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博物馆馆长吴凌云：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物证

市舶司回府（18世纪晚期） 原作藏香港艺术馆 翻拍自《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

南越王墓出土的焊珠金花泡

玻璃瓶，是海上丝绸之路玻璃贸易的明证，五代十国·南汉，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藏

唐玻璃珠串，2008年广州景豪坊工地出土，这种玻璃分布广泛，日本、韩国、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均有发现。

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蒜瓣形银盒

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来自古波斯的“蒜瓣形银盒”，表面没有过多装饰，看似平常，但它几乎是最早那批承载跨越山海、连接中外贸易通道的实物见证之一。

广州，从建城伊始，便扎根于中华文明脉络与国家开放格局，既是中外文明互鉴的前沿门户，也是经贸互通的重要枢纽。这座被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记载为“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的港口城市，究竟从何时起融入全球贸易网络？

“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昨天开幕，广州博物馆馆长吴凌云在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策划推出的“文物里的海丝印迹”系列报道专访时指出，广州之所以能成为千年商都，不仅因其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更因其通过“珠江—西江—湘江—长江—汉水—南阳—洛阳”的内陆水路网络，将海外珍宝与内陆朝贡紧密相连。从南越王墓中的波斯银盒、非洲象牙、西亚乳香，到北宋的西村窑，再到清代的广彩瓷，广州的海丝遗产呈现出“起始年代早、文献记载多、遗产类型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鲜明特点。尤其是南越王墓，堪称岭南文化的百科全书，其出土的文物也是中国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体、最重要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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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本质是一条和平交往、互通有无的道路

收藏周刊：从现有广州出土与馆藏文物来看，和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早期物证有哪些？

吴凌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该要首先捋清一些概念。海上丝绸之路固然和海洋、丝绸紧密相关，但丝绸只是代表性商品，随之流通的还有陶瓷、茶叶等货物，沿线依靠各个重要港口作为支点。它和陆上丝绸之路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区别。陆上丝绸之路是典型线性文化遗产，线路节点清晰，途经兰州、酒泉、张掖、敦煌等一系列关键地点。

而中国古代海上贸易，长期以朝贡贸易为重要形态，各类奇珍货物最终流向王朝都城，西汉时期指向长安，东汉则指向洛阳，之后的历朝历代亦然。基于这套贸易体系，古代逐步建立起海事管理制度，市舶司等机构应运而生。

收藏周刊：在古代，沿海城市也不少，为何广州始终在对外交流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吴凌云：一个合格的古代外贸港口，首先要有优良的港湾条件；其次，要有内河航道连通广阔内陆腹地。从贸易物品流向来看：中国向外输出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制品；而输入的多是香料、珠宝、玉石、玻璃等物产。对古代中国而言，海上丝路也可以说是“珠宝之路”“香料之路”。海外渴求中国独有的丝绸、瓷器与茶叶；我们则需要域外的物产，这也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本质是一条和平交往、互通有无的道路。

从广州的地理格局来看，古代海外商船可经由珠江口进入珠江内河水道，唐宋时期货物多在南海神庙古码头一带靠泊，明清则延伸至海幢寺以及十三行一带。货物上岸之后，经过市舶司、市舶太监等官方机构查验，再依托珠江水系转运内地。其中西江通道尤为关键，经封开、梧州通往桂林，通过湘江接入长江水系，再经岳州、荆州向北，可达南阳、洛阳，这条水陆联运通道，就是广州连通中原的重要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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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迟秦汉，广州已经是东方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

收藏周刊：如果推荐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文物，您会推荐哪些？

吴凌云：有明确物证可确证的早期海丝遗存，以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蒜瓣形银盒为代表，器物可能源自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6—前4世纪）。宿白等学者很早就关注这件文物，证明至迟秦汉，广州已经是东方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南越王墓可以说是岭南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中国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实物证据：波斯银盒、西亚乳香、带有两河流域工艺特征的金花泡、非洲象牙，这批出土文物，刚好可以和《史记》当中关于番禺商贸繁盛的记载相互印证。史料记载赵佗还曾把海外得来的珊瑚、奇珍进献西汉朝廷。

收藏周刊：学术界一般如何划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阶段？

吴凌云：新石器时代、商代出现的海洋交往线索，只能算作海上丝绸之路的先声；我个人认为，在古代任何官方的对外贸易，都是以民间的密集交流为前提的，最早可能就是独木舟随洋流漂到某个地方，再随洋流漂回来，短距离的，但历代一点一点地交流积累而成。因此，真正成型的海上丝绸之路，以秦汉时期作为正式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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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是岭南文化的百科全书

收藏周刊：从出土的乳香、玻璃珠这类舶来品，我们可以读出南越国时期海洋交往哪些特征？

吴凌云：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是岭南文化的百科全书，其出土的文物也是中国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体、最重要的物证。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海外商贸的繁荣，建立在南越国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上，安定的社会才能够支撑跨地域贸易。第二，香料、珠宝这类海外商品集中出现在广州，在全国沿海考古发现当中，是非常突出的现象。

收藏周刊：海上丝绸之路除了货物交换，是否也存在技术层面的交流？

吴凌云：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三个交流层次。第一层是物质交换，也就是以物换物；第二层是技术交流，陆上丝路的技术传播案例更加突出，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向外输出，域外工匠也会把海外铸造工艺带到中国；第三层是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的传播，这一点在唐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各类传教者来华，带来不同的思想与生活习俗。

收藏周刊：南越国输入大量海外珍宝，那当时广州本地向外输出什么，有没有丝绸这类商品？

吴凌云：汉代丝绸的工艺水平已经领先世界，马王堆汉墓的丝织品便是明证。南越王墓同样出土七大类二十多种丝织品，还发现了印花模板。古罗马文献中，也明确记录帝国上层社会使用来自汉朝的丝绸。

收藏周刊：南越王墓出土的海外文物，是否可以确定是通过海路传入广州？

吴凌云：从地理逻辑上看，这批舶来品经由海路抵达广州的可能性最大。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从中国西南丝绸之路这条陆路传入。我不能完全否定这一假说，但从证据链来看，海路是更简洁、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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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持续繁荣的贸易港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

收藏周刊：对比泉州、宁波、扬州等港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遗产，具备哪些独有的特点？

吴凌云：第一，开端年代早，西汉南越国时期就有实物与文献双重证据。第二，传世文献存量丰富，既有《史记》《汉书》这类官方正史，也留存大量商人、旅行者留下的记录。第三，遗产类型十分丰富，既有南海神庙古码头这类地下考古遗址，也保留怀圣寺、光塔、光孝寺、先贤古墓等地面建筑遗存。第四，延续时间超长，从汉代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广交会，也可以视作古代海上商贸传统的延续。两千多年持续繁荣的贸易港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

收藏周刊：不同历史阶段，广州出土的海丝文物各自呈现怎样的时代面貌？

吴凌云：秦汉阶段，以南越王墓为代表；两汉时期大量海外工艺的玻璃珠在广州出土，成分检测证实其原料、工艺有不少来自域外。

唐代，代表性遗存是南海神庙，同时朝廷设立市舶使。德政中路唐代码头遗址，出土越窑、长沙窑瓷器，这些货物验货之后扬帆出海，远达波斯湾、东非沿岸，这些瓷器在海外遗址中也多有发现。

宋代，广州西村窑产品大量外销，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都有批量出土，直观印证本地手工业产品参与海洋贸易的盛况。

到了明清，广彩瓷器、广绣、外销象牙工艺品、外销画相继兴起。外销画如同当年的明信片，把广州城市面貌、市井百态带到海外，海丝文物的线索非常清晰完整。

人物介绍

吴凌云

广州博物馆馆长。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李恺烨 罗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