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帮女邻居收稻谷，稻谷没收完，她把我摁在了田埂上

那年稻谷正黄

一九九三年的秋天，我二十二岁，在镇上的农机站当修理工。

我们那地方叫林家坳，四面环山，中间一大片平坦的田畈。每到秋收前后，满畈稻子黄澄澄的，风一吹，稻浪从东头滚到西头，像铺了一地的金子。那几年天时怪，入秋后还热得厉害。老人们说，稻子黄得晚，不是好兆头。可再不好的年景，人也得把稻子收回来。那是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我们那儿的人，祖祖辈辈都这么活。

农机站的工作不轻松。秋收前后最忙，天天有人推着拖拉机、拉着脱粒机来修。我跟着师傅学，从补轮胎开始，到后来能独立拆发动机。师傅姓秦，五十多岁，手艺好，脾气坏。我做错了，他抬脚就踹。我不吭声。我知道，手艺是打出来的。我爹也这么说。我爹以前是生产队的拖拉机手，后来腰不好，退了下来。他最盼的就是我能在农机站站稳脚跟。他说，公家的饭碗，铁打的，比种地强。我信了。我每天早出晚归，身上沾满机油味。回家晚了，我娘就把饭温在锅里。我妹春桃总是等我一起吃饭。春桃那年十六，在镇上的裁缝铺当学徒。我们一家人，日子虽然紧巴，但有个盼头。

我家几亩田都是爹娘在种。我下了班也去帮忙。那年秋天，家家户户都忙。我家的三亩早稻收得早，赶在雨季前入了仓。晚稻还青着。我爹说，等过了白露再收。我家的田在村东头，紧挨着一条机耕路。路那边是赵大勇家的五亩水田。赵大勇出去打工三年，田就扔给了他媳妇周玉梅。周玉梅一个女人家，带着个七岁的儿子壮壮，种五亩田，想想都难。

周玉梅不是我们本地人。她是从邻乡嫁过来的。赵大勇当年在邻乡粮站做临时工，认识了在粮站帮厨的周玉梅。周玉梅长得清秀，手脚也勤快。赵大勇追了她半年，硬是把她娶回了林家坳。刚嫁过来那两年，周玉梅日子还过得去。赵大勇在镇上跑运输，家里有台旧手扶拖拉机。后来赵大勇嫌跑运输不挣钱，就跟人去了南方。头一年，他还寄钱回来。第二年开始，钱就断了。村里人都说，赵大勇在那边有人了。周玉梅不信。她见人就说：“大勇忙。过年就回来。”可过年了，人没回来。壮壮发烧，她一个人背着孩子走十几里地去镇卫生院。家里没米了，她就吃稀的，把干的留给壮壮。这些事，我都是听我娘说的。我娘说：“玉梅那孩子，苦。可她犟。不肯跟人说。”

我那时对周玉梅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她比我大几岁，又嫁了人，在我眼里就跟村里其他嫂子一样。我只知道她开着个小卖部，卖些日杂百货。我有时去买包烟，她总是笑着招呼。她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我问她壮壮呢，她说在里屋写作业。她说话很轻，不紧不慢。她身上总有一种味道，像晒过太阳的棉布。我买了烟就走，从不多待。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些事。

那天是星期六。农机站下午不上班。我帮家里收完早稻，把谷子运到晒场上摊开。天热得很，太阳毒辣辣的。我坐在晒场边的老槐树下歇气，远远地看见周玉梅在田里割稻。她弯着腰，一下一下地挥着镰刀。那动作不像男人那样有力，每割几下就要直起身来歇一歇。五亩田，她才割了一小半。稻子已经黄得透透的。谷粒胀得发亮，有些已经裂开了口。这样的稻子，再不赶紧收，风一吹，谷子全落在地里，一年就白干了。

我坐不住了。我回家拿了把镰刀，往她田里走。穿过机耕路，下到田埂上。周玉梅正割得入神，没听见我走近。我喊了一声：“玉梅嫂。”她吓了一跳，转过身来。她的脸被太阳晒得发红，额头上全是汗。头发用一条花毛巾包着，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林子？你咋来了？”她家壮壮从田埂上跑过来，手里还拿着根稻穗。我摸摸壮壮的头，对周玉梅说：“我来帮你割。你一个人，五亩田，割到啥时候去。”周玉梅说：“不用。你家自己的还没忙完。”我说：“我家晚稻还青着。早稻刚收完，谷子都摊上了。今天正好有空。”她还想推辞。我没理她，弯腰就割起来。

稻子很干了。割起来清脆，镰刀一过，稻秆就断了。我力气大，割得也快。周玉梅不再说什么，也跟在我后面割。壮壮在田埂上逮蚂蚱，不时喊一声“妈，我逮着个大的”。周玉梅就笑着应。稻子割倒后，要一堆一堆码好，等下午赵四家的打谷机有空了再来脱粒。这些活不轻松。但也不难。就是耗力气。

太阳越升越高。我汗如雨下。衣裳湿透了，贴在背上。我脱了外套，只穿件背心。周玉梅递给我一块毛巾。我接过来擦了把脸。那毛巾很旧了，但洗得干净，闻着有股淡淡的皂角味。我说：“玉梅嫂，你歇会。让我来。”她说：“我不累。你喝口水。”她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塑料水壶。我仰头灌了几口。水是凉的，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她站在旁边，用手给我扇风。那风很小，可我心里觉得凉快。我冲她笑了笑。她也笑了。我们没再多说话，又弯下腰继续割。

割到晌午，五亩田已经割了快一半。周玉梅说：“走，回去吃饭。”我直起身，浑身酸疼。背上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烫。我穿上外套，跟她往家走。壮壮已经先跑回去了。到了她家门口，她说：“我做了凉面。你吃一碗再走。”我说：“那我不客气了。”她笑了，说：“跟嫂还客气啥。”她做的凉面很好吃。面条煮得筋道，用凉水过了一遍，拌上蒜泥、醋和香油，再切点黄瓜丝。我蹲在门槛上，一连吃了两大碗。周玉梅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边吃边给壮壮擦嘴。阳光从院子里那棵枣树的叶缝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把她的睫毛照得亮闪闪的。我忽然觉得，这女人，真好看。

我忙低下头，把最后一口面扒进嘴里。周玉梅起身给我添了碗绿豆汤。我喝下去，甜丝丝的。她说：“下午你别来了。我慢慢割。”我说：“下午也没事。我帮你割完。”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点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她说：“林子，你的心真好。”我脸一热，说：“乡里乡亲的，应该的。”然后我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说：“我先回。下午再去田里。”她点点头，站在门口目送我。我走出老远，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像一株被风吹动的稻子。

下午的太阳更毒。田里一丝风也没有。稻田像蒸笼，热气从地上往上冒。我埋头割稻，汗水滴进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坑。周玉梅也弯着腰，一声不吭地跟在我后面。我们像两个默契的伙计，一个割，一个码。天快黑时，五亩田终于割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田埂边一小片，大约两三分地的样子。我累得直不起腰。周玉梅也累得不行。她蹲在田里，脸色发白。壮壮已经在田埂上睡着了，脸上盖着条小毛巾。周玉梅说：“林子，你回吧。剩下的明天我自己来。”我看了看天，天边堆起了几朵黑云。我说：“怕是要下雨。”周玉梅也抬头看。她的脸色更难看了。稻子割倒了还没脱粒，要是淋了雨，全要发霉。

天说变就变。风起来了，云涌上来了。远处的山被雾罩住了。豆大的雨点突然就砸下来。周玉梅慌了，扯了块塑料布去盖割倒的稻子。我也冲上去帮忙。那塑料布根本盖不住多少。雨越下越大。稻秆在雨里像被按倒的草。周玉梅的头发全湿了，衣服也湿透了。她在雨里跑来跑去，想把谷子往高处拢。我拉住她：“别弄了！快回！雨太猛了！”她像没听见，还在拼命地拖稻草。我一把把她拽回来。她猛地撞进我怀里。雨里，我们两个都湿透了。她的脸离我很近，雨水顺着她的下巴往下淌。她抬头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周围的雨声大得惊人，像成千上万个人在拍手。她却像没听见。她忽然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往后一推。我脚下一滑，摔在田埂上。她整个人扑过来，压在我身上，双手按着我的肩膀。雨还在下。我们在泥水里，像两条被冲上岸的鱼。

“别动。”她说。她的声音被雨声撕成碎片。可我听得很清楚。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在雨里像两团火。她的嘴唇贴下来。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雨水灌进我的嘴，混着她的气息。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只觉得天旋地转。她的身体很热，即使在冷雨里，也烫得吓人。我们像两个落进水里的人，拼命抓着对方，才能不被冲走。

那场雨下了半个多钟头。等雨停时，天已经全黑了。我们浑身泥泞地坐在田埂上。稻子全淋了雨，凌乱不堪。周玉梅不说话。她的肩膀还在抖。我也不敢说话。我的心跳还没有平稳下来。壮壮在田埂上醒了，揉着眼睛喊妈。周玉梅像忽然回了魂，慌忙起身去抱他。她背对着我，说：“你走吧。别管我们了。”我张了张嘴。她没回头。她的背影像一座沉默的山。我站了一会儿，走了。

那之后，周玉梅躲着我。有几次在村口碰见，她远远地绕开。我也没有再去她家。我们都像被那场雨浇透了，湿得不知道该怎么在太阳底下站。可我却忍不住想她。白天想，晚上也想。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压在我身上的重量。我一闭上眼，就回到那片田埂。我把这些想头压在心里，不敢跟任何人说。我知道，我们之间那点事，一旦被人知道，我就得离开林家坳。周玉梅更活不成。

可有些事，是压不住的。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去了她家。壮壮不在。小卖部的门半掩着。我走进去。周玉梅坐在柜台后面，看见我，脸色刷地白了。她站起来，张了张嘴，眼泪先掉了下来。她说：“林子，那天晚上……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就是太难了。”她的声音抖得厉害。我走过去，隔着柜台，看着她。我说：“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她抬起头。我说：“我就是来看看你。”她捂住嘴，哭得浑身发抖。我绕过柜台，把她揽进怀里。她哭得更凶了。我把她抱得紧紧的。我说：“别怕。有我在。”她在我怀里使劲点头。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那么强烈地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那之后，我们常常见面。在田里，在晒场上，在她家的小卖部里。壮壮睡着后，我们就坐在院子里说话。她说，赵大勇早就有人了。她有次去镇上的邮局，碰见了跟赵大勇一起打工的人。那人喝醉了，说漏了嘴。赵大勇在南方跟一个湖北女人住在一起，孩子都生了。周玉梅不信，写信去问。信全退了回来，说查无此人。她才死了心。可她不敢让婆家知道。赵大勇他爹身体不好，知道了非气死不可。她只能忍着。她说这些时，声音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听着，心里像有把刀在搅。我握住她的手，说：“以后，我照顾你。”她抽回手，摇摇头：“林子，你还年轻。我不能拖累你。”我说：“我愿意。”她看着我，眼泪又涌上来。她没说话，只是把脸埋进我的手掌里。

那年深秋，稻子收完了。周玉梅决定离开林家坳。她说，她要带壮壮去南方找赵大勇。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就是想当面问问他。这么多年了，我跟壮壮到底算什么。”我阻止不了她。我只能帮她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了，又凑了点钱给她。送她走那天，天下着小雨。她带着壮壮，坐上去镇上的拖拉机。我站在村口的枫树下，看那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远。壮壮冲我挥小手。周玉梅没有回头。她的背挺得很直。我知道，她是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周玉梅走后，我的日子像被挖去了一块。我辞了农机站的工作，去了南方。我找过她。可南方的城市太大了。我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在码头扛包，在电子厂上夜班。我每逢休息，就带着她的照片到处问。我问遍了我知道的所有工厂。没人见过她。两年后，我回了省城，在城西开了个修车铺。日子慢慢稳下来。后来，我结了婚。妻子姓沈，是个裁缝，人很好。我们生了个女儿，小名叫禾禾。禾禾四岁那年，我带她回林家坳过清明。村口的老枫树还在。可周玉梅家的小卖部已经不在了。那里盖起了两层小楼，住着一户不认识的人家。我站在那儿，禾禾拉着我的手，仰着头说：“爸爸，你在看什么？”我说：“没看什么。走，去给你爷爷奶奶上坟。”

那天晚上，我爹在饭桌上忽然提起周玉梅。他说：“玉梅那孩子，后来回来过一趟。带着壮壮。说是去了广东，在那边摆了个小摊，卖早点。”我握着筷子的手停了一下。我娘说：“她瘦得厉害。说是男人还是没找到。不过看她说话，倒挺精神。”我“嗯”了一声，低头扒饭。禾禾坐在我旁边，奶声奶气地问：“爷爷，玉梅是谁呀？”我爹说：“是你爸的一个旧相识。”禾禾“哦”了一声，又去夹肉。我放下碗，走到院子里。月亮很好，照得满院子白亮亮的。我点了一支烟。烟头的光在风里一明一灭。我忽然想，那年她回来时，有没有去过我家门前的田。有没有站过那片田埂。有没有想起我。

烟燃尽了。我踩灭烟头，回到屋里。禾禾已经睡了。妻子在灯下给我补一件旧衬衫。我坐在她身边，没说话。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就是有点累。”她笑了笑，又低头去缝。我看着她。她的针脚很密，很细，像她的人一样妥帖。我忽然觉得，命运待我不薄。它让我在最好的年纪，遇到过一个叫周玉梅的女人。也让我在后来，遇见了可以共度一生的人。有些事，不用再提了。有些人，也不用再等。他们都在岁月里站成了各自的风景。远远地看着，就很好。

那一年的稻谷，早就入了仓。林家坳的田埂上，如今又开满了新的稻花。可每当秋风吹过，我总能闻见那股熟悉的香气。那香气里，有泥，有汗，有雨水，有眼泪。还有一段被田埂记住的年轻岁月。它们混在一起，浓得化不开。就像九三年的秋天，稻谷黄了的时候，我们曾经那样近地，摔进同一片土地里。

那年清明从林家坳回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回去。

修车铺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从一个门面扩到两个，又收了两个徒弟。妻子沈兰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禾禾也上了小学。日子像一条平稳的河，不声不响地往前流。我原以为，那些旧事会和村口的枫树一样，慢慢老去。可人总是这样，越是想忘的，越在夜深人静时翻上来。

禾禾上小学那年秋天，沈兰提出想再要个孩子。我笑着问她：“你不怕累？”沈兰说：“禾禾一个人，太孤单了。”我点了点头。可我心里却忽然想起壮壮。那孩子瘦瘦的，眼睛很亮。他总跟在我身后喊“林叔”。他走的那年才七岁。如今，也该是个大人了。这些念头像水底的草，柔柔地缠着我。我不说，也没法说。

二〇〇三年的秋天，我去南方进汽车配件。在广州的一个批发市场里，我站在摊位前跟人谈价格。旁边有条窄巷子，摆着几辆卖早点的推车。一个系围裙的女人正低头收钱。她瘦得很，头发随便用根黑橡皮筋扎在脑后。她没看见我。我却在看见她的瞬间，像被什么钉在了原地。

是周玉梅。

她的脸黑了些，眼角有了纹。可那个侧影，我一辈子都不会认错。她正忙着给客人装包子，动作麻利。旁边有个半大小子，蹲在地上洗蒸笼。那小子十五六岁，短头发，胳膊上沾着油渍。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壮壮。他长高了，比周玉梅还高半个头。他洗蒸笼的样子很认真，像在干一件极重要的事。

我没走过去。我站在巷子口，手里还攥着刚签完的配件单子。身边人来人往，进货的、拉货的、喊价的，吵得人脑袋嗡嗡响。可那一刻，我觉得四周忽然静了。静得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看着她。她忙完一阵，直起腰来，用手背抹了把汗。壮壮端着一屉新蒸的包子出来，喊了声“妈”。周玉梅冲他笑了一下。那笑容还是那样，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我胸口像被谁狠狠捶了一拳。我往后退了一步，躲进人堆里。然后，我转身走了。一直走到市场外面的马路上，我才停下来。天很蓝，白云一朵一朵地浮着。我站在一棵老榕树下，喘得厉害。我知道，她过得不算好。可她没有倒。她还在那儿，跟壮壮一起，把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下去。那个曾经把我按在田埂上的女人，没有被打垮。我为她高兴。是真的高兴。可高兴里又混着一种说不清的酸楚。那酸楚从胃里往上翻，翻到喉咙口，翻得我眼睛发潮。

那天晚上，我住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我下楼买了瓶酒，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喝。南方的夜风很软，带着海的气息。我喝得半醉。我想，命运真是有意思。九三年那场雨，把我们冲散了。十年后，又让我远远地看她一眼。不让我靠近。也不让我说话。它就要我看见，她活着。活得好好的。也许这就是答案了。我不用再找她了。她就在那里。在南方某个清晨的巷口，蒸一屉又一屉的包子，把壮壮养大。她不会再回林家坳了。我也不会再去南方找她。我们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那线一头系在我这里，一头系在她那里。不紧不松，刚刚好。我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就全乱了。

回来后，我把广州的事压在心底。谁也没说。沈兰问我怎么瘦了。我说坐车累的。她给我熬了汤。我喝汤时，看见她微微隆起的小腹。我忽然觉得，自己该彻底醒了。过去就是过去。它美，也疼。可人不能总在田埂上躺着。稻子收了，天也晴了。我得回到自己的日子里，当个好丈夫，好父亲。我摸着沈兰的手，说：“等这个孩子生下来，我想在城里买房。给禾禾一个家。”沈兰笑了，说：“你今儿个怎么想起说这个。”我说：“就是想给你们娘几个一个着落。”沈兰把脸贴在我的肩上。我闭上眼。耳边响起那年的雨声。那么远，又那么近。

后来的日子，我很少再想起周玉梅。也不是不想。是她变成了一种模糊的东西。像小时候闻过的一种花香。你记得那味道，却说不上来名字。只是偶尔经过某条街，某片田，风一吹，又隐隐地浮上来。我就站住，深深吸一口气。然后继续往前走。人生大概就是这样。有些人，只存在你某一段年轻的岁月里。等那段岁月过完了，他们就该走了。你留不住。也不必留。

我后来还是常回林家坳。我爹我娘年纪大了，我每年都带妻子和孩子们回去。村口的枫树还在。周玉梅家的田早被并进了别人家。原来的小卖部拆了，盖起了新房。有一次，我抱着小儿子站在田埂上。那田埂还在，只比从前窄了些。稻子又黄了。风一吹，满畈金浪。小儿子搂着我的脖子，说：“爸爸，好漂亮。”我说：“嗯。这是咱家的根。”他不懂。可我知道，等他长大了，他也会在某个秋天，闻到新稻的香，然后想起一些他不知道的人和事。一代一代，都是这么过来的。

沈兰有次收拾我的旧箱子，翻出一块浅蓝色的手帕。那手帕旧得发白，边角有些毛了。她问我：“这个还要不要？”我接过来，看了好一会儿。手帕上似乎还沾着点淡淡的稻香。那是九三年秋天，我给周玉梅裹手指用的。后来她走时，不知怎么又塞回了我外套口袋里。我把它带在身边，这么多年。我把它轻轻折好，放回箱子最底层。我说：“留着吧。也不占地方。”沈兰没问。她只是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懂得。有宽容。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说不尽的东西。

我把箱子关上。窗外，天很蓝。风从远处吹来。我闻了闻。没有稻香。只有城市里常见的、混着烟尘和生活的气味。可我忽然很满足。因为我知道，有些香，是闻不到的。它只长在心里。像那年的稻谷。黄过了，割过了，入了仓。可它还在。在每一个起风的秋天，悄悄发芽。

我三十五岁那年，在城里买了第一套房子。

不大，九十平米，三室一厅。首付掏空了家里大部分积蓄。沈兰有些担心，说：“要不要再等等？”我说：“不等了。孩子大了，总得有个自己的窝。”她就不再说话。她信我。这些年，她一直信我。搬家那天，禾禾抱着她的布兔子，在新房子里跑来跑去。小儿子刚会走路，扶着墙慢慢挪。沈兰在厨房里煮了锅红枣汤，满屋子都是甜香。我站在阳台上，看楼下车来车往。天一点点黑下来。城里的夜没有萤火虫，可灯光比星星还密。我抽了根烟。抽到一半，又按灭了。我想起那年帮周玉梅割稻，天也是这样，慢慢黑透的。只是那时我们头顶是山，眼前是田。如今我站在混凝土的楼里，脚下是陌生的人间。

日子像被人按了快进。孩子们一个接一个长大。禾禾上了初中，小儿子也进了小学。沈兰在小区门口开了间裁缝铺，生意不错。我白天在修车铺忙，晚上回家，鞋一脱，瘫在沙发上。沈兰就给我端来洗脚水。她说：“你在外头再威风，回来还是得泡脚。”我笑。我把脚伸进热水里，烫得直抽气。她蹲在我面前，拿毛巾给我擦。我看着她头顶几根白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么多年，她跟着我，没享过什么大福。可她从没抱怨。我想，我这一辈子，最该谢的人，是沈兰。最亏欠的，也是她。

可我心里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远得我已经记不清她的脸了。只记得一个轮廓。瘦瘦的，站在田埂上，背后是金黄的稻浪。她的眼睛很亮。像被雨水洗过的月亮。我不去想她。可有时候，在梦里，她还会来。梦里的她，不说话，只看着我。然后转身走进雾里。我醒来，枕边是沈兰平稳的呼吸。我就侧过身，轻轻搂住她的肩。她往我怀里靠了靠。我闭上眼。现实和梦境，在这一刻，又分开了。

二〇一二年，禾禾考上了大学。我送她去省城。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她回头冲我笑。我也笑。火车开走了。我站在月台上，看着那绿色长虫渐渐变小，最后消失。我忽然觉得自己老了。年轻时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悄溜走了。我转身出站。站前的广场上，有个女人在卖玉米。她穿着件褪了色的花衬衫，头上戴着草帽。我没多看。可走出几步，心里忽然一紧。我回头。那女人正低头给客人找零。她的手势很熟练。风把她的草帽吹得动了一下。她没抬头。

我站住了。我的腿像灌了铅。我看着她。她终于抬起头，冲另一个客人笑。那张脸，黑了很多。眼角全是细纹。可那笑容，还是月牙儿一样的。我胸口像被人重击了一下。她没看见我。她继续忙她的。我该走。可我的脚不听使唤。我就那么站着，像一个被时光钉住的人。直到沈兰的电话打进来。她说：“你把禾禾送上车了？回来时买点菜。”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我再抬头时，那卖玉米的女人已经推着车走了。她穿过人群，消失在车站西边的巷子里。

我没有追。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然后我转身，去菜市场买了菜。回到家，沈兰在厨房里做饭。我把菜放下，洗了手，去阳台上抽了根烟。外面下起了小雨。雨点落在栏杆上，溅起细小的水花。我伸手去接。那雨很凉。凉得我想起九三年的那场雨。想起田埂上的泥泞，和那个把我按在雨里的女人。我抽完烟，回屋。沈兰端菜出来，说：“快去洗手，吃饭了。”我应了一声。坐下时，我给她夹了块鱼。她笑，说：“今天怎么这么殷勤。”我说：“你辛苦了。”她拿筷子敲了我一下：“少来这套。”我笑了。那笑声在屋里荡开，和着窗外的雨，一起落进寻常的烟火里。

后来，我再没见过周玉梅。一次也没有。有时我甚至怀疑，那天在车站看见的，是不是只是我的幻觉。可我又清楚地记得，她抬头笑的样子。我不会认错。有些人，就算老了几十岁，你还是能一眼认出来。那是刻在骨头上的。不管过多久，都磨不掉。可我没有去确认。我选择了站在原处。让她走。我想，这样对我们谁都好。她有她的日子，我也有我的。我们就像两条曾经交汇过的线，在九三年的秋天短暂重合，然后各奔东西。如今再遇见，也只能是远远的一眼。那一眼里，有这辈子没说出口的话。可那些话，已经不必说了。它们随着那年的稻子，一起熟了，割了，入了仓。剩下的，只是壳。轻飘飘的，在风里扬。

如今我五十多了。修车铺早交给徒弟管。我偶尔去看看，也不动手。禾禾结了婚，在省城安了家。小儿子在外地读研究生。沈兰身体不如从前，膝盖总疼。我陪她去医院，给她买药。她笑我：“老头子，你现在倒仔细了。”我说：“以前你照顾我。现在换我照顾你。”她别过脸去，擦了擦眼睛。我假装没看见。

我们每年还回林家坳。村子变化很大。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田里种上了经济作物。可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我总爱去田埂上走走。那里的稻子，还是一茬一茬地黄。风一吹，满畈香。我站在那窄窄的田埂上，像站在过去和现在的分界线上。一边是我再也回不去的年轻，一边是我安稳踏实的余生。我弯下腰，折了一穗稻子。谷粒饱满，捏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把它放进衣兜里。沈兰在远处喊我。我朝她摆摆手，然后朝她走去。风从身后吹来。我闻了闻。还是那股味道。九三年的秋天。稻谷正黄。我们在雨里，在泥里，在彼此的命里。那么近，那么深。

我五十七岁那年，沈兰病了。

起初是胃疼。她总说没事，自己弄点药吃。后来越来越瘦，东西也吃不下。我硬拉着她去县医院查。医生把我叫到一边，表情严肃。我听完，脑子里像被人倒了一桶凉水。我请了假，带她跑省城的大医院。禾禾也赶了回来。小儿子在国外，急得天天打电话。沈兰躺在病床上，还安慰我们：“别慌。我没那么容易垮。”她笑。她总是笑。她的笑跟年轻时候一样，像一块温热的旧布，软软地裹着人。我把她搂在怀里。她太轻了。轻得让我害怕。

那段时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一闭上眼，就听见她在卫生间里干呕的声音。那是她躲在里面，不想让我听见。我站在门口，攥着门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白天，我在医院走廊里抽烟。一根接一根。护工说这里不让抽。我就把烟掐了。蹲在楼梯间，像个迷路的老头。我忽然想，人这一辈子，争什么？抢什么？到头来，不就是在病房外面的椅子上，等一个结果吗。

沈兰做手术那天，我在手术室外坐了七个小时。禾禾靠在我肩上，握着我的手。我们谁也没说话。走廊里的灯白得发冷。我盯着手术室门上那盏灯，像盯着自己的命。七个小时后，门开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他说：“手术还算顺利。不过还要继续观察。”我站起来。腿麻了。我差点摔倒。禾禾扶住我。我走到医生面前，握住他的手，说：“谢谢。谢谢。”我只会说这两个字。我的声音哑得像破锣。

沈兰醒过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她睁开眼，看见我坐在床边。她动了动嘴唇，说：“你胡子没刮。”我摸了一把脸，笑了。眼泪跟着掉下来。她把头往我这边偏了偏，又说：“去睡会儿。你脸色跟鬼一样。”我摇头。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可还是软的。我给她捂。两只手把她的手包在中间。她笑。笑着笑着，也流了泪。我伸手去擦。她说：“我还没死呢。别这样。”我“嗯”了一声。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

沈兰恢复得慢。我从早到晚守着她。给她擦脸，喂粥，扶她下地走。她走几步就喘。我扶着她，像扶着一根风里的蜡烛。有天晚上，她靠在我肩上，说：“等出了院，咱们回老家住阵子吧。”我说：“好。你想住多久都行。”她又说：“我想看看咱家的田。想闻闻稻花香。”我点头。我把脸贴在她头发上。她的头发白了很多。我想起刚认识她那会儿，她还扎着两条辫子。乌黑油亮。如今，日子把我们都磨旧了。

沈兰出院后，我把她接回了林家坳。老屋还留着。我提前回去收拾了一遍。禾禾要跟着，我没让。我说：“你忙你的。你妈有我。”她只好作罢。我带着沈兰住回村里。村里人见了，都过来问候。沈兰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笑着跟人说话。她精神还不大好，可气色比在医院时强了些。我每天陪她在田埂上慢慢走。稻子还没全黄，青黄相间，风一吹，像一大块正在织的花布。沈兰说：“真好看。”我说：“你以前还说，闻不惯这稻草味。”她笑：“那是你身上总沾着油味。”我也笑。我们像两个老了的孩子，在田埂上慢慢走。天很高，云很淡。

有一天傍晚，我们走到村东头。那里原是周玉梅家的田。如今早不是了。沈兰忽然站住了。她指着田埂那头：“那儿是不是有棵枫树？”我说：“早砍了。盖了房。”沈兰“哦”了一声。她又往前走。我跟着她。她忽然说：“老林，我想跟你打听个人。”我看着她。她的目光很平静。她说：“周玉梅。”我脚步一顿。她没看我，只继续慢慢走。她说：“我听村里人说过。那年秋天，你帮过她家割稻。”我喉咙发紧。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沈兰忽然笑了笑，说：“你紧张啥。我就是随便问问。”她走了几步，又说：“她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沈兰叹了口气，说：“她也是苦命人。”我“嗯”了一声。风从远处吹来。沈兰把身上的薄衫紧了紧。我走过去，揽住她的肩。她靠着我。我们慢慢往家走。天边的云红得像抹了胭脂。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我披了件衣服，走到院子里。沈兰醒了，也跟出来。她给我披了条毯子。我们并排坐在竹椅上。月亮很圆。我忽然说：“兰，我这辈子，欠了不少人。最欠你。”沈兰没说话。她只是把头靠在我肩上。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我也欠你。可咱们不是还在一起吗？能走到今天，就不算欠。”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指很细，有些凉。我给她暖着。她忽然哼起一支歌。那歌很老，是我们刚结婚时听过的。她哼得很轻，断断续续。我跟着她哼。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一短，紧紧挨着。

沈兰是在那年秋天走的。她走时，稻子正黄。她躺在我怀里，安静得像一片落叶。我抱着她，没哭。我只是把脸贴在她额头上，一遍一遍地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她的嘴唇动了动，像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可我记得她的表情。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后来我想，她大概是在说：“我知道。”她一直都知道。这个陪了我大半辈子的女人，她什么都知道。可她从不逼我。她只是用她的方式，爱着我，守着我，直到最后一刻。

沈兰走后，我很少再回城里。我住在林家坳。每天早上，我去田里走走。稻子割了又种，种了又割。我站在田埂上，看风把稻浪吹得一层层地滚。我弯腰折一穗稻子，放在鼻尖下闻。那香气，和许多年前一样。沈兰走了。周玉梅也不知道在哪儿。我的两条命，都曾系在这片土地上。如今她们都去了。只剩我。可我不觉得孤单。因为风还在。稻子还在。她们也还在。在每一阵吹过田埂的风里，在每一粒金黄的谷粒里。

那天，我站在周玉梅家原来的田边。那里已经种上了别人的稻子。可田埂还在。我坐了下来。风很大。我闭上眼。九三年的雨，似乎又落了下来。有一个女人，把我按在这片土地上。她的眼泪滴在我脸上。她的嘴唇滚烫。她说：“别动。”我没动。我至今没动。我把自己留在那年的稻香里。从此以后，所有的秋天，都成了那年秋天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