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这张泛黄的纸,心里挺感慨,一九八五年那会儿,我刚从北大法律系毕业,被分配到了浙江省高院工作。
那个春节院里在会议室办了联欢会,我是新去的大学生代表,在台上念了一首诗,叫共和国的法官,这诗还是刑一庭的年轻人们一块儿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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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整理书柜顺手翻出来,就是我当年照着抄下来的那一页,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了,但还是能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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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心气特别高,觉得满腔热血,一心想为老百姓办事,写字的时候太激动,提笔就写成了执忱,把申冤也写成了申冤。现在回看这些错别字,发现自己当时确实有点毛躁,连后来打印的那份稿子里,还把国徽印成了国会,天平写成了太平,这些都是细节没对好。其实这也不是水平问题,纯粹是心粗,那时候刚出校门,做事风风火火的,完全没个稳重样,希望那会儿在工作中没因为这份粗心捅出什么大篓子。
日子过得真快,一转眼都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那种单纯念诗的心境,在后来的司法生涯里能保持住多少,真的是件得好好掂量的事儿。干这一行久了,现实里的案子堆积如山,处理起来远没有诗里写的那么浪漫,中间有多少纠结和无奈,恐怕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
这四十年来,虽说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但要说一点遗憾没有,那也是骗人的,毕竟那时候的自己太嫩,想事情太简单,看现在这些评论,有人问我是不是八十级的学长,有人感叹那时候幼稚,还有人提到了当年高院出过的大事,心里确实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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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套旧制服早就找不到了,只剩下一副金属肩章扔在角落里,以前没当回事,随手就弄丢了,现在再想找找回忆,两个食物都很难凑齐。看着这纸上歪歪扭扭的笔迹,想起那时候班里的同学们,大家从北大出来各奔东西,也不知道现在都过得怎么样,是不是也都安全上岸,在这个行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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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这群年轻人聚在一起,除了搞法条研究,就是琢磨怎么写诗表达那种报国的劲头,虽说现在看当时的文字有些矫情,但那种劲头确实是那时候特有的,现在想找那种感觉也很难了。
那首诗里写的内容,现在读起来虽然有点脸红,但那确实是当年我们这批大学生的真实想法,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想在浙江高院这块地方干出点名堂来。现在的我已经是资深法官了,再看当年的手抄稿,与其说是在看一首诗,不如说是在看曾经那个热血沸腾的自己。
那些错别字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提醒,时刻告诉自己以前有多幼稚,但也正是这份幼稚,才支撑着我们熬过了刚开始工作的艰难时期。不管是那时候的理想,还是现在手头堆成山的卷宗,其实都是为了当初进法院时那个最简单的念头,只是走着走着,路变得复杂了,人也变得稳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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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很难再找回那副旧肩章,也很难找回当年站在台上朗诵诗歌的那种心境,但能在这个位置上坚守这么多年,也算是对当年那张手抄稿有个交代。翻开那段旧时光,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看看当年的路是怎么走的,看看曾经那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年轻人,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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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生活就是这样,一边走一边丢,回头看的时候,只能从这些破旧的纸张里,捡起一点当年的影子,剩下的那些酸甜苦辣,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毕竟四十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包括我们当初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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