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男子和同村姑娘私奔到海南30年，如今全家回乡，物是人非

我今年五十六岁，在海南有房有车，两个儿子一个在深圳做程序员，一个在广州开餐馆。村里人都说，张建军这小子是混出来了。

可今年回老家那天，我跪在亲爹坟前，磕了三个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等了我三十年，都没等到我回来。

三十年前那个雨夜，我带着同村的秀兰翻墙私奔，口袋里只有四十七块钱。

墙外等着我的秀兰，拎着一个蓝白格的包袱，里面装着她偷偷攒了半年的两身换洗衣裳，还有她娘给她纳的一双千层底。那包袱我到现在都记得，蓝底白格，洗得发白，边角都毛了。秀兰就站在墙根下头，雨把她额前的头发打得透湿，贴在脸上，可她的眼睛亮得很，比那天晚上偶尔劈下来的闪电还亮。

我翻墙的时候手被墙头的碎玻璃划了一道，血顺着手指往下滴。秀兰看见了，从包袱里抽出一条手绢给我裹上。那是她自己的手绢，白底碎花，带着一股淡淡的肥皂味儿。我到现在都留着那条手绢，压在衣柜最底下的一个铁盒子里，跟我们的结婚证放在一起。结婚证是到海口第三年才补办的，那时候大儿子刚满月。

那天晚上我们手拉着手在田埂上跑了整整一夜。路是泥路，踩一脚滑一脚，秀兰摔了两跤，膝盖磕破了，可她一声都没吭。我们不敢走大路，怕被人看见，就沿着田埂、水渠，贴着村西头的那片桑树林子，一路往南跑。天快亮的时候，我们跑到了镇上的公路边，拦了一辆去南方的拉煤车。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满脸煤灰，看我们一眼，问了一句，年轻人，是不是跟家里闹翻了？我们都不敢说话。他叹了口气，说上车吧，不要钱，把你们捎到南京。

我们钻进煤堆后面，靠在车厢板上，颠了三天三夜。煤灰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秀兰用包袱皮捂住口鼻，另一只手死死攥着我的手。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既怕家里人追上来，又怕到了南边活不下去。那种滋味，没经历过的人一辈子也体会不到。就像你把自己连根拔起，扔进一个黑洞洞的深渊，你不知道底下等着你的是硬地还是深水，你只知道，你回不去了。

到南京之后，我们又扒了一辆运蔬菜的货车，一路到了湛江。从湛江坐船到海口的时候，我们身上只剩下八块多钱。船很旧，甲板上挤满了人，有挑着担子的，有抱着孩子的，有像我们一样年轻的，脸上都是那种既兴奋又慌张的神情。秀兰靠着船舷，海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她忽然对我说，建军，我们是不是到天边了？我搂着她的肩膀说，到了，过了海，就是海南了。她说，那家里就找不到了吧？我说，找不到了。

那时候的海南，刚刚建省没多久，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比我们还年轻的人。海口的街道上飘着一股海腥味，路边的椰子树瘦得像竹竿。我们身上那点钱，交了三天房租就没了。我们租了一间铁皮房，在府城的一条小巷子里，夏天热得像蒸笼，雨天漏雨漏得要用三个盆接。那一间屋，连个窗户都没有，白天进去都得开灯。我和秀兰在昏暗的灯光下数着仅剩的几毛钱，谁都没说后悔，但谁的心里都在打鼓。

秀兰说，建军，明天我去找活干。我说，你在家待着，我去码头看看。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去了海口港。码头上人头攒动，都是来找活干的。有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叼着烟，扫了我们一眼，随手点了几个壮实的，说，你们几个，跟我走。我被点中了。那天的活是扛化肥，五十斤一袋，从船上一袋一袋扛到仓库，一毛钱一袋。我扛了八十袋，肩膀磨掉了一层皮，血把衣服都染红了。到晚上结账的时候，我拿到八块钱。

八块钱，我攥在手里，手心全是汗。我在码头边的小摊上买了两碗猪脚饭，那是我到海南吃的第一顿饱饭。秀兰看到我的肩膀，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没哭出声，就是咬着嘴唇，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掉在饭里，她就那么和着饭一起扒进了嘴里。我笑着说，别哭，等我挣了钱，天天给你买猪脚饭。她说，你先别逞能了，明天我不去缝纫摊，我跟你一块儿上码头。我说，不行，你一个女的。她说，女的怎么了，我力气不比你小。

第二天她真跟着我去了。工头看她一个瘦瘦小小的女人，摆摆手说不要。秀兰说，我能干，让我试试。她扛起一袋五十斤的化肥，腿弯了弯，可她咬着牙站住了，一步一步往仓库走。我在后边看着她，心里像被刀割一样。我把她拽回来，说，你在这儿等我。她推开我，说，建军，咱俩说好的，有什么苦一起扛。那天她扛了五十袋，肩膀也肿了。晚上回去，我们并排坐在铁皮屋门口，谁都没有说话。海口夜晚的风带着咸味，黏糊糊地吹在身上。秀兰靠着我，说，建军，日子会好起来的。

那段日子最难熬的不是累，是没钱的时候。有一次我发了两天烧，浑身烫得跟炭火一样。秀兰去药房买药，退烧药一盒三块二，她身上只有两块七。她站在药房门口，抱着膝盖坐在台阶上哭。最后她摘下了她娘留给她的那对银耳环，拿到当铺当了十八块钱。那对耳环，是她娘结婚时候戴的，后来给了她。她当掉耳环之后，在药房门口坐了很久。她后来说，当时她在想，要是日子真的好不起来了怎么办。她说她不怕穷，就怕我病死在铁皮屋里，连个送医院的钱都没有。

后来我的烧退了，继续上码头。秀兰在街口支了个缝纫摊。那是一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老式缝纫机，花了三十块钱，我们攒了一个月。秀兰的缝纫手艺是她从小练出来的，她爹是村里有名的裁缝，她八岁就会踩缝纫机。她在街口摆个摊，挂个硬纸板，上头写着“改裤脚五毛、换拉链一块”。第一个星期下来，赚了四十多块。那天晚上她高兴得睡不着觉，拉着我的手说，建军，我总算也能挣钱了，你肩膀也能少受点罪了。

我们在海南的第一个春节，是在那间铁皮屋里过的。除夕夜，我买了半只白切鸡，秀兰炒了一个青菜，煮了一锅米饭。没有电视，没有鞭炮，海口也不下雪。我们俩坐在床边，对着那两盘菜，谁都没有动筷子。秀兰忽然说，你想家吗？我说，不想。她说，你骗人。我说，我只想你。她眼眶红了，说，建军，我也只陪你。我握住她的手，说，等咱们混好了，就体体面面地回去。她点点头，说，好，等咱们混好了，就回去。

那时候我们以为，混好也许三五年就够了。谁知道，三五年变成了十几年，十几年又变成了三十年。

刚到海南那几年，我们最怕过年过节。海南人过冬至很隆重，满街都是吃羊肉的摊子。我和秀兰两个北方人，站在街头，看着人家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们都没有家，只有彼此。秀兰从来不提回家的事，我也从来不提。我们像两个约好了似的人，都把“老家”这两个字咽进肚子里，谁也不去碰。可越是这样，越是在深夜里想得发疯。

第三年，我们攒下了一千多块钱。那是我们第一次手里有了一笔“大钱”。晚上我把那一沓钱铺在床上，对秀兰说，咱们出去吃顿好的。秀兰说，吃什么？我说，吃海鲜，吃大螃蟹。我们在海口湾边上的大排档点了一只青蟹、一盘虾、两个海胆炒饭。那顿饭花了我们八十多块。秀兰一边剥虾一边掉眼泪，说，建军，咱们这算不算过日子了？我说，算，这就是过日子。

也是那一年，秀兰怀孕了。我们慌了，又喜又慌。没有结婚证，没有房，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孩子生下来怎么办？秀兰说，先领证吧。我想了想，说，好，领证。我们去民政局的路上，秀兰一直在问，要不要跟家里说一声？我沉默了很久，说，等孩子生了再说吧。秀兰说，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时候依然不敢联系家里。头几年，我每天晚上都梦见老家的那条河，梦见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梦见我爹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田埂上过来，脸上全是泥，看见我就骂，小兔崽子，你又跑哪儿野去了？醒来的时候枕头上湿一片。秀兰有时候半夜会突然坐起来，说她听见她娘在巷子口喊她回家吃饭。她说，那声音特别真，就像在耳朵边上。我搂着她，说，睡吧，等咱们站稳了，就回去看娘。

可“站稳”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大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们搬到府城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里，两间房，有窗户了。秀兰在月子里还在接活，孩子睡在摇篮里，她就坐在旁边踩缝纫机。我白天在码头，晚上去水果批发市场帮人装车，多赚一份钱。那几年，我们像两匹不知疲倦的马，天天低着头往前跑，从来不抬头看天。

有一年台风，海口的风大得能把人吹跑。秀兰的缝纫摊用铁链子锁在路边的电线杆上，风吹得招牌满天飞。我顶着风去帮她收摊，到的时候，她一个人抱着那台缝纫机，蹲在雨里，全身都湿透了。她看见我，笑着说，机器没坏，还能用。我一把抱住她，说，别管机器了，先回家。她说，不行，这是咱家吃饭的家伙。那台缝纫机有六十多斤重，我们俩扛着它，在风雨里一步一步往回走。路上秀兰滑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她爬起来继续走，一声没吭。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不再扛包了，学会了开叉车，考了证，在码头找了一份固定工作，一个月能拿三百多块。那时候三百多块是了不得的数字。秀兰的缝纫摊也越做越大，从改裤脚到做窗帘、床上用品，再到后来在府城租了一间门面，开了个小小的布艺店。她手艺好，人又勤快，生意慢慢做了起来。我们在店里装了一部电话，还买了一辆二手的摩托车。我骑着摩托车带她去进货，海风吹着她的头发，她的头靠在我背上，对我说，建军，现在日子好多了。

我们始终没有给家里写信，也没有打电话。不是不想，是不敢。我们不知道家里人的态度，不知道当年的事在家乡掀起过多大的风波。我娘不知道怎么样了，我爹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秀兰的爹是不是真的烧了她的户口本。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也不敢打听。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岛，四面都是海，停不了岸。

可是越不联系，心里头越是惦记。有一年冬天，我娘生日那天，我跑到海口湾的沙滩上，对着北边的方向磕了三个头。我记得那天风很大，沙子打在脸上生疼。我跪在沙地上，心里说，娘，儿子不孝。我一句话都没说出口，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那天回来，秀兰看见我眼睛肿了，什么都没问，给我煮了一碗姜汤，说，别着凉了。

我们就这样在海南扎下了根。二儿子出生那年，我们在府城买了第一套房子。一百一十个平方，三室一厅，有阳台，有卫生间，能做饭，能洗澡。搬进去的那天，秀兰站在阳台上看了很久。她说，建军，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我站在她旁边，说，是啊，有自己的家了。可我心里清楚，这个家，终究不是那个家。

我爹是十几年前走的。我是今年回去才知道的。大哥告诉我，爹走的时候，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最后那几天，老是念叨我的小名。他说，建军呢，建军回来了没有？大哥说，爹，他可能赶不回来了。爹就闭上眼睛，不说话了。走的那天早上，爹忽然睁开眼睛，说，我屋后头那棵枣树，枣熟了，建军最爱吃。说完就咽了气。

这些话，是大哥今年站在爹的坟前跟我说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也是红的。他说，建啊，爹不生你的气，他就是在等你回来。他等了三十年，一直到死。

我跪在坟前，额头贴着那块冰凉的石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欠我爹的，这辈子还不清了。那种痛，像一把生了锈的刀，一下一下地割你的心。秀兰在旁边烧纸，纸灰被风吹得到处飞。她也没说话，可她的肩膀在抖。

这次回老家，是去年冬天定下来的。有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抽着烟，看着海口满城的灯火，忽然对秀兰说，想回老家看看。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语气平静得像是说要去菜市场买捆葱。秀兰手上的针线活停了一下，然后说，回吧，也该回了。

我们在三亚买了些水果，在海口买了几盒胡椒、咖啡，又去商场给老人们挑了几件衣服。临走前一晚，秀兰翻来覆去睡不着。她问，建军，你说，我娘还在不在？我说，在，肯定在。她说，我怕她跟爹一样。我握住她的手，说，不会的，你娘身体硬朗。其实我心里没底。

从海口坐飞机到南通，再转大巴回盐城。一路上，我脸贴着车窗往外看。路都变了，稻田变成了一片片厂房，以前的土路都变成了柏油路，路边连一棵熟悉的树都找不到了。秀兰坐在旁边，手不停地搓着衣角，就像当年坐在翻墙那晚的泥地上。我伸过手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心里全是汗。

到了镇上，我们叫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司机问去哪儿，我张了张嘴，说出那个三十年没叫过的村名。司机愣了一下，说，那个村啊，早就拆了，现在叫锦绣家园小区。

我和秀兰对视了一眼，两个人都没说话。车开到小区门口，我下了车，站在那里看了半天。这里曾经是我家老屋的位置，门口原来有一棵枣树，夏天的时候能打半篮枣子。我爹每年枣熟的时候，都会搬个梯子，爬到树上给我摘。那棵枣树，结的枣子不大，但特别甜。我小时候总喜欢躲在树底下，等枣熟了自己掉下来，捡起来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往嘴里塞。现在那棵枣树没了，老屋没了，连门前的土路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六层楼的房子，米黄色的外墙，铝合金的窗户，跟我印象里的村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站在小区门口，足足有十分钟，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一个认识的。秀兰站在我旁边，小声说，这地方，我一点都不认得了。我点点头，说，我也不认得了。

后来有个推着婴儿车的老人走过来，看了我半天，突然说，你是建军吧？你跟你爹年轻时候一个样。

我认出来了，是李婶，我家老屋的邻居。小时候我调皮，翻了李婶家院子里的梨树枝，李婶追着我在村里跑了两圈，后来还跟我爹告状。我爹拿着扫帚满村追我，我躲到村口那棵槐树上去，直到天黑都不敢下来。后来是我娘站在树下喊，建啊，下来吃饭了。我才从树上溜下来，一溜烟跑回家。

李婶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点驼，可声音还是那么脆。她告诉我，我娘住在小区17栋602，跟我大哥一家住在一起。秀兰她娘住在隔壁栋，跟她弟弟一家过。

我站在楼下，仰头看着六楼那个阳台，阳台外面晾着一件老年人的棉袄，灰扑扑的，在风里轻轻地晃。我的眼睛一下子就酸了。秀兰拉了拉我的袖子，说，上去吧。

从一楼到六楼，我走了有十几分钟。我一手拎着水果，一手扶着楼梯扶手，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秀兰跟在后面，两个人都没有按电梯，就那么一层一层地爬。五楼的拐角处，我停下来喘气。秀兰说，怎么不坐电梯？我摆摆手，说，爬一爬，心里踏实。

门开的时候，我娘坐在客厅的竹椅上，穿着一件靛蓝色的对襟棉袄，头发全白了，脸瘦得只剩下一个轮廓。她手里端着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子，正在喝水。她抬头看见我，没有认出我，只是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问，你找谁呀？

我一下子跪在了门口。我说，娘，是我，建军，我回来了。

我娘愣了好一会儿，脸上的表情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点点从茫然变成震惊，又从震惊变成一种说不出是喜还是悲的样子。她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话，只是抬了抬手，又放了下去。后来她终于说出了三个字，她说，回来了啊。

就这三个字，我哭得像个孩子。三十年了，我没有一天不盼着听到这三个字。我跪在门口，额头贴着地面，肩膀一直在抖。秀兰也跪了下来，她叫了一声，娘。我娘抬头看她，看了好一会儿，说，是秀兰吧？秀兰哭着点头。我娘说，你这孩子，怎么也瘦了。

那天下午，我娘拉着我的手，一遍一遍地看，像是在看一件丢了很久又突然找回来的东西。她没有问我这三十年去了哪里，没有问我过得好不好，没有问我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她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她让大哥去买菜，说建军爱吃红烧肉，多买点，还要买条鱼。她吩咐了一遍又一遍，生怕大哥忘了。

我娘说话的时候，手一直攥着我的手，攥得很紧很紧。她的手干瘦，像老树枝一样，可热乎得很。我低头看她的手，手背上全是老年斑，青筋一根一根的。我想起小时候，我娘就是用这双手给我做饭、洗衣、纳鞋底。这双手曾经那么有力，现在却只剩下一把骨头。

那天晚上，我大哥、大嫂、侄子都过来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桌上摆了七八个菜，有鱼有肉，有红烧肉，有鱼汤，还有一盘炒青菜。我娘坐在我旁边，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夹了一碗又一碗。我说，娘，够了，吃不下了。她说，吃，多吃点，外头哪有家里的饭香。我吃着那碗米饭，眼泪往肚子里咽。三十年了，这是第一顿家里的饭。

我大哥话不多，一直给我倒酒。他说，建啊，你知不知道，你走的那年，爹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找，找了三天三夜。后来实在找不着了，他就坐在村口的槐树底下，一坐就是一整天。娘天天在家哭，眼睛都哭坏了。我听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一杯一杯地喝酒。那些年我欠下的，不是几杯酒能还清的。

秀兰的弟弟也过来坐了一会儿。姐弟俩对坐着，秀兰问一句，他答一句。她弟弟说，娘身体还硬朗，就是耳朵背，眼睛也不行了。秀兰说，那就好，那就好。说完两个人都沉默了。过了很久，她弟弟说，姐，回来就好。

第二天，我和秀兰去公墓给爹上坟。公墓在镇子东边，一大片整整齐齐的墓碑。我爹的坟在东区，一块一尺见方的石碑，上面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我蹲在坟前，把带来的水果一样一样摆好，又点了一把香。香火在风里忽明忽暗。我有一肚子话想说，可张嘴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爹等了我三十年，到死都没有等到我回来。现在我就跪在他面前，他看不见，也听不见了。

我在坟前坐了很久很久。秀兰陪着我坐了一会儿，后来起身去旁边给她的爷爷奶奶的坟烧了点纸。等她回来的时候，看见我跪在坟前，额头抵在石碑上，肩膀一抖一抖的。她走过去，蹲在我旁边，也不说话，只是把手搭在我的背上。过了许久，我抬起头，眼圈红红的，对秀兰说，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什么？

这个问题，秀兰回答不上来。她只知道，我们用了三十年，从一个村子跑到另一个村子，从青丝跑到白发，从春跑到秋。你说咱们亏了还是赚了？房子有了，钱也有了，两个儿子也都有出息了。可有些东西，没了就是没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秀兰去看她娘的那天，是回老家的第三天。她娘已经快九十岁了，整个人缩在床上，瘦瘦小小的，像挂历上的人。屋子里很静，能听见窗外的鸟叫声。秀兰坐在床边，轻轻地叫了一声，娘。她娘眯着眼睛看了她半天，突然说，秀兰啊，你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你三十年了。

秀兰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跪在床前，握着她娘的手说，娘，是我不孝，是我不好。她娘摆摆手说，不怪你，怪你爹，是他不让你回来的。秀兰说，不怪爹，是我自己不敢回来。她娘说，傻闺女，有什么敢不敢的，家里还能吃了你不成？

秀兰哭得说不出话来。三十年里，她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没有跟我走，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她会嫁一个本分人，在村里生儿育女，日子过得平淡但安稳。也许她不会认识海口、不会经历台风、不会在风雨里扛着缝纫机一步步走回家。可她心里清楚，如果人生重来一次，在那个下雨的夜晚，她依然会翻过那堵墙。

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她自己。她想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这个念头，在她十六岁跟着她爹在裁缝摊上踏缝纫机的时候就有了。她不想一辈子踩那台缝纫机，不想一辈子困在那个村子里，不想一辈子按着别人安排好的路去走。可她没有想过，挣脱束缚的代价会这么大，大得要用一辈子来偿还。

离开老家的前一天，我和秀兰去了一趟我们当年翻墙出走的地方。那里已经被一条宽阔的马路取代了，路边种着香樟树，夕阳照在树冠上，金灿灿的。我们站在路边，看了很久很久。

我说，当年这里是一片麦田，墙根底下还有一丛野蔷薇。秀兰说，对，我手上还被划了一道口子，现在疤还在。她伸出手，掌心果然有一道淡淡的白色印痕。

我握住她的手，说，你后悔过吗？秀兰摇摇头，说，没后悔过。她又说，你呢？我说，我也没后悔过。只是有些遗憾。秀兰问，遗憾什么？我说，遗憾没能让爹娘过上好日子，遗憾没能陪在他们身边尽孝。我说，我们得到了想要的生活，可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我们自己的亲情和念想。

秀兰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说，那下辈子，我们还走不走？我想了想，说，走。秀兰说，那不就行了，下辈子还走，还和你一起走。

我们离开老家的那天，我娘站在阳台的窗户边，隔着玻璃看着我。我回头望，看见我娘的脸贴在窗户上，瘦瘦小小的，像挂历上的人。我挥了挥手，我娘也抬了抬手，动作很慢很慢。我不敢多看，转身钻进了出租车。车开出小区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娘还站在阳台上，小小的一个影子，像一截枯木。

秀兰坐在我旁边，悄悄地擦眼泪。我看着窗外，深吸了一口气，说，走吧，回海南。秀兰点点头，说，回海南。

车子开上高速，两旁的树木飞快地往后退。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一会儿是我爹背着我走在田埂上的背影，一会儿是我娘贴在窗户上的那张脸，一会儿又是三十年前那个雨夜，我和秀兰手拉着手在田埂上奔跑的模样。

那时候我们年轻，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觉得天涯海角都等着我们去闯。现在我们都年过半百，才明白，有一种东西，比天涯海角更远，远到纵使你走遍了千山万水，也走不回去。那就是时间。

可我们终究是回去了。虽然物是人非，虽然阴阳两隔，虽然记忆里的村庄已经变成了小区，虽然那棵歪脖子槐树和那丛野蔷薇都不在了。但我们把彼此带回了故乡，也把故乡装进了心里。

回海口以后，我常常在晚饭后走到阳台上去站一会儿。海口的夜景还是那么亮，椰子树在风里轻轻地摇。秀兰有时候会端一碗汤过来，说，别站太久了，风大。我接过碗，说，等过两年，再回去看看娘。秀兰点点头，说，好，过两年，再回去。

我知道，有些路，你走了就不能回头。可也有些路，你无论走了多远，它都一直在那里等着你。故乡就是那条路。它不催你，不怨你，只是安安静静地等着。等你有一天想起来，回头看看，它还在那里，只是你再也不是当年的你了。

我常常想起我爹。想起我走的那天晚上，他在堂屋里抽旱烟，火光一明一灭。他一定听见了动静，一定知道我翻墙走了。可他没有出来追。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是气极了，还是伤透了心，还是觉得，儿子大了，留不住了。这个问题，我永远也问不出来了。

我也常常想起我娘。想起她站在阳台上看我的那个样子。她老了，瘦得厉害，可她看我的眼神，还是跟小时候一样。那种眼神，是只有娘才有的。不管你走了多远，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还回来，她就觉得，什么都好。

有时候我想，如果三十年前我们没有走，现在会是什么样。也许会跟我大哥一样，在村里种田，后来拆迁搬进了小区，靠补偿款和打零工过日子。孩子也许考不上大学，也许在外面打工。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也平平安安。我爹也许不会那么早走，我娘也许眼睛不会哭坏。可这世上没有如果。

三十年前那个雨夜，我翻过那堵墙的时候，其实并不确定前头等着我的是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我不翻出去，我这辈子就永远困在那个村子里了。我要出去看一看，哪怕摔得头破血流，我也认了。

现在回头想，我这一辈子，最正确的事，是跟秀兰在一起。最遗憾的事，是没能陪在爹娘身边。这两件事，一件让我得到了全部的幸福，一件让我欠下了还不清的债。它们不矛盾，它们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人生就是这样。你不能什么都要。你选择了一种生活，就注定要放弃另一种生活。你选择了远方，就注定要离开故乡。你选择了自由，就注定要承受漂泊。你选择了爱情，就注定要亏欠亲情。不是谁对谁错，只是人生的路，从来都是取舍。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当年的私奔。我说，不后悔。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翻那堵墙。我还是会拉起秀兰的手，跑进那个雨夜。因为那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勇敢的一件事。

但我也会在每一个想念家乡的夜晚，在心里对我爹我娘说一声，对不起。

这声对不起，迟到了三十年。不知道他们在天上，能不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