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特雷斯还没走人，联大主席先立下规矩，五常不能决定秘书长人选

当地时间8月21日，联合国总部完成了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二轮意向性投票。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要到今年12月31日才正式结束任期，但围绕谁来接班，争论已经提前爆发。目前共有8名候选人参与竞争，安理会正在通过多轮非正式投票测试各方支持度。

真正引发争议的人，却不是某一名候选人，而是现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德国前外长贝尔伯克。贝尔伯克希望进一步扩大联大在秘书长遴选中的作用，她主张整个过程更加透明、包容和公开，不仅组织候选人与会员国、民间社会进行公开互动，还在7月23日举行的候选人活动中引入听众调查。更重要的是，她致信安理会，提出不应考虑那些没有参加联大互动对话的候选人。这相当于贝尔伯克想给安理会加一道程序门槛。

美国和俄罗斯很快同时表示反对。美国代表批评贝尔伯克的做法“越权且不负责任”，强调安理会仍然可以考虑没有参加联大互动对话的人选。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也表示，俄方担忧联大主席试图自行扩大自己的角色。美俄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分歧明显，这次却出现了相近立场，原因并不复杂：争议已经触及五个常任理事国共同拥有的一项核心权力。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97条，秘书长由联合国大会根据安理会推荐任命。换句话说，联大拥有任命权，但安理会掌握推荐权，没有安理会先推出人选，联大就无法直接另选一人。在安理会正式形成推荐时，需要获得至少9票支持，而且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能够阻止相关决定通过。

所以，如今的情况是，贝尔伯克试图限制五常在闭门协商中决定候选人的方式，这也是这次争议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过去几十年，秘书长遴选本质上一直存在两套逻辑。联大代表193个会员国，强调广泛代表性。安理会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五常又拥有否决权，因此强调大国协调。秘书长既要代表整个联合国，又必须能够同主要大国合作，两种要求天然存在张力。

2016年以来，联合国已经逐步增加候选人公开对话、公开履历和竞选主张等环节。目的就是减少过去高度封闭的遴选模式。但此前这些改革主要扩大会员国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并没有改变安理会的法定推荐权。

贝尔伯克这次向前迈了一步，公开问答本身问题不大，真正敏感的是提出“没有参加公开对话就不应被安理会考虑”。一旦这一要求变成实际规则，就意味着安理会不能再完全按照自己的程序寻找折中候选人，联大实际上获得了一部分候选人准入权。这就是美俄必须表态的原因。

而且，大国真正担心的并不只是这一届秘书长。如果本届形成惯例，下一届完全可能继续扩大。今天是要求候选人必须参加联大对话，下一步可能是要求公开投票结果，再往后可能要求联大的民意评价影响安理会推荐。一旦形成连续制度变化，五常的人事影响力就会逐步受到公开程序约束。

但反过来看，贝尔伯克提出的问题也并非没有现实基础。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秘书长需要处理发展、气候、冲突、人权和改革等全球议题。如果最终人选完全由少数大国在闭门协商中产生，其他会员国自然会要求更多参与。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近年来不断要求提高在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秘书长遴选透明化，本身就是联合国改革讨论的一部分。

因此，这件事不能简单理解成“联大挑战五常”，也不能简单认为“安理会拒绝改革”。真正的问题是，改革能不能突破《联合国宪章》已经确定的机构分工。

至少从现阶段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贝尔伯克可以增加公开程序，可以扩大会员国参与，也可以通过舆论增加安理会选择某些候选人的政治成本，但只要《联合国宪章》第97条没有改变，安理会的推荐权就不会消失，五常的否决权同样不会因为一次公开调查而失效。因此，她能够改变的是遴选环境，而不是直接改写最终规则。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其实已经比较明确。2025年11月，中方代表在联大发言时强调，秘书长选举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应当坚持，刻意突破既有安排、制造机构竞争，只会拖累选举进程。同时，中方今年又多次表示，下任秘书长应当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维护《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程序，与推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本身并不冲突。关键是改革必须通过会员国协商完成，而不能由某一机构负责人自行改变权力边界。

古特雷斯还没有卸任，下一任秘书长之争已经从“谁当选”扩大到了“谁有权决定谁当选”。贝尔伯克真正挑战的不是某一个候选人，而是联合国长期形成的权力运行方式。美俄同时反对，也说明五常在具体国际问题上可以严重对立，但涉及常任理事国共同拥有的制度性权力时，又存在明确的共同利益。

联大希望增加193个会员国的话语权，安理会则不会主动交出宪章赋予的推荐权。下一任秘书长最终是谁仍有悬念，但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联合国改革可以推进，秘书长遴选也可以更加透明，可要真正改变五常在这个职位上的决定性影响，靠一名联大主席立规矩远远不够，最终仍然绕不开联合国现有制度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