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小姨去要工程款，甲方老板摔了合同骂她，我一脚踩住对方茶几：二舅，你再拿我哥说事？

我承认，我那天抬脚的时候，心里已经憋了很多年。

我叫周建国，今年四十六岁，住在鲁西南的青河县城，靠在老汽车站旁边修鞋过日子，小姨周桂兰是镇上裁缝铺的老板娘，甲方老板马全友开着一家快递站，手里接了几个小区的门岗和库房工程。

那年春天，青河县城南边修物流园，小姨接了里面几间工人宿舍的窗帘和床罩活，她带着几个农村媳妇干了快一个月，布料钱、人工钱全是自己先垫的，活交出去以后，马全友只给了一个空头承诺，说等园区验收完就结账。小姨回来时把一摞收据压在裁缝机下面，见我问起，就说不急，先让人家把手续走完，她说这话的时候，手指还在捻一根断线。

可她后来每天都去马全友的快递站，站在门口不进去，等到中午又拎着菜篮子回来，菜篮子里有时只放着两根葱。邻居问她是不是钱要回来了，她说人家忙，等两天就给，晚上关铺子时却把计算器按得啪啪响。她女儿在县医院当护工，劝她找个律师，她摆摆手说都是亲戚，闹开了不好看。我哥周建军的名字，就是在那时候一次次被她提起来的。

我哥没出事以前，在马全友的物流园干过一阵子，后来因为装卸机翻倒，腿落下了毛病，赔偿的事拖了几年才了结。马全友每次见小姨，都把这件旧事翻出来，说你姐夫家欠我的人情还没算呢，你哥那条腿是谁帮着跑的。小姨总是低头，说那工程款跟我哥是两码事，马老板你别混在一起说。马全友就把手机往桌上一扣，说你们家人都这么会算账。

那天小姨把我叫到了裁缝铺后屋。

可谁知，她要的不是我陪她说理。

她从柜子最底下拿出一个旧帆布包，包里是合同、送货单和工人按过手印的工钱表，边角都卷了。她说马全友让她下午去快递站拿钱，还特意说叫上家里人，省得以后说不清。我问她为什么不让女儿陪，她说女儿在医院值班，况且你是建军的弟弟，他多少会给你点面子。她把帆布包递给我时，里面掉出一张公交车票，我捡起来看了看，日期已经模糊，便随手塞回了夹层。她又补了一句，建军要是在，肯定不会让我一个人去。

我哥已经走了三年。

我没接那句话。

下午我们坐社区门口的三轮车到了快递站，门脸后面连着一排新盖的仓库，马全友把办公室设在二楼，楼梯口堆着退回来的纸箱。小姨走在前面，手里抱着帆布包，我跟在她后面，鞋底还粘着上午补鞋用的胶。办公室里坐着马全友、他的会计媳妇，还有两个做工程的年轻人，桌上摆着茶壶和一盘没剥完的花生。马全友看见我，只抬了抬眼皮，说建军没来，叫你来顶账啊。小姨把合同放在桌上，说马老板，窗帘和床罩都验收了，按咱们说好的，把尾款结了吧。

马全友拿起合同扫了两眼，问她想要多少。小姨说连材料带人工，一共六万八，先前收的两万不算，还差四万八。马全友笑了一声，说你们家记性倒好，我这边仓库漏雨是谁找人修的，你哥住院那阵是谁垫的药费，你们都不提。小姨说住院钱我哥后来还你了，仓库修理也是你自己找的人，工程单上没有这一项。会计媳妇立刻插话，说大姐你别把话说死，亲戚之间谁还一笔一笔记着。那两个年轻人低头剥花生，手指碰到花生皮就停一下。小姨把验收单往前推了推，说我不跟你争别的，咱们就看这几张纸。

马全友把合同摔到了她脚边。

我听见纸张擦过地砖的声音。

小姨弯腰去捡，马全友伸脚踩住一角，说你们家建军当初把我那批货弄丢了，我没找你们赔，你现在倒来跟我讲合同。他说完又冲我抬下巴，问我哥临走前有没有告诉你，他欠我多少钱。我耳朵里嗡的一声，手掌按住桌沿，指甲顶进了木头缝里。小姨捡起合同，说建军欠不欠你，跟我做没做完活没有关系。马全友骂她岁数大了还不知好歹，说当年要不是他把我哥从医院接回来，周家一家子都得跪着求人。会计媳妇在旁边劝，说大姐少说两句，钱又跑不了。小姨没有回嘴，只把合同一张张抚平，手背上的针眼露在袖口外面。

我脚下踩住了那张茶几的边。

二舅，你再拿我哥说事？

马全友愣了片刻，骂我没大没小，说我哥活着时就是个窝囊废，死了还给家里留了一屁股烂账。小姨忽然抬头，叫我别动手，说钱还没要回来，别给人留下把柄。我问马全友，仓库维修有没有收据，垫药费有没有借条，他说亲戚之间哪来的那些东西。我说那你凭什么拿我哥说事，他说凭他欠我。旁边一个年轻人小声说，马总，窗帘这块确实验收了，财务那边还压着单子。马全友转身冲他吼，说你懂个什么，出去搬你的货。小姨把我往后拉了一下，跟马全友说，今天你不给个说法，我就去园区管委会，把工人们都叫过去。

这句话说完，办公室里没人再碰花生。

第二天一早，马全友把小姨告到了镇派出所，说她带人闹事，还说我踢坏了茶几。

茶几没坏，合同却被他拍出了两道折痕。

派出所民警调了走廊监控，里面只看见我用鞋尖压住茶几边，没有碰到人，也没有砸东西。可马全友不肯松口，说小姨的工程质量有问题，窗帘掉过一条，床罩也少了几件。小姨拿出送货单说少的那几件是仓库管理员签收后拿去别处用了，马全友媳妇却说她只认最后清单。事情传到裁缝铺以后，几个工人媳妇都来问钱什么时候给，她们家里等着交暖气费和孩子学费。小姨把人一个个劝回去，说这事她扛着，别叫大家跟着跑。她嘴上这么说，晚上却把铺子里的旧缝纫机搬到门口，贴了张转让纸。

我说你把机器卖了，拿什么接活。

她说先把人的工钱补上，别让她们去找家门口。

我那阵对小姨有些埋怨，觉得她既然知道马全友难缠，就不该接这种活，也觉得她总把我哥挂在嘴边，好像只要提起我哥，别人就该替她让路。她女儿周芳也冲她发过火，说妈你每次都这样，什么都自己扛，扛到最后还要别人收拾。小姨没吭声，把一沓工人手印的表格塞进抽屉。周芳看见我，问我是不是也觉得她糊涂，我说她要是只为自己，事情反倒简单。周芳冷笑了一下，说你们兄弟都爱讲这种没用的话。她说完拎着饭盒走了，留下小姨在裁缝机前穿针。

直到那份补充协议被送到我手里。

送协议的是马全友的会计媳妇。

她站在修鞋摊前，把一张纸压在我的工具箱上，说你小姨要是签了，钱今天能先给一半。我低头看协议，里面写着小姨承认窗帘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另外还要承担仓库维修的费用，尾款只剩两万。会计媳妇说你哥那件事，马全友心里一直有疙瘩，你们低个头，大家都省事。我问她这纸谁拟的，她说马总找人写的，反正你们签不签都一样。我把协议折回去，问她当年仓库漏雨的维修单在哪，她说这个我不清楚。她走前又说，周师傅，你别把亲戚做成仇人，县城就这么大，抬头低头还要见面。

我把协议放进了抽屉。

那天晚上，小姨去了医院。

她在裁缝铺门口搬缝纫机时，脚下一滑，膝盖撞在台阶上，送到社区医院后查出髌骨裂了，医生让她住院观察。我赶到病房时，她正拿手机给工人打电话，说机器先别卖了，钱的事再缓几天。周芳坐在床边削苹果，听见这话，把水果刀放下，说你还管别人，自己的腿都不能弯了。小姨说我不管谁管，几个嫂子等着拿工钱呢。周芳说你把我爸留下的那点积蓄都垫进去，还要垫到什么时候。小姨转过脸去，盯着窗外的晾衣杆，没有说话。走廊里有轮子从远处响过来，到了病房门口又慢慢停下，我站起来看了一眼，是护士推着药车过去。

我在医院陪了小姨一夜。

她睡着以后，我闻见楼道里飘进来的煤烟味，去窗口站了好一会儿。

第二天我去找马全友，他正在批发市场的门店里清点快递袋，见我进来就说你小姨住院跟我没关系。我把补充协议放到他面前，说这纸不能签，你把工程尾款按合同结了。马全友说合同上写的是验收后三十天付款，现在还没到日子。我说你催她签认错协议的时候，怎么没提三十天。他把一卷胶带扔在桌上，说你们家就是靠闹事过日子，你哥当年把货弄丢，最后还不是我给你们擦屁股。后面几个档主都抬头看过来，有人劝我说建国，先把人送医院，钱的事慢慢谈。马全友说你看见没有，大家都知道谁不讲理。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把他刚才那句录音放了一遍，他脸色变了变，伸手就要抢。

我没让他碰到手机。

可那天以后，工程款还是没有下来。

园区管委会把双方叫去调解，马全友带着厚厚一沓照片，说床罩开线、窗帘尺寸不对，还说小姨带人堵门。小姨坐在轮椅上，把一张张送货单摆开，手指因为吃药有些发抖。管委会的人问她为什么没有及时提异议，她说马老板每次都说验收完一起算，我就想着先把活做完。马全友说她现在拿亲戚关系压人，动不动就提周建军。坐在旁边的老工程员忽然说，床罩是仓库管理员拆走的，照片里的窗帘也换过位置。马全友瞪了他一眼，说你退休了还掺和什么。老工程员把手里的帽子放到膝盖上，说我只是照着验收表说。调解最后没有结果，只让马全友在一周内把账目和单据补齐。

小姨出院那天，马全友没有来。

他让人送来一个纸袋，里面是几张复印件，还有一张没有署名的欠条。

小姨看完欠条，把它放回纸袋，说这不是建军的字。周芳问她要不要报警，她说先收着，别急着往外说。她住院期间，裁缝铺停了工，几个工人来过两回，站在门口不知该说什么。我把自己的修鞋摊搬到她铺子旁边，白天给人补鞋，空下来就帮她整理单据。那张公交车票从帆布包里掉出来过一次，我问小姨是不是她去要账时留下的，她说不知道，可能是建军以前坐车用的。她把车票塞进抽屉里，抽屉锁扣坏着，怎么推都合不严。那以后我再没见过那张车票。

开春那阵，周芳突然把我叫到医院后面的停车场。

她手里拿着一只旧工具箱。

工具箱是我哥的，铁皮边缘已经磕掉了漆，里面有几把扳手、一截红布条，还有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录音笔。周芳说这是她从我妈家床底下翻出来的，原本想扔掉，插上电才听见我哥的声音。我按下播放键，先是一阵杂音，接着是我哥说，马全友那批货不是我弄丢的，仓库钥匙一直在老魏手里，账上少的那几件，跟我没关系。后面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说清楚，他说小姨还在里面干活，马全友要是翻脸，几个嫂子的工钱就没着落。周芳问我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她把录音笔从我手里拿回去，说我妈知道，她一直没敢听。

小姨听完录音后，把窗帘布料清单重新抄了一遍。

她抄得很慢，写错一个字就撕掉那一行。

我问她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她说建军不让，说那时候他还在园区干活，马全友手里有一帮人，真闹起来谁都吃亏。她又说欠条不是马全友写的，是老魏写的，老魏后来去了哪里，她也没问。周芳在旁边说，那你现在还替他瞒着什么。小姨把笔帽扣上，说我没替谁瞒，我只是想把该拿的钱拿回来。她看着我说，建国，你别替我去砸门，也别再踩人家的桌子，咱们手里有啥就拿啥说。她说完把工具箱推到我面前，让我带去园区。

我抱着工具箱去找马全友时，正赶上他在快递站门口骂一个送货小伙。

我把录音笔放在他桌上，按下播放键，屋里很快响起我哥的声音，声音不大，每句话却都听得清楚。马全友先说录音是假的，接着问我从哪儿弄来的，我说我哥留下的。他把门关上，说你们拿死人说事，算什么本事。我说那就别说死人，咱们说仓库钥匙，说验收表，说你让小姨签的那份协议。他坐在椅子上抽烟，烟灰落到裤腿上也没掸。会计媳妇从里屋出来，看见录音笔，问他是不是老魏那份账还在。马全友抬头瞪她，她没躲，继续说你当初答应把那批货的亏空摊给建军，后来建军不肯签，你才让他去搬夜班。马全友说你闭嘴，家里的事轮不到你说。她说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哪件不是我替你收尾。

她从柜子后面拿出一本蓝皮账本。

账本翻到中间，有一页被撕掉了。

她说那页记的是小姨工程的尾款，后面的数字我没看清，只看见马全友把手里的烟按在桌面上，烟头陷进木头里。他问会计媳妇是不是想把这个家也拆了，她说账本早晚要交出去，拆不拆都在你。门外的送货小伙没走，站在玻璃门边往里看。马全友拿起工具箱，问我是不是想把他送进去。我说我只想让你把小姨的钱结了。会计媳妇把蓝皮账本递给我，说这份你拿着，复印件我已经给管委会送过一份。马全友站起来抢账本，我把工具箱往前一挡，他的手停在半空。小姨这时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又跟人吵起来了，我说没有，她说那就把东西带回来，别在外头待太久。

马全友最后把那本账本推给了我。

他说尾款可以按合同走，但建军那笔账，他不认。

我把账本带回管委会，园区的人重新核了货单和验收表，发现马全友说的几项维修费用没有凭据，所谓丢失的货也在另一家仓库入了账。会计媳妇后来没再来裁缝铺，只让人送了一份签字的说明，说明里有几处涂改，谁改的没人追问。马全友把工程款分了两次打过来，第一笔到账时，小姨正在给一个孩子改校服袖口。她看着手机上的提示，没说话，只把针从布里抽出来，叫我把工人们都喊来。大家在铺子里领钱，有人少算了几天工，小姨当场补上，还从自己的钱里垫了几百块。

那天傍晚，周芳把药盒放到小姨枕头边。

小姨问她，你爸最近吃饭怎么样。

周芳说他还在快递站，瘦了些，也没再提建军。

小姨说那就好，别让他来找你舅舅。周芳问她，你还管他干什么，她说他那人嘴硬，账得算，饭也得吃。周芳低着头把药片按进小格子里，说你总替别人留路，自己的路怎么走。小姨说我这不是还在走吗，说完拿起剪刀去剪线头。她的膝盖还不能弯到底，站起来时扶了两下桌沿。窗台上放着那只旧工具箱，盖子没有扣严，里面的扳手露出一截。

又过了快两年，县城南边的物流园换了牌子，马全友的快递站也搬到了市场后面。

小姨的裁缝铺没关，只是把招牌换成了女儿的名字。

周芳不再做护工，跟着小姨接学校校服的活，两个工人媳妇也一直留在铺子里。马全友的媳妇后来去了哪儿，没人跟我说过，老魏的那页账也没有找回来。小姨偶尔提起我哥，只说他腿不好还爱逞强，年轻时修个门锁能蹲到半夜。她再没问过我那天在快递站有没有动手，也没问过那只工具箱里还剩什么。

现在我每天早上还是去老汽车站摆摊，午后收摊时，顺路到裁缝铺门口坐一会儿，小姨在里面踩缝纫机，周芳靠着窗给人量袖口，桌角放着刚收来的布料。她们有时让我帮着送货，我就把鞋摊上的零钱往抽屉里一推，骑车去学校后门。回来时小姨已经泡好了茶，杯子旁边压着几张布票，窗外的晾衣杆上挂着刚洗过的工作围裙。

周芳把一只新配的钥匙放在我手心，说晚上走的时候把铺门锁好。

小姨在里头喊，别把工具箱忘了，明天给我修那只抽屉。

我应了一声，把钥匙插进锁孔，工具箱放到车后座上。

缝纫机的针脚停在半寸布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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