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灵活用工的讨论，教授回避了什么问题？

长期研究劳动市场、灵活就业问题的张丹丹教授近期因为在访谈中表示“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被人民群众置放到了对立面。

一方面可能是语义分歧，“福利”在经济学里面是个中性词，相当于“效用”；但在大众的意识里，福利就意味着社会保障，做灵活用工，是因为没找到好工作，本质情况是没得选，哪有什么福利？

我喝西北风是因为没钱，而不是正在减肥。

主持人的理解和大众的感觉是一样的，继续问，“他们有灵活和自由，但也要挣钱。他们的未来缺乏确定性，可能今天有活过两天就不行了，他们如何持续获取收入？”

张丹丹教授补充解释，他们很快会摸清挣钱的门道。这里面有两类人：“一类是“极卷”型，属于专业零工，甚至有点企业家精神。他们知道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干什么最赚钱，会在全国各地跑，在不同时间做不同的工作。比如在双十一期间跑物流，九到十月份制造业工价高时就进厂，冬天夏天极端天气外卖单价高时就去跑外卖——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算法，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最挣钱。”

看起来真的好佩服，灵活用工做得这么高级和勤奋，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问，上面这种极卷型专业零工，双十一跑物流、秋季就进厂、极端天气送外卖，到底多少人是在享受灵活性带来的自由，多少人是被逼的不得不多干几份工作？

难道日本老人白天在麦当劳端盘子，晚上还得开出租车，是因为社会保障不行，到了咱们这里，就是因为人民群众主动要享受灵活性和自由吧？

张教授知道，确实还有不得不干灵活用工的。她说，另一类就是比较零散、收入较低的零工。零工群体的收入差异很大，有上万的，也有几千甚至几百的，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收入情况很不一样。

注意用词：“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网络经常把一个人的话掐头去尾后批判。但说实话，张教授被批评绝对不冤。她有话语权，她精心选择用语，她在回避什么事实，她想要不触及什么实质问题，一目了然。

群众吃了个哑巴亏。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对网约车司机群体进行过专项调研，77%的网约车司机是失业之后转入该行业，62.8%为家庭唯一就业人员；智联《2024 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灵活就业者最大痛点，收入不稳定占54.1%，兜底保障少占41.7%；

所以，更接近真实的恐怕是，大多数灵活就业者是真的没得选。他们不是在追求自由，而是在正规就业收缩后的"退而求其次"。那种年轻人放弃大厂和公务员国企编制追求人生狂野的叙事，不是说没有，但绝对不是主流，更多的人是渴求一个有保障的工作。

这几年高学历人才下沉就业已成为常态，清北毕业入编中学老师早已不是新闻，还有北大博士考城管的，有清北硕博去街道的。去年，天津和平区排水管理所招一名排水管理员，岗位职责要求参与一线排水设施（粪便、油污、污水外溢）掏挖养护、工程跟进、夜间施工、防汛、可承担重体力工作，最终326人报考，完成缴费有效报考148人，竞争堪比考985。

关键还是要努力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增长问题。

如果按公认的灵活就业2亿人计算，灵活就业群体在当前全国约7.4亿总就业人口中占27%。考虑到大部分灵活就业岗位不会在乡村，而是在城镇，那么相对于4.7亿城镇就业人口则占近43%。

不但灵活就业人口已经是极其庞大的群体，更糟糕的是因为它过于庞大，以至于人们默认它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发展。

然而，这恰恰是一个需要思考和论证的问题，灵活就业的继续发展究竟是不是前进的正确方向？我的意思是，即使失业率超过50%，失业依然不是一个正确的现象。过去多年，我们在全社会劳动者权益的管理上，一再出现类似的先例。

比如，起初以三定管理公务员编制，然后出现政府机关雇员，然后又出现名义以采购专业服务，实质上是增加财政供养人员。那么，以采购专业服务名义增加财政供养人员是正确的吗？

比如，起初以劳务派遣方式解决企业间歇性用工需求，明明劳务派遣规定比例不得超过10%，但社会面普遍无法遵守该比例，劳务派遣逐渐发展成为把员工划分为不同身份等级的用工形式。由于劳务派遣依然由用工单位在法律上承担了用工风险，于是劳务派遣又进一步发展为服务外包的用工形式，劳动者权益被进一步压缩。

从劳务派遣到服务外包再到灵活用工，这里面有清晰的劳动者权益逐步衰减的趋势，有劳动者权益公平逐步削弱的趋势，有社会大众对未来生活期望逐步降低的趋势。

与劳动者处境在不断变差的趋势相反，行政机关、体制内、平台企业的处境却并不受到太大影响。充分利用灵活用工的平台企业还享受到了巨大的超额利润，与灵活用工劳动者朝不保夕的境遇形成鲜明反差。

我不是呼吁管制，我是说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的劳动者权益法规体系和执行情况。究竟是实事求是的制定法律并严格执行，还是制定超出实际的法律又允许现实中变通。

是降低企业负担的同时保障劳动者权益，还是因为不能降低企业负担，所以允许社会压缩劳动者权益来提升企业利润？

在劳动者权益衰退的后果上，日本是前车之鉴。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正规雇佣比例从1984年的85%一路降到2025年的63.5%，非正规雇员平均月薪仅为正规雇员的53.6%，社会层面通缩延续，少子化情况不断加剧。

而韩国作为目前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劳动者权益的衰退无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韩国统计厅2025年8月调查数据，总受雇劳动者2241.3万人中，非正规劳动者856.8万人，占全部工资劳动者38.2%。2024年统计数据，15至29岁年轻人就业者中，非正规雇佣占比高达43.1%。年轻人没有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将严重制约社会的婚育意愿。

目前，欧盟、日韩等多数发达经济体，对平台化灵活用工的监管逐渐趋于严格，核心目标是治理”伪自雇“，补齐劳动基准、社保、算法治理，既强化”被灵活“劳动者的权益，也保障”主动灵活“劳动者有自主职业空间。

2024年12月，欧盟正式生效《平台工作指令》，各成员国2026年12月前必须转化为本国法律。指令明确，平台对劳动者存在算法派单、定价、考核管控，则推定为雇员。否则，平台要自己举证对方是真正独立个体户。指令要求不能仅凭算法对劳动者封号、降权，关键处置必须人工复核。符合条件的平台劳动者，一样享有最低工资、带薪休假、工伤、社保参保权利。

荷兰是欧洲非全日制就业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兼职占工资劳动者约40%，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形成大规模灵活就业形态，近年持续补齐灵活就业保障短板。

目前，荷兰最低工资为纯时薪制（2026年7月起14.99欧/小时），兼职和全职适用完全同一标准。2027年1月1日起，时薪低于38欧元时，除非企业证明劳动者属于真正独立自雇，否则就是企业雇佣关系，以此打击伪自雇、规避用工义务的行为。

今年7月，荷兰还通过了《灵活工人更多保障法案》，未来将以带宽合同替代零工时合同，要求灵活用工合同约定保底工时与上限工时，保底工时必须计酬，超出上限工时劳动者有权拒绝，预计2028年开始实施。

此外，荷兰推动政府、雇主协会、工会三方共治，兼职和灵活用工者的权益通过集体获得保障，而不是个人面对庞大的平台。

事实上，目前社会发展来到了一个关键路口，对灵活就业的性质判断和管理思路，将深刻的影响到未来。

它究竟是一种更高效的推动企业和社会发展的新型用工形式？还是经济承压的情况下，居于链条末端的劳动者不得不承担更多负重的无奈选择？不同判断将导向不同的立法思路和执行策略。而这，正是教授们避而不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