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凌晨两点多脑梗走的。一家人睡死了，天亮才送医院

楔子

我记事以来，我爸只喊过一次我的全名。那是二零零三年夏天，他骑三轮车带我去镇上修电视机，半路上车链子掉了。他蹲在路边用手抹了半圈黑油，转头看我说，陈立，你以后要是有出息了，别管你爹。那话跟开玩笑一样。我就说，那不管你我管谁。他就笑，露出一排被烟熏黄的牙，说管你妈，管你自己。我没再说话，太阳很毒，柏油路晒得发软，空气里有烧焦的沥青味儿。后来他站起来用毛巾擦手上的油，擦不干净，说，走吧，推着走。我在后面扶着电视机纸箱，一路走了快四里地。那天到镇上修电视的师傅说，显像管老化了，换一个比买新的还贵。我爸从裤兜里掏出一卷皱巴巴的钱，一张一张数给人家，说那就换。那个夏天我看了整整三个月《还珠格格》，每天晚上他干完活回来就躺在竹椅上跟我一起看，看到小燕子闹腾他就笑，笑得嘴角的褶子堆起来像两把折扇。

二零一六年腊月二十七，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爸这几天老说头疼，走路往一边歪，你带他去医院看看。我那时候在省城跑业务，刚跟客户喝完酒，站在酒店走廊里接的电话。我说行，等我回去。她说你快点，你爸那人你也知道，不逼他他死活不去医院。我说我知道。挂了电话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外面在下雨，雨打在玻璃上流下来一道一道的水痕，像有人用手在玻璃外面划的。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回县里，三个小时的路我开了四个半小时，路上堵得厉害。到家的时候快中午了，我爸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剥花生，旁边放着一碗水，他把剥好的花生米扔水里漂着。我说走吧去医院。他头也不抬，说去什么医院，头疼两天就好了。我说你不去不行，我妈说了。他这才抬头看我一眼，说我什么时候轮到你妈指挥了。我说那你指挥你儿子一回行不行，你儿子现在开车技术好着呢，保证不把你晃吐。他哼了一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花生壳碎屑，说那走吧，反正也没事。

在县医院做了CT，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门关上了。屋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办公桌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黄了一半。大夫指着片子说，你这父亲脑梗的迹象很明显了，你看这里，这一片血管已经堵了，虽然还不算太严重，但必须住院观察，最好是转到市里去。我说行。他说你出去跟你爸说，别吓着他，就说是轻微脑供血不足，需要挂几天水。我点头说好。出办公室的时候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用手搓了搓脸，把表情搓得自然了才推门进输液室。我爸坐在椅子上，左手扎着针，右手还在翻一张报纸，是昨天的晚报。我说大夫说没大事，就是供血不太好，住几天院挂挂水就行。他把报纸翻了一面，说我就说没事吧，你妈大惊小怪的。我说那你也得住，大夫说了算。他没吱声，继续看报纸。

住了五天院，腊月二十九出的院。那天我妈来医院接，带了一保温桶排骨汤，我爸喝了两碗，说医院这饭不行，还是家里的吃着顺口。出院的时候大夫又把我叫到一边，说你爸这情况不能大意，药必须按时吃，饮食清淡，烟酒得戒了，另外千万不能摔着，一摔就麻烦了。我说记住了。回去的路上我爸坐在副驾驶，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抽烟，我透过后视镜看了他一眼，想说大夫不让抽，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抽了几口把烟掐了，说这风太冷，不抽了。我嗯了一声。那一路我们爷俩没再说话，车里的暖风呼呼地吹着，他靠着椅背闭眼，好像睡着了。我偷偷看了他好几眼，他脸上的褶子比零三年多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后脑勺那一块尤其白，像落了霜的麦秸垛。

那年过完年我就回了省城，临走前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堂屋，从柜子里摸出两瓶酒，说这是你二叔去年送我的，你拿去喝。我说我开车不喝酒。他说你到了再喝。我把酒接了，说行。他又从兜里掏出一沓钱，用皮筋扎着，说这五千块钱你拿着，城里花钱的地方多。我说我不要，我有钱。他把钱拍在我手里，说你有钱那是你的，这是老子的。我看他那表情，就没再推。后来那两瓶酒一直放在我租的房子的鞋柜上，直到我搬家都没打开。那五千块钱我存进了卡里，一直没动过。

二零一七年一整年我回县里大概七八趟，每次回去都能觉出我爸的变化。他走路越来越慢，以前从家门口走到村口的小卖部也就五分钟，后来得走十几分钟，中间还得歇一下。他说腿没劲儿，跟踩在棉花上似的。我说那再去做个检查吧。他说查什么查，老了都这样。我妈私下跟我说，你爸现在脾气怪得很，动不动就发火，有时候坐在院子里一坐就是一下午，啥也不干，就看着那棵枣树发呆。我说枣树有啥好看的。我妈说谁知道呢，有一回我看见他对着枣树说话，吓我一跳，问他跟谁说话呢，他说没有，咳嗽了两声就进屋了。

二零一八年秋天，我接到我妈的电话，说我爸摔了一跤，在院子里摔的，下巴磕破了，流了不少血。我当天就往回赶，到家的时候他已经从镇卫生院回来了，下巴上贴着纱布，坐在堂屋的沙发上，眼神有点发直。我说怎么摔的。我妈说他去够枣树上的枣，踩了个凳子，凳子滑了。我说你够什么枣，想吃我去给你买。我爸没看我，盯着电视，电视上在播新闻联播，声音开得很大。我说爸。他还是没反应。我妈碰了碰他胳膊，说立立跟你说话呢。他这才转过头，看了看我，说哦，你回来了。我说我回来了，你摔着哪儿了。他说没事，就破了点皮。我说不行，明天我带你去市里看看。他说不看。我说这次必须看。他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有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神色，像孩子被人抢了糖又不甘心哭出来的那种倔。他说陈立，我自己的身子我自己知道，不用你管。那是二零零三年之后他第一次叫我全名。我愣了一下，说不行，我得管。

第二天一早我硬拉着他去了市里的医院，做了核磁共振。结果出来之后大夫把我叫到一边，说情况不太乐观，脑部多处梗死灶，血管条件很差，而且从片子上看很可能有轻微的血管性痴呆倾向，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我说什么意思。大夫说就是他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波动大，有时候会糊涂，记不住事，性格改变，这是脑损伤造成的。我说那能治吗。大夫说能控制，但不可能逆转了，药得坚持吃，家属得多费心，别让他一个人待着，别让他再摔着。我从诊室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低着头在抠手指甲，旁边一个老太太跟他说话，他好像没听见。我走过去蹲在他跟前，说爸，大夫说了，没事，还是老毛病，回去按时吃药就行。他抬起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身后，说你妈呢。我说妈在家呢。他说哦，那咱回去吧。

回去的车上他一直在看窗外，过了一会儿突然说，这条路以前没这么宽。我说拓宽了有两年了。他说哦，我说呢。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小时候我带你走这条路去赶集，你坐在后座上睡着了，头歪到一边，我骑一会儿就得回头看看你掉下去没有。我说我记得。他说你那时候才这么高，他用手比了个高度，大概到他腰的位置。我说现在我都比你高了。他看了看我，笑了一下，说废话，你三十了我能不老吗。那笑跟零三年夏天的那次一模一样，嘴角的褶子堆成两把折扇。

到家之后我把药按每天的量分好，用小塑料袋装着，一袋一袋码在茶几上。我妈说你放那儿你爸肯定不吃。我说那也得吃。果然第二天早上我妈跟我说，你爸把药藏起来了，找半天在枕头底下找到的。我去他屋里，他正坐在床边穿鞋，我说爸，药得按时吃。他说我没病吃什么药。我说大夫说了你得吃。他说哪个大夫。我说市里的大夫。他说他懂个屁。我说你吃不吃。他不看我，系鞋带的手指头有点抖，系了好几回才系上。我站在那儿看着他，心里堵得慌，又说不出什么狠话。最后我把药放在床头柜上，说你想吃的时候再吃。他没说话。

二零一九年春节我回去过年，发现我爸比秋天的时候又差了很多。他走路得扶墙，说话有时候颠三倒四，明明刚吃过饭他说还没吃。我妈说有一天晚上他半夜起来穿衣服，说要去地里干活，外面零下五六度，只穿了件秋衣就要往外走，幸亏她醒了一下。我说那怎么办，要不请个人白天来看着。我妈说请谁啊，咱家这情况你不知道？请个人一个月起码三四千，你爸的退休金就两千出头，你妈我还没退休金，你一个月在城里挣那几个钱还得还房贷。我没吭声。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以前住的屋里，被子是我妈新晒过的，有太阳的味道。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转来转去都是钱的事。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我说，要不我回来吧，省城那边的工作辞了，回来找个活干，就近也能照应。我爸啪地就把筷子摔桌子上了，说你要敢回来我死给你看。我说爸你这是干啥。他说我费劲巴拉把你供出来让你去城里，你回来干嘛，回来种地？我说种地怎么了。他说种地没出息，你要是回来种地我白养你了。我妈在旁边打圆场，说大过年的吵什么吵，立立也是好意。我爸不再说话，端起碗喝粥，喝了两口又放下来，说你要是真为了我好，就在城里好好待着，别让我操心。

那时候我其实在省城混得并不好，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底薪两千八，提成看天吃饭，每个月房租吃饭交通去掉，剩不了几个钱。但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每次打电话回去都是说挺好的，这月又开了几单，领导挺器重我。我爸在电话那头嗯嗯啊啊地应着，临了总是一句好好干。挂了电话我就对着手机发一阵呆，出租屋的墙上贴着上一任租客留下来的墙纸，玫瑰花图案，有几个角已经翘起来，我想撕又懒得撕，就那么一直贴着。

二零一九年夏天我回去了一趟，是因为我妈打电话说我爸走丢了一回。那天下午他自己出门说去小卖部买烟，走到天黑没回来。我妈急得挨家挨户问，后来是隔壁村的人打电话说有个老头在他们村口的石头上坐着，问他姓啥他说姓陈，人家就猜到可能是我们家的。我赶回去的时候我爸已经在家了，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他好像没事人一样。我说爸你今天去哪了。他说我没去哪啊，就在院子里坐着。我说你走丢了你知道吗。他说你胡说，我怎么会走丢。我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我妈在旁边抹眼泪，说你看看你爸现在这样，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他出门我不敢让他出门，不让他出门他又发脾气。我说妈，我想想办法。

那个夏天我回省城之后开始拼命跑业务，白天跑，晚上也跑，跟客户喝酒喝到吐，第二天胃疼得直不起腰来还接着跑。到了秋天提成下来了一万二，是我那几年挣得最多的一回。我把钱分成三份，一份还了信用卡，一份交了房租，剩下四千五打给我妈，说给爸买点营养品。我妈说你自己留着花吧。我说我有钱，你放心。挂了电话我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窗外是省城九月的夜，楼下的烧烤摊闹哄哄的，有几个人在划拳，声音飘上来混着孜然和辣椒的味儿。我忽然特别想回家，想吃我妈做的面条，想坐在院子里看那棵枣树。

但那年的国庆我没回去，因为接了一个大客户的单子，得全程盯着。我跟家里打电话说忙完这阵就回，我爸接的电话，声音含含糊糊的，说那你忙吧，别回来了，来回跑浪费油钱。我说没事，油钱才多少。他说那也不如你把钱存着，以后娶媳妇用。我笑了一下，说娶媳妇早着呢。他说你都快三十了，还早。我说知道了。他说那你挂了吧，我要看电视了。电话挂断之后我握着手机坐了很久，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我一直在想他刚才说话的声音，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传过来的，飘忽忽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年十一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二叔打的。二叔在电话里说你爸前天住院了，脑梗又犯了，这次比上次严重，半边身子动不了。我说我马上回去。二叔说你别急，现在人在县医院住着呢，情况还算稳定，就是说话说不清了。我当天请了假，开车往回赶，一路上脑子是空的，高速上的车一辆接一辆从旁边超过去，我压着限速跑，手心里全是汗。到医院的时候是下午，病房里拉着半截帘子，我爸躺在靠窗的床上，左半边脸往下耷拉着，嘴角有点歪，眼睛半睁着看我。我走过去喊了声爸。他的右手指头动了动，嘴巴张了张，发出一串含混的声音，我听不清是什么。我妈坐在床边，眼睛红着，说你爸知道你来。我说嗯。我蹲下来握住他的右手，他的手很凉，皮肤上的皱褶像干了的河床。他又张了张嘴，这回我听清了，他说的是，立。

住了二十多天院，慢慢恢复了一些，能扶着东西站起来了，说话也比刚入院的时候清楚了一点，但左半边身子还是不太听使唤，左手一直蜷着伸不开。大夫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岁数大了，血管基础又差，以后就靠康复训练和药物维持。出院那天我用轮椅把他推到医院门口，外面在下小雨，我妈撑着一把伞举在他头上，他抬头看了看天，说这雨下不大。口齿还是有点黏糊，但我能听清。我说嗯，下不大，咱回家。

回家之后的日子就成了一天一天熬。我妈一个人照应不过来，我请了一个月的假在家帮忙。每天早晨六点起来，先帮他穿衣服，他的左手穿不进袖子，得我拽着袖口把胳膊送进去。然后是洗脸，他自己用右手洗，左手垂在那儿不动，像一件忘了拿的东西。吃饭得吃软的，稠的，不能有骨头不能有刺，我就把菜剁碎了拌在粥里，一勺一勺喂。他吃得慢，有时候含在嘴里半天不咽，我得提醒他嚼。有一次喂着喂着他突然哭了，眼泪顺着那张歪着的脸往下淌，混着嘴角流出来的粥汤，黏糊糊的。我赶紧拿毛巾给他擦，说爸你怎么了。他摇摇头，含混地说不吃了。我把碗放下，坐在他旁边，他靠着床头，闭着眼，眼泪还在往外渗。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许是觉得自己成了废人，或许是别的什么，我没问。屋里很静，墙上的挂钟嗒嗒地走着，我妈在院子里收衣服，竹竿碰着晾衣绳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一个月假期结束我不得不回省城，走的那天早上我爸还没醒，我在他床头站了一会儿，看着他睡觉的样子，呼吸不太均匀，隔几秒就有一声粗重的呼噜，像拉风箱。我妈把我送到门口，说放心吧，我能行。我说妈，要不我还是回来吧。我妈说别说傻话，你爸要是知道你为了他丢了工作，他更难受。我说那有事你给我打电话，不管几点都打。我妈说知道了。我上车之后从后视镜里看见我妈站在门口，矮矮的身影，手里攥着一条毛巾，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露出头顶一大片白。

回了省城之后我几乎每天给我妈打一个电话，问问情况。有时候是她接，有时候是我爸接，他接电话的时候说话还是不利索，但能听出在努力把字吐清楚，像小孩子刚学说话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蹦。他说，吃，了。我说吃了就好。他说，你，吃，没。我说我吃了。他说，那，行，挂。电话就挂了。我听着那头的忙音，心里又酸又踏实，至少他还知道问一句我吃了没。

二零二零年春天，疫情起来了，省城封了城，我回不去。那段时间我最怕的就是接到家里的电话，每次手机响都心里一紧。还好我妈打来的都是报平安，说你爸挺好的，天天在屋里溜达，扶着墙走好几个来回，就是脾气大，动不动骂人。我说骂就骂吧，能动弹就行。我妈说你给他买的那个康复的拉手环，他倒是愿意用，每天拉几十下，一边拉一边数数，数到二十几就乱了，又从头数。我笑了一下，说那也行，能活动活动胳膊。

那年的夏天疫情松了一些，我回去了一趟。到家的时候我爸正在堂屋里扶着椅子背来回走，看见我进来，他站住了，歪着的脸努力往上抬了抬，说回了。我说回了。他的右嘴角往上扯了一下，算是笑。我走过去扶他坐下，他比冬天的时候瘦了很多，颧骨高耸着，皮肤黄黄的，胳膊上的肉松垮垮地垂着。我说爸，你最近怎么样。他说还行，就是左腿不听使唤，老想绊自己。我说慢慢来，不着急。他说嗯。然后他忽然说，立，你今年三十了吧。我说三十二了。他说哦，三十二了，该成家了。我说不急。他说你不急我急，你妈也急。我说那也得有合适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二婶上回说有个姑娘，在镇上小学当老师，你二婶想让你回来见见。我说爸，我这工作忙，回不来。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我忽然觉得那个眼神像极了二零一八年他摔倒之后我回家时他看我的那一眼，里面有失望，但好像还有别的什么，我到现在也说不清。

那天下午我在院子里坐着，那棵枣树比去年又粗了一圈，树上挂着青的红的枣，密密麻麻的。我妈端了碗绿豆汤出来给我，说今年的枣结得好，你爸老想去够，我死活不让他去。我说你别让他动，回头我去买个杆子，够下来给他尝尝。我妈说你可别，够下来他更惦记。我说那就不够。我们娘俩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蝉在树上叫着，一声接一声，吵得人心烦。我妈突然说，立，你说你爸还能好不。我说大夫说了，维持住就不错了，恢复不到以前那样了。我妈没说话，低头喝绿豆汤，勺子碰着碗沿叮叮当当的。

我在家待了三天，走的时候我爸在睡觉，我没叫醒他。我妈送我到门口，说路上慢点开。我说嗯。车开出去一段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我妈还站在那儿，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拐了个弯看不见了。那时候我没想到，那就是我最后一次在家门口的这条土路上回头看见她。

二零二零年秋天到二零二一年春天那段时间，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的。省城的公司效益不好，裁了一拨人，我虽然留下来了，但工资降了百分之二十。我又接了几个私活，晚上帮人写方案，写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跟家里的电话还是每天打，有时候说不了几句就挂了。我爸的情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在院子里走两圈，坏的时候连着几天躺在床上不起来，说头晕。我妈说他的药越吃越多，一顿七八片，有时候咽不下去，卡在喉咙里直翻白眼。我说那碾碎了兑水喂。我妈说碾了，苦得他直往外吐。我说那也没办法，得吃。

二零二一年五月份，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说，你爸最近晚上老不睡觉，半夜爬起来在屋里转悠，嘴里念叨些听不懂的话，有一回我醒了看见他坐在客厅里，对着电视机说话，电视机是关着的。我说他说啥。我妈说听不清，咕咕哝哝的，好像是在叫谁的名字，又好像不是。我说那白天呢。我妈说白天倒是正常一些，就是精神头不行，坐一会儿就打盹，打着打着突然一激灵醒过来，跟做了噩梦似的。我说我月底忙完这阵回去看看。我妈说行，你忙你的，别太担心。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号，那天是周四，我白天跑了一天的客户，晚上回到出租屋已经十点多了。洗了澡躺床上刷手机，想着明天还有两个会要开，定了六点半的闹钟就睡了。半夜手机响了，我迷迷糊糊摸起来看，是我妈的号码，时间是凌晨四点半。我心里咯噔一下，接起来喂了一声。我妈在那头哭得说不成句，断断续续的，我听见她在说，你爸不行了，你快回来。我说什么不行了。她说半夜起来上厕所，摔了，摔在卫生间里，头磕在墙角了。我说叫救护车了吗。她说叫了，救护车刚走，人家说不行了，心跳没了，瞳孔都散了。我举着手机坐在床上，浑身在抖，外面天还没亮，窗口黑乎乎的，楼下有辆摩托车经过，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说我马上回去。挂了电话我穿着睡衣就往外跑，跑到楼下才想起没拿车钥匙，又跑回去拿。上了高速天蒙蒙亮，路的尽头是一片灰白的颜色，看不清是云还是雾。我一路超速，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敢想。进了县界天已经完全亮了，太阳从东边的树梢上照过来，晃得我眼睛发酸。

到医院的时候快八点了，我妈和我二叔站在急诊外面的走廊里，我妈靠着墙，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水分，脸上的皱纹一条一条地嵌着泪痕。二叔看见我来了，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进去看看吧。我说我爸呢。二叔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我走进去，屋里很暗，窗帘拉着，只有一盏床头灯亮着，我爸躺在一张窄床上，身上盖着白色的床单，盖到了胸口。我走到床边，他的眼睛是闭着的，脸上的歪斜还在，左半边脸往下耷拉着，好像只是睡着了。我伸手碰了碰他的手，很凉，比上次在医院握的时候还要凉。他的手指蜷着，指节上的老茧还在，那些是年轻时候干泥瓦匠留下的，洗不掉也磨不平。我喊了一声爸，他没应。我又喊了一声，声音从我嗓子里挤出来，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他还是没应。我站在那儿，手一直握着他的手，握了多久我不知道，后来是我妈进来把我拉出去的。

我妈在走廊里跟我说了晚上的经过。我爸凌晨两点多起来上厕所，我妈听见动静醒了一下，迷迷糊糊问了句干啥，他说尿尿。我妈就接着睡了。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妈醒过来发现卫生间灯亮着，喊了两声没人应，下床去看，发现我爸倒在卫生间的地上，头磕在墙角那个放洗衣粉的塑料架子上，架子倒了，洗衣粉撒了一地。我妈吓坏了，去扶他，发现他浑身软着，叫不醒，口鼻里有东西流出来，我妈说不知道是口水还是血。她赶紧打了幺二零，又给二叔打了电话。救护车来了之后大夫看了一眼就说不行了，瞳孔已经散了，心跳也没了，说是大面积脑梗，加上摔倒磕到了头，双重打击。我妈说大夫说就算当时发现也够呛，他那个血管条件太差了，随时都可能出事。但我妈还是一直在哭，说要是她那时候没睡沉就好了，要是听见动静起来看看就好了。

我听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走廊里的灯惨白惨白的，照在我妈的脸上，她整个人灰扑扑的。二叔在旁边抽烟，烟灰掉在地上他也不掸。我说爸几点走的。二叔说救护车的出诊记录上写的是凌晨四点零九分确认死亡的，但实际走的时间应该是两点多，因为人摔了之后就没气了，家里没发现，耽误了两个多小时。我听到"耽误了两个多小时"这几个字，脑子里嗡了一下。两点多摔倒，天亮才送医院，那中间隔了将近四个小时。我妈睡死了，我也睡死了，一家人谁都不知道。我在省城的床上睡得像头猪，我爸在县城的卫生间地上一点点凉下去。

那天后来来了很多亲戚，我二婶、三叔、大伯、堂哥堂姐，还有隔壁村的几个本家，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一排。大家脸上都是那种又难过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的表情，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有人握了握我妈的手。医院的护士过来办手续，让签字，说遗体得送到殡仪馆。我拿着笔签了字，手抖得厉害，名字写了好几遍才写清楚。

把爸送到殡仪馆之后，我开着车带我妈回家。一路上我妈都没说话，眼睛看着窗外，偶尔吸一下鼻子。我也没有说话，方向盘在我手里好像不是我的，车在路上走，我觉得自己是飘在上面的。到了家门口，那棵枣树还在，树上还挂着青的枣。院子里静悄悄的，我妈早上出门的时候晾在绳子上的衣服还没收，被风吹得左右摆着。我下了车去开门，钥匙插了半天才捅进去。

接下来的三天我在处理丧事。农村办白事规矩多，停灵、报丧、搭棚子、请厨子、买棺材、找先生看日子，一样一样都得办。亲戚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院子里摆着几张桌子，村里人来帮忙的坐在那儿喝茶磕瓜子，说一些节哀顺变的话。我爸的棺材停在堂屋正中间，我二叔找人给擦了脸换了寿衣，脸上盖了块黄绸子。我在棺材边上站了很久，想掀开再看看他，手伸出去又缩回来。三叔过来跟我说别太难过了，你爸这身子拖着也是受罪，走了反倒是解脱。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但我听了心里更难受。

出殡那天是个大晴天，太阳毒得很，村里帮忙的男人们抬着棺材往地里走，我跟在后面摔盆，瓦盆砸在坟前的石头上哗啦一声碎成几瓣。我妈被人搀着，哭得站不住，两个婶子在两边架着她。我二叔指挥着下葬填土，一锹一锹的土盖上去，棺材慢慢看不见了。我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膝盖硌着碎石子生疼。起来的时候看见地里一片绿油油的玉米苗，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地响。我爸就埋在那片玉米地边上，头朝东脚朝西，先生说是按他的生辰八字定的。

丧事办完的第三天，亲戚们都走了，院子里恢复了冷清。我妈坐在堂屋的沙发上，面前放着一碗面条，一口没动。我说妈你吃点东西吧。她说吃不下。我坐在她旁边，两个人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坐着，电视机关着，茶几上还摆着我爸以前吃药的那些瓶瓶罐罐，有一个药瓶盖子没拧紧，半开着。我妈看着那些药瓶，说这些药前天还吃来着，昨天就不用了。她说着眼圈又红了，我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她的肩膀很瘦，隔着衣服能摸到骨头。

那天下午我开始收拾我爸的东西。他的衣服挂在衣柜里，不多，就几件，有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还是我二零一八年给他买的，只穿过两三回，说颜色太亮不好看。我把衣服叠好放在一个纸箱子里，想着回头烧给他。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些零碎东西，几枚硬币，一个老式打火机，一张黑白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一张照片。我把照片拿出来看，是很多年前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爸坐在中间，我和我妈站在两边，背景是县城照相馆的那块蓝色幕布。照片上的我爸很年轻，头发还是黑的，脸上的褶子也不多，笑着，嘴微微张着，好像正在说什么。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我认得出是我爸写的：九八年春，立立十岁。我看着那行字，在屋里站了很久，外面的天快黑了，光线从窗帘缝里透进来，落在地上细细的一道。

晚上我妈做了饭，炒了个鸡蛋，热了昨天剩下的排骨汤。我们俩坐在饭桌前，对面那把椅子空着，以前那是我爸的位置。我妈往那把空椅子上看了一眼，夹了一筷子菜放我碗里，说吃吧。我端起碗扒了一口饭，米粒塞在嘴里咽不下去，我使劲往下吞，喉结动了好几下。我妈没吃，端着碗看着我，眼神空空的。我说妈你也吃。她说哎，吃。她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汤，放下了。

我在家待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里我什么事都不想做，每天就是陪着我妈，去地里看看，去村里的路上走走，有时候在院子里坐着，一坐就是一下午。我妈说你去把枣打了，不然烂在树上可惜了。我找了个竹竿去打枣，青的红的一起往下掉，砸在地上噗噗响。我捡了一篮子，我妈拿去洗了，放在筛子里晾着。那天晚上我吃了几个，有点涩，没熟透。我爸以前最爱吃这种半熟的，说酸酸甜甜的正好。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妈跟我说，你爸走之前那几天其实就不太对劲，老说梦话，有时候半夜醒了喊你，喊两声又睡了。我说他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妈说他不让打，说你忙，别打扰你。我听了没说话，手指头攥着裤子上的布纹攥得很紧。我妈又说，你爸最后那两天清醒的时候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他这一辈子没啥本事，就攒了个你，让你在外面好好的就行。我说就这些？我妈说就这些，说完他就闭上眼睡了，睡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晚上就走了。

我回了省城之后把那份工作辞了。其实也不全是因为我爸，公司那个项目黄了，老板说要不你换个部门，要不你走人。我说我走。走的时候我把工位上的东西收进一个纸箱子里，一个水杯、一个文件夹、几张照片，还有一盆同事送的多肉，叶子蔫蔫的。抱着箱子走出写字楼的时候外面在下雨，省城的雨就是这样，说来就来，下得又急又密，我站在一楼大厅的门口等雨小一些，等了好一会儿，雨没有要停的意思，我就抱着箱子冲进了雨里。

二零二一年七月，我回了县里，在县城找了个工作，在一家做门窗的厂子里跑销售，底薪三千五，包午饭，离家骑车二十分钟。我妈一开始不同意我回来，我说省城那边公司黄了，我也不想再找了，回来挺好。她说那你以后咋办。我说咋办都行，先待着。她没再说什么，但我看出来她其实是高兴的，因为那几天她做饭比之前多了花样，还包了一回饺子。

日子就那么过下来了。白天在厂子里上班，跟客户打电话、跑工地、量尺寸、报价，晚上回家跟我妈吃饭，有时候吃完饭扶着她在村里走一圈。我妈的腿脚还行，就是走得慢，我跟在她旁边，走得比她还慢。村里的人见了都说，立立回来了好，你妈有个伴。我就笑笑。逢年过节去给爸上坟，烧纸、摆供、磕头。每次去我都跟他说几句话，有时候说厂子里的事，有时候说村里的事，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就在坟前站一会儿。我妈站在旁边抽烟，是的，我爸走了之后我妈学会了抽烟，一天两三根，我说你别抽了，她说抽一两根解闷。我说那行，别多抽。

二零二二年春天，二婶说的那个在镇上当小学老师的姑娘，我见了。叫周敏，比我小两岁，短头发，戴眼镜，说话语速很快。我们在镇上唯一一家奶茶店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她问我为什么从省城回来，我说家里就剩我妈一个人了。她点了点头，说那挺好，孝顺。我说谈不上，就是回来待着。她说你爸的事我听说了，节哀。我说都过去了。后来我们加了微信，聊了几个月，处得还行。她爸妈在镇上的粮站退休的，家里就她一个闺女，条件不算差。我妈知道之后很高兴，说那姑娘好，老师，稳定。我说还没定呢。我妈说那你抓紧。

二零二二年年底我们领了证。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镇上的饭店摆了八桌，请了亲戚和几个朋友。我妈那天穿了件红色的外套，是周敏给她买的，她一直拽着衣角说太艳了，周敏说不艳，好看。敬酒的时候我妈站起来，端着茶杯，说立立你爸要是能看到就好了。我端着酒杯没说话，周敏在旁边握了握我的手。那天的菜不错，红烧肉炖得烂烂的，肘子也是，我一筷子都没动，光喝酒了。

二零二三年我们搬进了县城里买的一套二手房，两室一厅，八十几平，首付是我这几年攒的加上我爸留下来的那笔钱。搬家那天我妈来帮忙收拾，她翻出一个纸箱子，里面是我爸的那些东西，铁盒子、照片、衣服。她说这些你还留着。我说留着。她把那个铁盒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看，打火机她搁在一边，硬币数了数，六块八毛钱，身份证复印件折得皱皱的。最后她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好一会儿，说这张照片还是我去拿的。我说嗯。她说那年你爸穿了件新衬衫，白底的，有点透，里面穿了件背心，照相的师傅说这样拍出来不好看，让他把背心脱了，他不干。我笑了一下，说那后来呢。我妈说后来师傅就那样拍了，洗出来看还行，背心看不太清。她把照片翻过来看了看那行字，说这字是你爸写的？我说应该是。她说你爸没上过几年学，字写得倒不错。我嗯了一声，把照片接过来，放进了我卧室的抽屉里。

二零二三年入秋的时候，我妈有天晚上突然跟我说，立，我梦见你爸了。我说梦见啥了。她说梦见他在那棵枣树底下坐着，剥花生，剥了一碗花生米，跟我说他要出门，去镇上。我说他去镇上干嘛。我妈说他没说，就站起来走了，走的方向是往东去的，我喊他他也没回头。我说那枣树底下剥花生是他以前常干的事。我妈说我知道，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梦真，跟真的似的。我说那他应该是去赶集了。我妈笑了笑，说可能吧。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周敏在旁边已经睡着了，呼吸匀匀的。我轻轻起来走到客厅，没开灯，借着窗外路灯的光坐了一会儿。抽屉里那张照片我没拿出来，但我知道它在哪儿。照片上我爸还年轻，我妈还年轻，我也还小，三个人站在照相馆的蓝色幕布前面，谁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照片背面那行字我闭着眼都能默出来，九八年春，立立十岁。九八年的春天我爸三十八岁，骑三轮车带我去镇上修电视还要再等五年。那时候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就像我当时也不知道。

窗外的路灯把对面楼的墙照得黄黄的，有人家的窗户亮着，大概是起夜或者还没睡的。我从茶几底下摸出那包烟，抽了一根点上，是我妈平时抽的那种，劲儿挺大，呛了我一口。我抽了两口就掐了，把烟灰弹在垃圾桶里。回到卧室的时候周敏翻了个身，迷迷糊糊说了句你干嘛去了，我说喝水。她又睡过去了。

我现在每天上班骑电动车路过县医院门口，有时候会往急诊那边看一眼，那扇玻璃门我进进出出好几回，有一回是带我爸妈来做检查，有一回是送我妈来拿药，还有一回是半夜跟我二叔一起把吐血的我妈送来。她那次是胃出血，吓我一跳，好在不严重，住了三天院就出来了。我爸要是还在，肯定得骂她不注意身体。

说到我爸，我其实一直觉得他走的那天晚上，要是有人发现得早一点，是不是就能救过来。我也问过大夫，大夫说得看情况，大面积脑梗死亡率本来就很高的，加上磕了一下，不好说。但那个"要是"一直在我脑子里转，转了两年多也没停。有时候半夜醒了，我就想那个画面，凌晨两点多的卫生间，灯亮着，我爸倒在地上，院子里静悄悄的，屋里我妈在睡觉，几十公里之外我在睡觉。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里什么都可以发生，但我们谁都不知道。有一回我跟周敏说这事，她说你别想了，不是你的错。我说我知道不是我的错，但我就是会想。她说那你就想吧，反正你也改不了。

过完年的第一个周末，我带着我妈和周敏回了趟村里，给我爸上坟。地里还没化冻，踩上去硬邦邦的，玉米杆子茬子露在外面，枯黄枯黄的。坟头上的土有点塌了，我用手拢了拢，把新带的纸钱压在坟头上面。我妈蹲在地上点纸，火苗一窜一窜的，她嘴里念叨着一些话，声音小，我听不清。纸烧完的时候一阵风过来，灰烬打着旋往天上飞。周敏站在我旁边，手里提着一瓶酒，是我爸以前爱喝的那种散装白干，她在坟前倒了三杯。我蹲下来把那三杯酒泼在地上，酒渗进土里，颜色深了一小片。

回去的路上我妈走得不快，我扶着她的胳膊，周敏跟在后面。路边有人家院子里那棵枣树，光秃秃的，枝枝叉叉指向灰白的天空。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夏天在树下玩的那些日子，我爸坐在竹椅上剥花生，我妈在厨房里做饭，油烟从窗户里飘出来混着炊烟。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觉得日子会一直那样过下去。现在那棵枣树还在，夏天还会长叶子结枣，只是树底下剥花生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坐在客厅里翻手机相册，翻到一张以前拍的旧照片，是我爸住院的时候我偷拍的，他靠在床头，歪着的脸对着窗外，阳光照在他身上，被子是蓝白条纹的医院的被套。他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大概是想着回家，或者想着别的什么。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周敏凑过来说你看什么呢。我说没看什么。她说想爸了？我说嗯。她没再说话，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轻轻按了两下。

我把手机锁了屏放到一边，拿起茶几上那个铁盒子打开，又把那张合影拿出来看了看。照片上我爸嘴微微张着，我老觉得他那个时候在说什么，但照相馆的师傅按快门的那一瞬间，声音是留不下来的。后来我想，他可能在说茄子，也可能在说别的什么，比如立立别乱动，或者站直了。不管他说什么，那个春天的声音早就散在风里了，跟后来很多很多事情一样，没了。

我把我爸的衣服收拾了一部分出来，挑了几件好的给村里的老刘头送去了。他跟我爸岁数差不多，老伴没了，子女不在跟前，自己一个人过日子。我送衣服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门口晒太阳，看见我站起来说你咋来了。我说我爸的衣服穿不着了，你试试合不合身。老刘头抖开那件深蓝色的夹克，对着光照了照，说料子不错。我说你穿上我看看。他套上，有点大，袖子长了一截，他说没关系，挽起来就行。我说那送你了。他搓了搓那衣角，说你爸这衣服没怎么穿过啊。我说嗯，他不喜欢这个颜色。老刘头笑了笑，说老头子还嫌颜色，他以前给我递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讲究人。我嗯了一声，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老刘头还站在门口，摸着那件夹克的领子，嘴里大概在念叨着什么。

日子走到今天，我已经很少半夜醒了。工作也算稳定了，周敏对我妈也好，她俩有时候去逛超市能逛一整个下午。我妈现在不怎么抽那烟了，说嗓子不舒服，改成嗑瓜子，茶几上天天一堆壳。我有时候下班回来就陪她坐一会儿，电视开着，她看她的家庭伦理剧，我在旁边刷手机。偶尔我抬头看一眼对面那把空椅子，或者我坐过去，或者不坐。那把椅子一直放在那儿，谁也没想着搬走。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那把椅子要留到什么时候。也许过几年我有了孩子，那椅子就当孩子的专座，也许一直空着，也许有一天我妈说把它搬走吧，我就搬走。事情就那样，人走了，东西还在，东西也都慢慢旧了破了或者送人了，剩下几件真正留得住的，放在铁盒子里或者抽屉里，多少年以后拿出来看看，上面的字都模糊了，照片边角卷起来了，你就知道时间真他妈快。

我爸这辈子没跟我说过什么大道理，也没教我多少为人处世的学问。我从小到大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干，再就是别管我。他总说别管他，从零三年修电视那回就开始说，说了快二十年，最后那两年我倒是真的想管他，可是也管不了了。脑梗这个东西就像他身上的一个暗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炸了。第一次炸的时候我们赶上了，第二次炸的时候他没赶上，我也没赶上。我妈老说命，说这就是命，你爸命里就是那一年那一天，早不得晚不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命，我只知道凌晨两点多那个时间是个空档，是所有人都睡着的时间，是一个人在黑暗里摔倒了没人听见的时间。

有一天我跟我妈聊天说，爸走的时候疼不疼。我妈说大夫说脑梗发作起来人很快就没意识了，摔的那一下可能都没感觉。我说那就好。我妈说嗯，但愿吧。她说着又去抓了一把瓜子，嘎嘣嘎嘣地嗑，电视上演到苦情的地方了，她拿袖子擦了擦眼角。

我后来在厂子里认识了一个老哥，他爸也是脑梗走的，半夜走的，人在睡梦中就没了，第二天早上他老婆才发现。他说他到现在有时候早上起来还喊一声爸，喊完了才想起来人没了。我说我到现在有时候路过那家修电视的老店，还想着推门进去看看。他说啥老店。我说就是小时候我爸带我去修电视的那家店，后来关门了。他说那你看啥。我说我也不知道看啥，可能就是想看看那个柜台还在不在。

其实那个柜台早就不在了，店面租给别人开了个卖电动车的。我骑电动车路过的时候有时候会慢一点，透过玻璃门往里看一眼，里面摆着几辆崭新的电动车，颜色鲜亮鲜亮的，地砖擦得锃亮，跟以前那个满地堆着旧电视旧收音机的修车店完全两个样子。我看了两眼就走了，也没什么好留的。

周敏有天晚上问我，你觉得爸会在天上看着咱们吗。我说不知道。她说我觉得会。我说你信那个。她说信一点。我说那你就信吧。她靠在我肩膀上，说你要是想他了就跟我说，别一个人闷着。我说行。后来我还是一个人闷着的时候多，不过次数越来越少。有些事你不提我也不提，慢慢就过去了，但过不去的是你知道它在那儿，时不时地它冒出来一下，你心里就堵一下，然后你又把它按下去。

按来按去按了两年多了，我觉得也差不多该把它放在那儿别老是按了，让它待着吧，待多久都行。毕竟那是我爸，凌晨两点多走的，一家人睡死了，天亮才送医院。这几个字写出来也就二十来个，可它们压在我心口上，沉甸甸的，跟那两瓶没打开的酒一样。酒还在鞋柜上，我不喝，也不打算扔。我就让它搁那儿，看见的时候就想起来，想起来也不一定是坏事。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跟我爸在一条路上走着，是那种很宽的柏油路，两边的树很高，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一块一块的。我走在他旁边，他走得很慢，但是不歪，也不扶墙。我说爸你今天走路挺稳当啊。他嗯了一声，说练的。我说你看前面那棵树，像不像咱家院子里那棵枣树。他抬头看了看，说像，但这不是枣树，你看那叶子。我看了看，确实不是枣树，叶子是椭圆形的，比枣树叶大。我说那是什么树。他说不认识。然后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嘴角的褶子堆起来，还是那两把折扇的样子。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没说话，又转过头继续走了。我跟在他旁边走，一步不落。那条路很长，前面拐了个弯看不见了，但阳光特别好，照在后背上暖洋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