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总被起诉到法院？这在很多国家很难想象

2026年8月18日，由美国多个高等教育组织和工会组成的联盟，正式向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挑战特朗普政府推动的一项新规。

这项新规涉及国际学生等人员的D/S（Duration of Status，即“身份持续期”）制度。原来的D/S制度下，符合条件的国际学生等人员，可以按照其身份所对应的项目期限合法停留。

特朗普政府的新规，则准备改变这种管理方式，改为更加严格的固定期限管理。

消息传出后，我感兴趣的倒不是新规会不会影响哪些留学生，而是另一件事：

总统推动的一项重大政策，为什么刚刚出台，就可以被高校、工会等社会组织告到联邦法院？

而且，这并不是什么特殊事件。

废除D/S制度的这起诉讼，只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众多司法挑战中的又一例。

很多人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总统推出一项重大公共政策，高校、工会、州政府甚至行业组织，可以直接把联邦政府告到普通联邦法院？

而一个地区法院的法官，甚至可能通过临时禁令，阻止一项全国性政策实施？

这样的场面，放在世界很多国家，确实很难想象。

根源首先在于美国独特的司法审查制度。

自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司法审查原则之后，美国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可以审查政府行为是否违反宪法和法律。

总统行政命令、联邦行政部门制定的规章，都可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

美国并没有一个专门负责违宪审查的“宪法法院”，但只要原告能够证明自己确实受到政府行为的实际影响，并且符合起诉条件，就可以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行政机关越权、违反法律或者程序违法。

一旦法官认为原告提出的理由具有相当可能性，并且政策继续实施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就可能发布临时限制令或初步禁令，暂停政策实施，等待进一步审理。

州政府、高校、企业、行业协会、工会，甚至个人，都可能成为挑战政府政策的原告。

这就形成了一个在许多国家并不常见的现象，总统和行政机关作出的重大决定，并不意味着争议已经结束。政策出台之后，很可能立刻进入法院，接受另一轮检验。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总统越来越多地通过行政权力推动重大政策。

按照美国宪政制度的基本逻辑，许多重大的制度性变革，本应通过国会立法完成。但现实中的美国，两党对立越来越严重，国会经常陷入僵局，一项法案可能长期无法通过。

于是，总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行政命令，或者要求行政部门在现有法律授权范围内修改政策和规章。

这样做的好处是快。

国会立法需要经过漫长的程序，总统行政命令和行政部门制定新规，则可以大大缩短政策落地的时间。

但效率提高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容易引发法律挑战。

因为行政部门的权力终究来自国会的授权。

于是，反对者便会把问题提交给法院。

总统或者行政机关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权力？国会当初的授权是否包括这项措施？行政机关制定新规时，有没有完成法定程序？是否充分说明了政策依据？是否认真回应了公众提出的重大意见？

这正是行政政策最容易遭遇的法律软肋。

行政手段越激进，触及的利益越广，被起诉的可能性往往也越大。

就像这次D/S制度改革，原告认为，行政机关在制定新规时违反了法定程序，同时没有充分考虑政策对美国高等教育和国际学生造成的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社会利益冲突本身就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诉讼动力。

每一项重大政策调整，都会有人受益，也会有人受损。

修改国际学生居留制度，会影响高校招生、科研和人才引进；调整移民政策，会影响州政府、企业和特定行业；改变关税政策，则可能直接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消费者。

在这样的制度下，受到影响的机构并不只能通过游说国会、发表声明或者组织抗议来表达反对意见。

他们还可以直接走进法院。

于是，司法诉讼逐渐成为政治博弈的另一条战线。

国会没有争取到的东西，可以到法院去争；行政部门推出的政策，也可能被法院暂时挡下来。

法院因此不仅是解决私人纠纷的场所，也越来越成为政府、州政府、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相互角力的重要战场。

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其他国家很难看到美国这样的场面。

不同国家的违宪审查和行政审查制度，运行方式完全不同。

例如德国、奥地利设有专门的宪法法院，普通法院与宪法法院之间存在明确的权限分工；英国长期强调议会主权，法院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也与美国完全不同；在一些国家，社会组织要直接挑战中央政府的重大政策，起诉门槛更高，即使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也未必能够迅速阻止政策实施。

美国这种由普通联邦法院受理具体案件，并可能通过禁令直接影响全国政策的模式，确实具有相当鲜明的特点。

当然，这套机制也不意味着“法院永远正确”。

美国联邦法官的任命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同法官对总统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边界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

一个地区法院可以叫停政策，政府也可以立即上诉。案件可能从地区法院一路打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最后甚至进入最高法院。

因此，美国的重大公共政策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场面：

总统宣布政策，行政机关开始执行；
反对者提起诉讼，地区法院发布禁令；
政府提出上诉，上级法院推翻或者维持禁令；
最后，争议可能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政策在行政机关、法院和国会之间来回拉扯，结果往往几年之后才能真正确定。

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这套制度原本是为了防止总统权力无限扩张。

但是，当国会越来越难以通过立法、社会越来越严重分裂之后，原本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送进法院。

于是，一项重大政策的成败，越来越不只是民意和国会表决的问题，还可能取决于法官如何解释一部法律、如何理解总统和行政机关的权限。

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彼此牵制，也彼此拉扯。

这或许才是今天美国政治最真实的一个侧面。

回到D/S这个案件。

高校联盟和工会组织把联邦政府告到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请求法院阻止新规按计划在9月生效。

最后的结果，当然首先是一场法律条文的较量。

但从更大的角度看，这也是美国三权之间，不同社会利益之间，又一次公开进行的博弈。

在美国，总统宣布一项政策，并不意味着故事结束了。很多时候，真正的下半场，才刚刚在法院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