盏、碗碟及其他器皿）传入，这些古老的传统形制得到了丰富补充（Leidy, Siu and Watt 1997: 3）。金银浇铸工艺的采用相对较晚，约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叶。景泰蓝与画珐琅工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则可分别追溯至公元15世纪与17世纪前后。

在陶瓷领域，自远古时代起便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通过泥条盘筑法制成的相对粗糙的古代陶器，可追溯至公元前数千年。瓷器这一术语是对精细陶瓷制品的统称。尽管关于其首次制作与使用的确切年代存在争议，但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这些精细制品已被大量生产。公元后各个王朝可以追溯出各种技术发展，包括窑炉构造、黏土与其他原材料的配比、所用釉料类型、成功烧制所需最佳温度的掌握，以及在色彩与纹样应用上的创新。产品类型涵盖碗、茶罐、茶壶、罐、盘、瓶以及动物和人物造型的装饰品。

可以辨识出数量惊人、种类繁多的陶瓷类型，有些为特定朝代所独有，有些则专属特定地区。例如唐代烧制的三彩器，呈绿、琥珀及米白/黄白色；福建省生产的建窑茶具，其特色釉面纹理被形容为兔毫；定窑瓷器，一种公元第一个千年后期中国北方生产的极为精美的瓷器，其造型优雅，在施加近乎透明的釉料之前，于胎体上刻划或印有含蓄的纹饰。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在明清两朝，陶瓷在中国与西方诸国以及东部邻国日本、朝鲜之间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软玉（和田玉的一种），呈现绿、黄、白等色泽，虽新石器时代中国部分地区已有本土产出，但主要依赖从中亚的和阗（今和田）与叶尔羌地区输入。另一种被称为硬玉（翡翠）的玉石，原产于缅甸，虽也有使用，但规模相对较小。在整个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玉器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尤其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期间尤为突出。常见的玉雕制品包括人物、动物（现实、想象及神话中的形象）造型，以及各类碗、杯、盘、磬、文房用具和玉册等。玛瑙、珊瑚、青金石、绿松石、孔雀石等其他原材料，很可能也由熟悉玉雕工艺的匠人进行雕刻加工。

象牙与骨料的使用，常被雕琢成手柄、小型容器或装饰品，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新石器时代，中国本土存在的象群是远古时期象牙的最初来源。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来自亚洲其他地区及非洲的进口象牙，被用于交换中国商品。以雕刻人像或小型容器形式出现的象牙视觉艺术，以及将其用作木制家具镶嵌物的工艺，在17、18世纪尤为兴盛。宗教题材（基督教、佛教及道教）的雕刻人像在出口和内销中均十分普遍。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竹、各种木材（包括热带硬木）、琥珀及犀角雕刻而成的器物同样非常普遍。

中国漆器，用作多种材质器物的保护性与装饰性涂层，源自漆树（学名Rhus verniciflua），该树种原产于中国中部及南部。漆液以液态形式通过逐层髹涂的方式施于器物表面，每层均需在温暖且相对潮湿的环境中阴干固化。一旦干固，漆膜便能防水并耐受烹饪温度。至公元两千纪早期，漆不仅用作涂层，更成为一种可供雕琢、刻镂与打磨的原材料。嵌有螺钿及其他材料的建筑与山水题材叙事性构图十分普遍。

母题与象征

中国传统视觉艺术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母题：人物、神话动物、植物与果实、人造物品、抽象线条图案以及多种书法符号。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是这些母题与象征的三个重要来源。作品的构图常常受到朝廷的规范，或仅仅被传统所限制（传统在整个清代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通过使用吉祥母题或构图的组合，可以传达出微妙的含义（图13.1—13.13）。

图13.1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2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3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4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5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6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7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8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9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10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11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12 清代织物细节

图13.13 清代织物细节

佛教、道教与儒家象征

佛教的构图通常包括佛像的描绘。佛教的八种吉祥物（八吉祥）经常被一起描绘，或单独出现，并与非佛教的母题相结合。相关的八种佛教象征分别是：法轮（有时也作钟），象征佛法；海螺，用以召唤信徒祈祷；宝伞盖（或幢），代表庇护与胜利；宝伞，象征尊贵；盘长结（或作吉祥结），象征通往正道之路；莲花，代表纯洁；双鱼，寓意婚姻与和谐；宝瓶，据说盛有上天的不死灵药，代表持久的和平（钟1989：38）。

道教主题包括使用所谓的“八仙”或与其相关的标志物（暗八仙）。具体如下：钟离权，军人的庇护神，持扇，有时也持仙桃；张果老，隐士及艺术家、书法家的庇护神，持渔鼓和简板；吕洞宾，书生及理发师的庇护神，持宝剑；曹国舅，演员及戏剧相关从业者的庇护神，持阴阳板；铁拐李，病人的庇护神，持葫芦和拐杖；韩湘子，乐师的庇护神，持笛子；蓝采和，花商及园丁的庇护神，持花篮；何仙姑，家庭主妇的庇护神，持荷花（钟1989：38–39）。（图13.14a–h）

图13.14a–h 八种道教象征符号各与一位人形的仙人相对应。这些符号分别是：渔鼓与简板（a）、葫芦与拐杖（b）、阴阳板（c）、扇子（d）、笛子（e）、花篮（f）、荷花（g）以及宝剑（h）。

源自儒家或类似伦理渊源的母题包括“五伦”（各种成对的鸟类：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世俗的八种珍宝（八宝）通常列举如下：珍珠，象征能够实现愿望；菱形（或方胜），象征胜利；磬（一种石制乐器），代表音乐造诣；钱币，代表财富；犀角，象征健康；镜子，代表圆满的婚姻幸福；书籍，代表学识；艾叶，代表好运与祛病消灾。

书法与谐音母题

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都是母题的来源，并作为视觉构图的组成部分。许多汉字具有象形起源，因此可以很容易地以风格化的形式应用到视觉艺术中。这类母题在清代经常使用。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汉语中包含大量谐音词。因此，吉祥的短语或观念可以与相应谐音（但在其他方面无关）的物体联系起来。这类母题在清代的视觉艺术中大量出现，通常以单个物体的形式出现，偶尔也以多个物体组合的形式出现。谐音物体的例子包括：磬（一种石制乐器），谐音“庆”，表示庆祝（同时也是音乐造诣的象征）；喜鹊，代表喜事（“喜”）；瓶，谐音“平”，代表平安；莲（莲花或莲蓬），谐音“连”，代表连续不断；桂花（或玉兰花），代表富贵（“贵”）；蝙蝠，谐音“福”，代表幸福（钟1989：40）。

结合谐音的短语示例如下：“金玉满堂”（形容子女众多），由金鱼和海棠花组成；“连升三级”，由插着三支戟（谐音“级”）的花瓶构成；“连生贵子”（指多生有出息的儿子），由莲花、手持桂花枝的男孩，有时再加上一个吹笙（一种簧片乐器，谐音“生”）的男孩构成（钟1989：40）。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个母题（例如花瓶）在与不同组合的母题搭配时，可能象征不同的含义。

吉祥母题与构图

清代器物上出现了大量的几何图案。锁子纹（古钱纹或连环纹）广泛用于织造和刺绣品上。植物母题也被使用。某些花卉受到青睐，包括牡丹、莲花、菊花、梅花和海棠花。果实包括佛手（佛手柑）、石榴和葫芦。松树或竹子也常被描绘。

最常使用的神话动物母题是龙、麒麟和凤（凤凰）。这三种都具有古老的起源。如前所述，龙是中国最古老的神话生物，远在文字发明之前就已出现在古代青铜器上（Walters 1995: 44）。龙被认为充满“阳”——宇宙的正面原则，并被选为皇帝的象征。根据穿着者品级的不同，服饰上描绘的龙纹每足有三、四或五个爪子。五爪龙纹专供皇帝及高级官员使用。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与龙相关的象征意义也被吸纳进佛教中（Walters 1995: 45）。

麒麟有多种描述，但大致共识是：它是一种身体像鹿、尾巴像牛、蹄子像马，并有两只角的动物（尽管英文名为“unicorn”，即独角兽，实则有两角）。它被视为重大事件的预兆，据传孔子出生时麒麟曾出现。

中国神话中的圣鸟凤凰（feng huang）通常被描绘成类似华丽雉鸡的形象。它被认为充满“阴”——宇宙的负面原则，并被用作皇后的象征。

其他动物母题包括：狮子、鹿、蝙蝠、鹤、绶带鸟（寿带鸟）、雉鸡、大雁、鸳鸯、翠鸟、鲤鱼、蚱蜢、螳螂和蝴蝶（钟1989：42）。

在清代大部分时期，文武官员需要在袍服的前胸和后背上部佩戴补子（布制品）。这一做法始于明代。圆形的、饰有龙纹的补子为皇室宗亲所用。与此同时，文官佩戴方形、饰有各种鸟纹的补子，武官则佩戴饰有兽纹的补子。各自品级对应的补子纹样如下：

• 一品：文官仙鹤，武官麒麟。

• 二品：文官锦鸡，武官狮子。

• 三品：文官孔雀，武官豹。

• 四品：文官大雁，武官虎。

• 五品：文官白鹇，武官熊。

• 六品：文官鹭鸶，武官彪（或作“豸”）。

• 七品：文官鸳鸯，武官犀牛。

• 八品：文官鹌鹑，武官犀牛（同七品）。

• 九品：文官练鹊（寿带鸟），武官海马。

清代对服饰及其他日常用品上某些母题和象征符号的使用有复杂的规定，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规则表明不同社会阶层适用哪些纹样。威尔逊（V. Wilson 1986）对官方朝服（主要是清代）的描述，为希望了解相关规则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例如，明黄色袍服为皇帝专用，但有时也会使用蓝色袍服。袍服上饰有“十二章”纹样，又称“十二帝王徽识”，据称可追溯到西周时期。这十二章包括：日、月、三星（或星辰）、山、龙、华虫（雉鸡）、宗彝（一对青铜酒器）、藻（水草）、火、粉米（可能指谷物）、黼（斧形纹）、黻（呈对称几何形的“黻”纹）。尽管十二种纹样同时出现仅供皇帝专用，但级别较低的贵族被允许使用从中选定的若干种纹样。

古代青铜器

中国的青铜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2000年。据瓦特（Watt）所言，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与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1990: 13）。现有证据表明，中国的青铜铸造是一项独立的发明，因为其技术与世界其他地区所使用的方法不同（Watt 1990: 13）。在中国，青铜铸造是通过一种称为“多块合范法”的复杂方法完成的（Tregear 1995: 300–1），该方法需要制作多块陶范，将这些陶范组合起来便构成浇铸青铜液（约含76%的铜、12%的锡和12%的铅）的容器；待青铜凝固后，再将陶范拆除。在古代中国，青铜器表面的纹饰是通过陶范直接形成的，而非像其他地区那样在铸后施加。夏朝（被认为是一个传说性的朝代，尽管传统中国史书将其列为第一个王朝）偶尔与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联系在一起，但正如瓦特（1990: 14）所指出的，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来证实这一观点。然而，有充足的考古证据，包括各种形式的青铜器物，与商朝（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相关联。青铜被广泛用于制作装饰性的礼仪用器。尽管商朝主要局限于河南省境内，但其影响力波及中国中部和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Watt 1990: 15）。商代青铜器的表面纹饰以高度几何化的回纹图案为主，常带有卷曲的末端，呈现出动物般的形态（尤其是龙形，但也有鹿、象、鱼和各种猫科动物）。方形的螺旋纹（称为“雷纹”）十分常见。特里格（Tregear）评论道：“青铜容器的角色逐渐从礼仪用器转变为地位象征，这一点同时反映在纹饰和器形上……带有卷曲羽毛和冠羽的鸟类在中国东部流行，而四足猫科动物或蛇形龙则出现在北方及更为核心的区域”（1995: 301）。

在河南邻近诸省的许多地区，都发现了带有商代类型纹饰的器物。这类器物在祭祀和仪式中似乎扮演了重要角色。据瓦特所言，“表面装饰丰富的青铜容器盛放着供奉祖先神灵的酒食，而玉器则用于仪式，并作为献给神灵和人类的最为尊贵的礼物”（Watt 1990: 15）。图13.15至13.24展示了不同时期的青铜器物实例。

图13.15 青铜礼器，商代，公元前12世纪

图13.16 青铜礼器，商代，公元前12世纪

图13.17 青铜礼器，商代，公元前12世纪

图13.18 青铜酒器（礼器），东周早期，公元前8至前7世纪

图13.19 青铜钟，东周早期，公元前7世纪

图13.20 青铜钟，东周时期，公元前7世纪

图13.21 青铜镜，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

图13.22 青铜人物骑坐于名为“ chimera”（通常译作“辟邪”或“翼兽”）的神兽之上，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可能曾用作灯座

图13.23 青铜钟，清代，1644–1912年

图13.24 青铜钟，清代，1644–1912年

Allane, L. (1993). Chinese Rugs. A Buyers Guide ,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Bush, S. (1975). ‘Thunder Monsters, Auspicious Animals, and Floral Ornament in Early SixthCentury China’, Ars Orientalis , 10: 19–33.

Jenyns, R. S. (1981). Chinese Art, Oxford: Phaidon.

Rawson, J. (ed.) (1992). The British Museum Book of Chinese Art ,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Tregear, M. (1995). ‘Chinese Bronzes’, in L. Gowing, ed., A History of Art, Rochester (Kent, UK): Grange Books, 300–1.

Walters, D. (1995). Chinese Mythology. An Encyclopaedia of Myth and Legend, London: Diamond Books.

Wilson, V. (1986). Chinese Dress,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and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最后照例放些跟张大少有关的图书链接。

青山 不改，绿水长流，在下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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