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上海男子当保镖，老板让他去接情妇，推门发现竟然是前妻

一九九二年的上海，春天来得晚。到了四月中旬，街上的梧桐才刚冒出指甲盖大小的嫩叶，黄绿黄绿的，被绵绵的细雨一淋，亮得像抹了油。陈卫国站在衡山路一栋老洋房的铁门外，已经等了快二十分钟了。雨不大，毛毛的，落在脸上凉丝丝的，他穿一件灰色的确良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领口的扣子松开一颗，露出一截被晒成棕色的脖颈。身旁停着一辆黑色的皇冠轿车，车身擦得锃亮，倒映着路边湿漉漉的法国梧桐。

他是老板赵建国的专职司机兼保镖。说是保镖，其实就是个开车加跑腿的。赵建国四十六岁，开了家做进出口贸易的公司，九〇年发了笔财，换了大房子、换了皇冠车，也换了个年轻的老婆。陈卫国跟着他干了快两年，每月工资八百块，比在厂里翻了两番。这年头钱毛得快，但八百块还是实打实能养家糊口的数目。虽然他在上海没有家，只有一个租在闸北的亭子间，每月付六十块房租，剩下的钱他分成三份，一份吃饭穿衣，一份寄回苏北老家给爹妈，一份攒着，攒了好些年了，存折上的数字勉强到了四位数。他有时候半夜躺在亭子间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听着隔壁邻居的收音机沙沙地响，会想这些钱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但他还没想出答案，天就亮了，又该出车了。

铁门里面传来脚步声，陈卫国把烟掐灭了，烟头丢进路边的雨水井里。门开了，赵建国撑一把黑伞走出来，穿一件藏青色的风衣，里头是白衬衫和深色西裤，头发用发蜡往后梳得一丝不乱，浑身上下一股好闻的须后水味儿，混着雨气，清清凉凉的。他比陈卫国矮半个头，但气派足，走路带风，眼皮都不怎么抬。

"卫国，下午三点去接个人。"赵建国把车钥匙抛给他，陈卫国伸手接住，钥匙串在掌心掂了掂。"虹口那边，多伦路上一栋红砖楼，三楼左边那间。到了敲门，告诉她我让你来的。别多问，别多说，接到人送她去城隍庙那边的老饭店。"

陈卫国点头。"晓得了。老板，什么特征？"

赵建国已经走到院门口了，闻言回了一下头，雨伞微微偏了偏，露出他半张脸，眉毛很浓，眉心有一道竖纹，说话的时候那道纹就深一分。"女的，三十出头，瘦高个，长头发。穿一件米色的风衣。"他顿了顿，似乎想再补充点什么，嘴巴动了动，又合上了。"去吧，别让人等太久。"

陈卫国钻进皇冠车里，发动引擎。雨刮器刷了两下，挡风玻璃上的水珠子被刮开，露出一条清晰的视野。他从后视镜里看见赵建国撑着伞往回走，藏青色的风衣下摆在雨里微微晃荡，玉兰树的白花落了一地，被他踩在脚下。

车子从衡山路拐出来，上了淮海路。四月的上海，雨天的午后，街上人不多，骑自行车的人穿着各色的雨披从车边穿过去，叮铃铃的车铃声脆生生的。陈卫国把车速放慢了些，不急，虹口那边也不算远，三刻钟的路程。他伸手拧开收音机，电台里在放邓丽君的歌，软绵绵的调子，"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甜得发腻。他又拧掉了，车厢里安静下来，只剩雨打在车顶和引擎盖上的沙沙声。

他在这个城市开了两年的车，从一九九〇年七月到现在，差不多把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刚来的时候他连外滩都找不着，路牌上写的都是老名字，他拿着一本地图册一边开一边翻，被赵建国骂了好几回。后来慢慢熟了，哪条路单行哪条路限时哪条路早高峰堵成一锅粥，他都摸得一清二楚。赵建国的事儿他多少也知道一些，老板做的是对外的生意，手面大，朋友多，女人也多。前两年跟原配离了婚，娶了个小他十几岁的四川姑娘，漂亮是漂亮，但老板娘管不住他，也懒得管，各玩各的。这种事在这年头不算稀奇，陈卫国见过好些个，有钱的男人嘛，兜里揣着美钞港币，腰杆硬，心也花了。

陈卫国自己没那命。他从苏北农村出来的时候，媳妇还在家等着他。那姑娘叫杨梅，跟他同村，从小一起长大，两家隔着一道矮墙，喊一声就能听见。杨梅比他小三岁，梳两条辫子，眉毛淡淡的，笑起来嘴角往上弯，像个倒着的小月亮。他们八八年结的婚，没办什么酒席，就在村里的晒谷场上摆了几桌，杀了一只猪，请了亲戚和邻居，闹到半夜。杨梅那天穿了一件红棉袄，是新做的，袖口长了一点，她挽了挽，露出白净的手腕，上面戴着一只银镯子，是她妈给她的陪嫁。陈卫国那天喝了不少酒，醉醺醺地拉着杨梅的手说，梅子，我去上海挣钱，挣了钱回来盖新房子。杨梅说你好好干，我等你。

他来了上海，头一年在杨浦的一个机械厂当临时工，月工资三百二，住厂里的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脚臭汗臭混在一起，冬天冷得像冰窖。他干了一年多，攒了些钱，还没来得及回去，赵建国不知怎么的找到了他，说小伙子看着精神，来给我开车吧，一个月八百。陈卫国当时没犹豫就辞了厂里的活儿，跟着赵建国走了。他给杨梅写了封信，说换了工作，工资高了，让她再等等。杨梅回信说好，家里都好，爹妈身体也硬朗，你顾好自己。信纸是她裁的作业本背面，字写得很小，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末尾画了一朵小花，跟杨梅笑起来的样子很像。

后来通信慢慢少了，陈卫国忙，杨梅也忙。她在家种地，还养了两头猪，农闲的时候去镇上的服装厂踩缝纫机，计件的活儿，一天下来腰疼得直不起来。陈卫国的信从一个月一封变成两个月一封，再后来变成了三个月。九一年冬天，杨梅寄来最后一封信，信上说：卫国，我跟你说个事儿。村里的陈老三从上海回来，说他看见你了，说你跟着一个有钱的老板混，经常去歌厅舞厅，身边有女的。我想问问你是不是真的，你要是真在上海有人了，你就跟我说，我不耽误你。你要是没有，你就回来一趟，当面跟我说清楚。

陈卫国收到信的时候是腊月二十八，他在赵建国家里帮忙搬年货，几箱子洋酒和进口巧克力，还有两条金华火腿，赵建国让他扛到三楼去。他看完信揣进兜里，继续扛箱子，汗从额头上淌下来，砸在木地板上，洇出深色的点。他当天晚上写了回信，说陈老三胡扯的，我是司机，跟着老板出入场合是工作，身边有女的那是老板的女的，跟我没关系。你好好在家过年，等我忙完这一阵子就回去。信寄出去了，石沉大海，杨梅再没回信。

陈卫国后来打过镇上的公用电话到村里的小卖部，让人家喊杨梅来接。等了半个钟头，人家回话说杨梅不在，去她姨家了。又打了几回，都是不在。他本想请几天假回去一趟，赵建国那时候正接了个大单子，走不开，生生拖到了春天。春天到了，赵建国还是忙，陈卫国也就还是走不开。他想总归要回去的，等忙完这阵子就回去。这阵子一忙就忙到了四月的这个雨天，他开着皇冠车穿过半座城市，去虹口接一个女人。

多伦路不长，窄窄的，两边是些老式的红砖楼房，墙面爬着干枯的藤蔓，到春天又返青了，绿丝丝的攀在砖缝里。陈卫国把车停在路口，撑着伞走进去，雨水打在伞面上，滴答滴答的。他找到赵建国说的那栋楼，三楼，红砖外墙，窗台上放着几盆吊兰，叶子垂下来，被雨淋得水亮亮的。楼道很暗，灯泡坏了，他摸着扶手上楼，脚步在水泥台阶上踏出空空的声音。

三楼左边那间，木门上刷着暗红色的漆，有些斑驳了，露出一块块灰白的木头底色。门边没有门牌号，只有墙上一个绿色的旧信箱，锁坏了，歪斜着挂在那里。陈卫国抬手敲了三下，咚咚咚，不重不轻的。

屋里没动静。他又敲了三下，这回重了些。里面窸窸窣窣响了一阵，然后脚步声走近了，啪嗒啪嗒的，像踩着拖鞋。锁扣转动，木门吱呀一声开了。

门里站着一个女人，瘦高个，长头发，穿一件米色的风衣。风衣的腰带松松系着，领口露出里面白底蓝碎花的衬衫领子。她脸上没什么妆，嘴唇薄薄的，微微抿着，颧骨上有一点淡淡的雀斑，衬得皮肤很白。她手里攥着一个格子布的小包，包带缠在手腕上绕了两圈。

陈卫国看着她，她也看着陈卫国。廊道里的光很暗，从楼梯窗户透进来的天光灰蒙蒙的。两个人的影子在地面上交叠在一起，像两片湿漉漉的落叶碰着了又分开了。

"卫国？"女人的声音小小的，颤颤的，像一根绷紧的弦被拨了一下，尾音抖着散了。

陈卫国站在门口，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钉住了。那把伞还撑在手里，伞尖往下滴水，在他脚边汇成一小滩。他认得这个声音，认得太熟了，熟到骨头里去了。他喉咙动了一下，舌尖抵着上颚，想说什么，一个字都出不来。

女人往前迈了半步，米色风衣的下摆扫过门框。她抬起脸来，眼睛看着陈卫国，眼尾有一点红，鼻子也红红的。"你瘦了，"她说，声音还是颤的，"瘦了好多。"

陈卫国终于出声了，嗓音哑得像砂纸蹭过木头。"梅子。"他叫了她一声，这名字从嘴里出来，跟被埋在土里好些年又挖出来似的，沾着潮气和泥腥味。"你怎么……"

杨梅嘴角往下弯了弯，那个弧度很像哭，但她忍住了。她伸手把鬓边一缕头发别到耳后，手腕上露出一只银镯子，已经发乌了，暗沉沉的，挂在她细细的手腕上。"我上个月来的上海。"她说，声音渐渐稳了些，但还是细细的，"在厂里做不下去，计件的活儿越来越不挣钱，我又没别的本事。我表姐在上海，说这边好找工作，我就来了。来了之后找了一份给人家做钟点工的活儿，一个星期上五天，打扫做饭，一个月挣得比在服装厂多。住的地方是表姐帮找的，房租便宜。"

她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陈卫国，眼睛一眨不眨的，像怕他凭空消失了似的。陈卫国站在门口，手里那把伞还在滴水，他浑身上下都被一股发懵的劲儿攥着，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弯才转过来。"那你……你知道赵建国不？"

杨梅低下头，手指绞着包带。"知道。"她说，声音更低了，"我干活的那家，就是他一个朋友的房子。他那朋友有回过来，看见我了，跟我聊了几句，问我是哪儿的，多大了，我说了。后来没几天，他就来了。"她抬了抬眼皮，看了陈卫国一眼，又低下去了。"他就问我要不要跟他，他养我。我说不要，我有男人。他又说你男人在外头有人了，你不知道？我说我不信，我男人不是那样的人。他笑了一下，说那我等着。"

陈卫国握着伞柄的手攥紧了，指节泛白。他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闷地胀着，喉咙里那团棉花越滚越大。赵建国让他来接情妇，推开门站着的是他老婆。他给老板开车开了快两年，老板睡了他的女人。

"他什么时候来找你的？"他问。

"上个月。"杨梅说，"来了好几回，我让他别来，他不听。后来他说，他要是不来，就让我男人丢工作。他说你在他手底下干活，他一句话就能让你没饭吃。"

陈卫国闭上眼。廊道里的霉味钻进鼻腔，混着杨梅身上淡淡的花露水味儿，还有雨天特有的潮腥。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在耳膜里擂鼓一样响，一下一下的，又沉又重。他想起来这两年赵建国对他的"照顾"，比别人多两百块的工资，逢年过节给的红包，偶尔扔给他的一条好烟。他一直以为老板看重他，觉得他踏实肯干，现在他知道了，那些东西全都是堵嘴的。堵他陈卫国的嘴，也堵杨梅的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睁开眼看着杨梅，声音哑着。

杨梅的眼眶红了，嘴唇抿着，那两只雀斑在灰光里显得更淡了。"我写了那么多信你不回，我让陈老三带话你也不理。我以为你在上海早就有别人了。我来了就是想亲眼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跟别人在一块儿了。后来赵建国找过来，说你是他司机，说你天天跟着他到处跑，说你不回去是因为根本不想回去。我就想，那我也不找你了，我就当嫁了个死人。"

陈卫国的喉咙动了动，干涩得说不出话。他想说他回了信的，他回了两封，都在去镇上的邮筒里投了进去，一封腊月二十八晚上写的，一封正月初三又写了一封。他想说他没收到杨梅的第三封信，他不知道杨梅还让陈老三带过话，陈老三回上海之后压根没找过他。他想说他这几个月天天盘算着忙完这一阵子就回去，盘算着要给杨梅带什么礼物，盘算着盖新房子要买多少砖。可那些话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都挤不出去。他把回信投进了邮筒，邮筒里的信有没有被人收走、有没有被人弄丢，他从来不知道，也从来没人告诉过他。这个年头，一封信寄出去就消失在茫茫人海里了，有时候隔一两个月能收到回音，有时候就像石子扔进井里，连个响动都听不见。

他在上海漂了这么久，才知道自己像一粒浮尘，风一吹就走，雨一打就沉，连自己落在哪里都做不了主。可他原本是有根的，根扎在苏北那两亩水田里，扎在杨梅那双长着薄茧的手里。是他自己拔了根跑出来的，说是为了挣钱盖新房子，说到底不过是想见识见识上海滩的灯红酒绿。灯看见了，酒也看见了，绿倒是没看见，看见的全是人和人之间的那层薄薄的纸，一捅就破，破了之后谁也不认识谁。

杨梅站在门口，米色风衣被风吹得微微贴在她身上，显出消瘦的轮廓。陈卫国看着她，发现她真的瘦了很多，下巴尖了，眼窝陷了，从前脸上那点圆润的姑娘气全没了，只剩下一个被日子磨得薄薄的女人。她那年嫁给他，穿着红棉袄在晒谷场上敬酒，脸红扑扑的，嘴角两个浅浅的酒窝，一晃就是好几年。那些年像水一样从指缝里漏掉了，他怎么抓都抓不住。

"卫国。"杨梅又叫了他一声，声音更轻了，"你走吧。赵建国还等着呢。你就说你接到人了，接的是个不认识的女人，送到了地方就行了。你不用管我。"

陈卫国低头看着自己脚前那滩水渍，伞尖还在滴，滴滴答答的，在地面上洇出一圈深色的印记。"我走不了。"他说。

"怎么走不了？"

"你就站在这儿，我往哪儿走？"他抬起眼看着她，"梅子，我没别人，一直没别人。信我写了，两封，都寄了。我不知道你没收到。陈老三回上海没来找过我，我也不知道他带了话。你要是不信，你现在跟我回闸北我住的地方，你看看我屋里有没有别人的东西。"

杨梅嘴唇动了动，那两行眼泪终于掉下来了，顺着脸颊滑下去，在下巴尖上悬了一下，砸在风衣的前襟上，洇出一个深色的点。"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她声音抖得厉害，"我写了那么多信，后来也不写了。你连一句话都没有。我一个人在家，你妈说你不回来是因为在外头有女人了，你妈说的，你妈是自己儿子，她能乱说？"

陈卫国愣住了。他妈？他妈什么时候跟杨梅说过这个？他妈一辈子没出过那个村子，大字不识几个，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她凭啥说她儿子在外头有人了？

"我妈跟你说的？"

杨梅抹了把眼泪，眼眶红通通的。"你妈跟我说了好几回，说你在上海挣大钱了，眼界高了，乡下女人配不上了。让我别耽误你，趁年轻自己找条出路。一开始我不信，说你肯定不是那种人。后来信也寄不到你的人了，电话也打不通了，我就慢慢信了。"

陈卫国攥着伞柄的手指关节咔咔响了两声。他忽然明白了。他妈的那些话，是他妈自己编排的，还是有人在他妈跟前编排的，他不想猜了。他只知道这日子被谁的手揉来揉去，揉成了一团扯不清的烂棉絮，他和杨梅各扯着一头，越扯越乱。

"你表姐住哪儿？"他问。

"就在前面那条弄堂里，走五分钟就到。"

"你先回去。"陈卫国把伞收起来，雨水顺着伞骨往下淌。"我去跟赵建国说一声，今天不干了。"

杨梅抬头看他，眼睛里的神色又慌又乱。"你别乱来，赵建国那人厉害了，有钱有势的，你惹不起。"

陈卫国看着她发乌的银镯子，看着她风衣领口露出的那截白衬衫领子，看着她眼角的细纹和微微浮肿的眼皮，心里有一股东西拱上来，又酸又涩又烫。"惹不起也要惹。"他说，"我自己的老婆，别人凭什么动？"

他转身往楼下走，脚步声在昏暗的楼道里咚咚地响，每一步都踩实了。杨梅在后头喊了一声"卫国"，他没回头，步子迈得又快又急，三级台阶作两级跨。到了楼下，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他的头发上、衬衫上、脸上。他站在红砖楼门口，深深吸了口气，雨腥味儿灌进肺里，凉丝丝的。

皇冠车还停在路口，黑色的车身上蒙着一层雨珠子。他走过去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发动了引擎。雨刮器又刷了两下，挡风玻璃上的水被刮开又合上，又刮开又合上。他坐在车里没动，手搭在方向盘上，看着雨丝在玻璃外头斜斜地落。收音机被他拧开了，还是那个台，邓丽君的声音从喇叭里淌出来，这回唱的是"小城故事多"，甜软软慢悠悠的，跟这阴湿湿的天配在一起，说不出的别扭。

他把车子开出去了，沿着多伦路拐进四川北路，再往南走。一路上他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杨梅站在门口那双红了的眼睛，一会儿是赵建国在铁门里头扔给他钥匙时那张漫不经心的脸。他想起来去年夏天有一回，赵建国喝多了酒在车上跟他说，卫国啊，男人这辈子就得想开点，老婆是老婆，女人是女人，两码事。陈卫国当时没接话，只闷头开车。现在他明白了，赵建国那句话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也是在试探他。他当时没应，赵建国大约就觉得他好拿捏，就动了歪心思。

他要去找赵建国，跟他说不干了。但赵建国那个人，你当面跟他说不干，他面上笑嘻嘻的，背后能让你在上海滩混不下去。他在这座城市里漂了快四年了，认得的熟人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有头有脸的一个没有。赵建国要是存心使绊子，他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上。

可他顾不上那么多了。他老婆站在那扇门后面，穿着米色风衣，攥着格子布包，跟他说"你不用管我"。他怎么能不管？那是杨梅，是跟他隔着墙一起长大的姑娘，是在晒谷场上穿红棉袄给他敬酒的女人。他欠她太多了，多到他自己都数不清。欠了她几年的时光，欠了她应该住进去的新房子，欠了她该有的安稳日子。现在他不能再欠着她了，他得把这笔债开始还。

车子到了城隍庙附近，他在老饭店门口停了车，熄了火。他没下车，就坐在车里，隔着玻璃看那座飞檐翘角的老楼，红柱子绿瓦片，门口人来人往的。赵建国让他把杨梅送到这里来，大约是约了人在里面吃饭。他想了想，从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牡丹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车厢里慢慢散开，混着雨天的潮气。

一根烟抽完了，他把烟头摁灭在车里的烟灰缸里，推开车门下了车。雨还在下，他淋着雨走进老饭店的大堂，问前台赵建国在哪个包间。前台的小姑娘看了看他，大概觉得他一身湿漉漉的跟这地方不搭，犹豫了一下才说，赵老板在三楼的梅兰阁。

陈卫国上了三楼，走廊里铺着红地毯，墙上挂着水墨画，顶上的灯罩是仿古的宫灯，光线暖黄暖黄的。他在梅兰阁门口站住了，门虚掩着，里头传来说笑声，有男有女。他推开了门。

包间很大，圆桌上坐着七八个人，杯盘狼藉的，酒气混着菜香扑面而来。赵建国坐在主位上，正举着酒杯跟旁边一个烫卷发的女人碰杯。看见陈卫国进来，他愣了一下，放下酒杯。"卫国？你怎么上来了？人呢？"

陈卫国站在门口，雨水从头发上滴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他看着赵建国的脸，那张保养得白净的脸，眉心那道竖纹这时候又深了一分。"老板，"他说，声音不大，每个字都像从胸腔里往外推的，"虹口那边的人，我没接。"

赵建国的眉毛挑起来了，笑容还挂着，但眼睛里已经凉了。"怎么回事？"

"那是我老婆。"陈卫国说。包间里安静了，七八个人的目光全聚过来，有男有女，表情各异的，有好奇，有尴尬，还有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嘴角带着一丝看热闹的讪笑。陈卫国没看他们，只看着赵建国。"我老婆杨梅。您让她在那边等着，让我去接她。我推门进去，看见的是她。"

赵建国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眉心那道竖纹拧成了个川字。他把酒杯搁在桌上，玻璃磕在大理石台面上，叮的一声响。"卫国，你冷静点。"他的语气还是稳的，"我事先不知道那是你老婆。我要是知道，我肯定不会让你去。"

"您不知道？"陈卫国往前迈了一步，雨水从衬衫下摆滴在地毯上，洇出深色的圆。"您上个月找了她好几回，她知道我是您司机，您也知道她男人在您手底下干活。您现在说您不知道？"

赵建国的脸沉下来了，旁边那个卷发女人识趣地放下筷子不吃了，包间里的空气绷得像根弦。赵建国站起来，比陈卫国矮了半个头，但气势还在，腰板挺得直直的。"卫国，你今天冲我拍桌子，我不跟你计较。你这两年跟着我，我没亏待你。这事儿就是个误会，我找你老婆是因为觉得她人不错，想照顾照顾她，没别的意思。"

"没别的意思您让她在虹口等着，让我去接？"陈卫国的嗓门拔高了些，声音在包间里嗡嗡地回。"赵老板，您要是明着跟我说，您看上我老婆了，我二话不说带着她滚蛋。可您一边给我发工资一边背地里去撩我老婆，这算什么？"

赵建国脸上挂不住了。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被自己的司机堵在包间里质问，这面子丢不起。他往前一步，压低声音说："卫国，你现在出去，今天的事我当没发生过。你要是不听劝，往后在这上海滩你别想再找到一份正经活儿。"

陈卫国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跟他第一次见赵建国的时候一样，精明、冷、带着居高临下的从容。两年前他觉得自己遇着了贵人，现在他只觉得那时候的自己蠢得像头拉磨的驴。"我不用您操心。"陈卫国说，"工资结一下，我现在就走。"

赵建国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那笑容底下冷冷的。"行。明天到我办公室来，给你结工资。今天你先回去，冷静冷静。"

陈卫国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出了包间。他下了楼，出了老饭店的大门，雨还在下，比刚才大了些，噼噼啪啪地砸在地面上，溅起一朵朵水花。他站在饭店门口的廊檐底下，看着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雨伞在雨幕里开出一朵朵花来，红的黑的蓝的。

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沿着街边慢慢走。皇冠车还停在老饭店门口，他不能开了，那是赵建国的车。他得坐公交车回去，从城隍庙到闸北，要倒两趟车。这雨天的公交车里挤得满满当当的，空气浑浊，他一身湿漉漉地挤在人群里，闻着汗味和雨腥味，窗玻璃上的雾气把外面的街景糊成一团一团模糊的色块。

到了闸北，雨小了，天快黑了，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亮晶晶的。陈卫国回到他的亭子间，爬上窄窄的木楼梯，三层楼，楼梯咯吱咯吱响。他用钥匙开了门，屋里黑黢黢的，伸手拉了一下灯绳，灯泡亮了，惨白的光照着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子。一张木板床，一张折叠桌，一个铁皮衣柜，墙角堆着一只旧皮箱。桌上搁着一本翻旧了的《故事会》，封面卷了边，旁边是半包受潮的烟和一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

他坐在床沿上，脱了湿透的衬衫扔在地上，露出精瘦的上身。肋骨一根根看得分明，肩膀和后背上都是干活磨出来的茧子。他靠着床头，从铁皮柜子里摸出一条干毛巾擦头发，毛巾也是旧的了，边角起了毛，擦在头皮上沙沙的。

窗外的雨又小了些，淅淅沥沥的，打在窗户的铁皮雨棚上，叮叮咚咚像敲小鼓。他听见楼下有邻居在炒菜，油锅嗤啦啦响，辣椒的呛味儿顺着门缝飘进来，呛得他打了两个喷嚏。

他想起杨梅站在门口的样子，又想起赵建国在包间里那个冷淡的笑。他想他明天去结工资，赵建国肯定不会那么轻易就把钱给他。那个人精明，你从他手里拿钱，跟从他牙缝里剔肉差不多。可他不在乎那点钱了，他只想把事弄明白，把杨梅接回来，哪怕两个人一起租个小屋子，他去码头扛包也行。

他从枕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盒盖上印着"上海饼干厂"的字样，红底白字，漆都快磨没了。他把盖子揭开，里面是一沓钞票，零零碎碎的，有十块的五块的还有几张两块的，叠得整整齐齐。他数了数，一共四百二十块。这是他攒下来准备回去盖房子的钱，从每月八百块的工资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他在上海吃最便宜的盒饭，抽最便宜的烟，出门能走路绝不坐车，夏天连支冰棍都舍不得买。四百二十块，在这座城市里什么都算不上，连个像样的电视机都买不起，但这是他能拿出的全部了。

他把钱揣进裤兜里，又翻了翻铁盒子底，下面压着一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已经泛黄了，上面是杨梅梳着两条辫子的样子，穿一件碎花的衬衫，站在村口那棵大槐树底下，手搭在树干上，冲镜头笑着。那天的阳光很好，槐树的花开了，白花花的一串串，杨梅站在树荫里，脸上有光斑跳跃。这张照片是他离开家的前一天拍的，借了村里王老师家的海鸥牌相机，拍了一整卷胶卷，拿去镇上洗出来，他只留了这一张。

他把照片看了好一会儿，又小心地放回铁盒子里，盖上盖子，塞回枕下。然后他起身穿了件干净的白背心，外面套了件半旧的夹克衫，把门锁好，又下了楼。雨停了，夜风从弄堂口灌进来，凉飕飕的，吹得路边的一排垃圾箱哗哗响。他走到弄堂口的公用电话亭，拨了杨梅表姐家的号码，下午杨梅跟他说过。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浓重的上海口音问谁啊。

"我找杨梅。"他说，"我是陈卫国。"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见有人喊"梅子，电话"，脚步声近了，接着是杨梅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点喘："卫国？"

"你在那边等我。"他说，"我现在过去。"

"你别来了，天都黑了……"

"等着。"他挂了电话。电话亭里的灯泡昏黄的，照着他半边脸，他站在那儿平复了一下呼吸，然后推开门出去了。弄堂里黑乎乎的，只有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把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他走得很快，步子又大又急，夹克的拉链没拉，下摆在风里一甩一甩的。

坐公交车到了多伦路，他凭着下午的记忆找到了杨梅表姐住的那条弄堂。弄堂很深，两边的房子挨得很近，中间只留了一条窄窄的走道，抬头能看见一线被屋檐切割过的夜空，雾蒙蒙的，星星被城市的灯火遮得几乎看不见。他在弄堂深处找到了门牌号，是栋石库门房子，一楼的窗户亮着灯，黄色的光从窗帘缝隙里透出来。

他敲门，来开门的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系着围裙，打量了他一眼，侧身让他进来了。屋里不大，家具旧旧的，但收拾得干净，桌上摆着没吃完的晚饭，一碟炒青菜，一碗红烧肉，两只空碗。胖女人说她是杨梅的表姐，指了指里间，"梅子在里头，你们聊吧，我去隔壁张婶家坐坐。"她拿起一件外套出了门，把空间留给他们。

陈卫国站在客厅里，看着里间的门。门是虚掩着的，留了一条缝，灯光从那条缝里流出来，细长的，落在地面上。他走过去，轻轻推开了门。

杨梅坐在床边，风衣脱了，穿着一件白底蓝碎花的衬衫和一条深色的裤子，头发散着，披在肩上。她手里攥着那块格子布手帕，揉来揉去的，看见陈卫国进来，站起来又坐下了，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

屋里很静，只有墙上一个老式挂钟在走，秒针哒哒哒的，一圈又一圈。陈卫国靠着门框站着，离她几步远。他看着她，觉得这间屋子很小很窄，比他闸北的亭子间也大不了多少，但杨梅坐在那里，这里就有了点家的意思。

"梅子，"他说，"我明天去跟赵建国把活儿辞了。钱结不结随他。咱俩的事，我得给你个交代。"

杨梅低着头，手指绞着手帕的边。"你辞了活儿，往后怎么办？这上海滩活不好找，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去码头扛包也行，去建筑工地也行。我有手有脚，饿不死。"

"那你图什么？"杨梅抬起头看他，眼角的红还没退干净。"你跟着赵建国干得好好的，一个月八百块，多少人想干还干不上。你辞了活儿，在上海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你要是为了我，不值当。"

陈卫国往前走了两步，在她面前的凳子上坐下来。两个人隔着不到一臂的距离，他能看清她睫毛上还挂着的细碎的水汽，看清她衬衫领口那粒扣子缝歪了，露出里面一截白线。"怎么不值当？"他说，"你是跟我拜了堂的，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我要是连你都不顾，我在上海挣再多的钱也是个空心人。"

杨梅的眼泪又下来了，这回没忍住，簌簌地往下掉，砸在手帕上，洇开一朵朵深色的花。她把手帕攥得更紧了，指节都泛了白。"那你以前为什么不回来？你哪怕回来一趟，咱们当面说句话，也不至于弄成这样。"

陈卫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油污。他沉默了半晌，说："我以前总觉得要挣够了钱才回去，没钱回去没脸见你。现在我想明白了，钱什么时候都能挣，人要是弄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杨梅抽噎着，肩膀一耸一耸的。陈卫国伸出手，犹豫了一下，轻轻搭在她的手背上。她的手很凉，指尖冰冰的，被他厚实的手掌覆着，微微颤了一下，但没有抽回去。

"梅子，"他说，"咱俩重新来过行不行？上海的活不好找，那就回老家去。我在村里还能种地，你在镇上找个活儿干，日子紧巴点也能过。我以后再也不跑出来了，就守着你。"

杨梅泪眼朦胧地看着他，看了很久，嘴角慢慢地弯了一下。那个弧度很小，像缺了水的月亮在水底晃了晃影子，但陈卫国看见了。她点了点头，鼻音重重地"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陈卫国没走。他睡在表姐家客厅的沙发上，沙发短，他个子高，腿伸出去搭在扶手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里间杨梅也没睡，偶尔翻身，床板吱吱响。两个人隔着一道薄薄的门板，谁都没说话，但都知道对方醒着。那夜很长，窗外的弄堂里偶尔有猫叫春的声音，尖尖的，在暗夜里拉出长长的尾巴。

第二天一早，陈卫国去了赵建国的公司。公司在静安区一栋写字楼里，五楼，他坐电梯上去，走廊里铺着灰地毯，两边是玻璃隔断的办公室，里面的人进进出出的。赵建国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半开着。

陈卫国敲了门，赵建国在里面说"进来"。他推门进去，赵建国坐在大班台后面，面前摊着一叠文件，手里夹着一支钢笔。他抬头看了陈卫国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昨天晚上的事像没发生过一样。

"卫国，坐。"赵建国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陈卫国没坐，站着。"老板，我来结工资。"

赵建国把钢笔放下了，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搁在桌面上。他看着陈卫国，眉心那道竖纹又浮出来了。"卫国，我昨天回去想了一晚上。这事儿确实是我做得不地道。事先没弄清楚情况，对不住你。"

陈卫国没接话，等着他往下说。

"工资呢，我结给你，这个月还没到月底，我给你算整月的。"赵建国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面上推过来。"这里头是一千块，多出来的算是给你的补偿。"

陈卫国看着那只信封，黄牛皮纸的，鼓鼓囊囊的。他没伸手去拿。"不用多给，该多少就多少。"

"拿着吧。"赵建国说，"你跟着我干了两年，没出过差错。以后有什么难处，可以来找我。"他顿了顿，看着陈卫国的眼睛，"你老婆那边，我不会再去找了。你放宽心。"

陈卫国伸手把信封拿起来，揣进夹克内兜里。"那就谢谢老板了。"他转身往门口走。

"卫国，"赵建国在背后叫了他一声。他停住脚步，侧过头。赵建国坐在大班台后面，晨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他脸上打出一道道平行的光纹。"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回老家。"陈卫国说，"种地去。"

赵建国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陈卫国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的灰地毯把他的脚步声吸得干干净净，他走过那些玻璃隔断的办公室，里面的人忙忙碌碌的，没人抬头看他。他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电梯门叮的一声开了，他走进去，门关上，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

出了写字楼，太阳出来了。昨夜那场雨把天洗得透亮，蓝汪汪的，几朵白云浮在高处，被风推着慢慢走。街上的梧桐叶子绿得更深了些，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漏下来，在人行道上洒了一地斑斑驳驳的影子。陈卫国站在楼门口的台阶上，仰头看了看天，眯了眯眼。

他从内兜里掏出那只信封，拆开封口，里头是一沓钞票，十块的五十块的一百块的都有，他数了数，整一千。他把钱重新装进去，信封塞回兜里。加上他昨晚那四百二，一千四百二，够买两张火车票，剩下的回了老家还能撑一段日子。

他坐公交车去了多伦路，到杨梅表姐家的时候将近中午。杨梅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还是那只格子布包，鼓鼓囊囊的，旁边多了一个蛇皮袋。她看见他进来，站起来，头发重新扎起来了，梳成一根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脸上，那几点淡淡的雀斑看着暖洋洋的。

"走吧。"杨梅说。

陈卫国走过去，拎起那只蛇皮袋，不重，装的大概是些衣服和零碎东西。他空着的另一只手伸过去，牵住了杨梅的手。她的手还是凉的，细瘦的，被他攥在掌心里。她没有抽开，手指慢慢收拢了，回握住他。

两个人走出了弄堂。巷子口的早餐摊还支着，卖豆浆油条的老板娘正在收拾锅碗，看见他们牵着手出来，咧嘴笑了一下，说了句"走好啊"。杨梅冲人家点点头，嘴角弯了弯。

他们走在多伦路上，路两边的红砖楼安安静静的，窗台上的吊兰被昨夜的雨洗过了，绿茵茵地往下垂着。阳光从楼间的缝隙里穿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铺着青砖的人行道上，一高一矮，挨在一起。远处有电车驶过的声音，叮叮当当的，混着市井里嘈杂的人声，是这城市最寻常的动静。

陈卫国捏了捏杨梅的手。"到了老家，先把房子修一修。"他说，"院子里的枣树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杨梅侧头看了他一眼，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但嘴角是翘着的。"那棵枣树年年都结枣子，我妈说你走了它就结得特别多，大概是替你结的。"

陈卫国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几道褶子，在阳光底下显得很深。"那我回去可得好好谢谢它。"

他们走到路口的公交站，等车的人不多，有两个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在聊菜价，一个穿校服的学生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陈卫国和杨梅并排站着，谁都没再说话。风从弄堂里穿过来，带着春天尾声里那种微醺的暖意，吹在脸上痒痒的。公交车的喇叭声从远处传过来，越来越近了，红色的车身拐过街角，在阳光下亮闪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