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那阵子我心里乱得很,话到嘴边总要绕几圈才敢说出来。
我叫郭秀琴,今年四十六岁,住在晋中榆次下面的一个县城,靠修鞋过日子,摊子就在老小区南门的便道边。我男人叫赵建国,比我大两岁,在县城跑建材运输,车是借钱买的,平时回来一身灰,进门先找拖鞋。我们没有孩子,早些年养过一个闺女,没留住,后来也就没再提。日子过得不宽裕,可鞋摊一开就是大半天,饭总能吃上热的。
赵建国这两年变得有些不对劲,手机从来不往桌上放,洗澡也带进卫生间,夜里有人打电话,他就拿着烟到楼道里站着。我问他谁找,他说车队的事,催货,烦得很。我说催货也不用每天换个新铃声,他把脸一沉,说你修鞋修糊涂了,谁的电话都要问。我没再追,可那句话一直压在心口。
他以前出车回来,哪怕半夜也会在路边给我买一袋热包子,后来包子没有了,车上的零钱也少了,倒是衬衣领口常有一股不属于我们家洗衣粉的香味。他说是装货时蹭上的,我拿着衣服看了半天,没吭声。那天我在鞋摊上给一个老太太换鞋底,锥子扎偏了,手指破了个小口,血珠落在白胶边上。我把手指含进嘴里,老太太问我是不是家里有事,我说没事,鞋帮紧,手滑了。
可谁知,真正让我看见那件事的,不是手机,也不是旁人的闲话。
那天下午,赵建国把车停在建材市场后门,我去给他送落在家里的驾驶证,远远看见他从一辆灰色轿车里下来,副驾驶也跟着下来一个女人。那女人穿着浅色羽绒服,手里拎着保温桶,站在他跟前说了几句,他伸手替她把围巾往里掖了掖。我隔着一排废旧门窗看着,没走过去。等他们一前一后进了市场,我才把驾驶证塞回兜里。
我回摊子时,手里的锥子一直没放下,连着给三双鞋打错了孔。晚上赵建国回来,我问他下午去哪儿了,他说在库房清点货。我问灰车里那个人是谁,他夹菜的手停了一下,说你看错了。我说我眼睛还没瞎,他把碗往桌上一放,说你要闹就闹,别拿这种没影的事来折腾我。
我没跟他吵,第二天一早翻了他的车,副驾驶座底下有一张社区医院的缴费单,姓名是林秀梅,门诊日期就是那天下午。单子背面写着一个手机号码,我照着拨过去,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很低,只问我找谁。我说我找林秀梅,他说她不在,你哪位。我说我是赵建国的老婆,他那边停了好一会儿,说下午到城南的旧车站见。
那天我在旧车站等了快一个小时,走廊里轮子拖过地面的声音一阵一阵传来,我每听见一次,都抬头看门口。来的男人比我想的年轻,四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提着个旧工具箱。他看见我,先问你就是郭秀琴。他没有问赵建国干什么,只说林秀梅跟你男人的事,我知道。
他叫孙立峰,在城南开快递站,林秀梅是他媳妇,夫妻俩过了十几年,女儿在外地上中专。孙立峰说,他早就见过赵建国来接林秀梅,有一回还在他家楼下等到半夜。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找赵建国,他说找过,赵建国说他们只是帮忙,林秀梅也说是我多心。他说到这里,低头拧工具箱的锁,像在修一个卡住的小件。
我问那你今天叫我来干什么,他把一串车钥匙放在长椅上,说我给你辆车,但有个条件。那是一辆旧的白色小轿车,车况谈不上好,后备箱还贴着快递公司的旧标。他说车是他站里淘汰下来的,过户手续能办,油钱不用他管。我问条件是什么,他说你跟我去一趟社区医院,咱们把两个人的事,当着林秀梅的面说清楚。
车钥匙在长椅上躺着,齿口朝着我这边。
我没拿钥匙,问他为什么要帮我。他说不帮你,他也会说我是个没人要的废物。他嫂子前几天在麻将馆里说,男人在外面有点事很正常,女人看不住家才丢人。他说自己听见了,没回嘴。我说你要车给我,是想让我替你去闹。他说我不想闹,我只想让她把话说完。
我回到家,赵建国正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开得很大。他看我一眼,问你去哪儿了,我说去见林秀梅她男人。他手里的碗磕在池边,豁了一个小口。我把社区医院的缴费单拍在桌上,说人家让我去当面说清楚,咱们一起去。
赵建国擦了擦手,说你跟一个送快递的混什么,他的话你也信。他说孙立峰就是个窝囊废,媳妇跟谁走他都不敢吭声,拿一辆破车出来装好人。我说那你敢不敢去,他说我凭什么去,我跟林秀梅没有你想的那回事。说完他转身进屋,把门关上了。
这件事很快传到我娘家和他哥哥那里,像菜市场里被人碰翻的一筐葱,谁都要过来捡两根说两句。我弟弟说先把证据攒够,别急着撕破脸,我弟媳妇却说姐你没车没钱,真离了拿什么过。赵建国的大哥来我摊上,劝我别把家里的丑事往外抖,说男人跑车在外面应酬多,谁还没个说不清的朋友。
我问他,要是嫂子每天半夜拿着手机出去,你也这么劝吗。他说你嫂子跟我不一样,她懂事。我笑了一下,继续给鞋钉鞋掌。旁边卖烤红薯的老刘听见了,说建国家那个嫂子,前阵子还在麻将馆替林秀梅说话,说女人别太计较。我没接这话,老刘也就不说了。
那天晚上赵建国没回来,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凌晨的时候,他发来一条短信,说车队临时有活,让我别找。我坐在客厅里等到天亮,闻见楼道里飘进来的煤烟味,窗台上的那盆长寿花缺了一个叶尖。我想起孙立峰说的车,拿出纸笔,把他给我的车牌号记下来,又把纸压进了工具箱最下面。
直到第三天,赵建国的车在县医院门口被我堵住。
我赶到住院部时,他正扶着林秀梅往里走,林秀梅脸色很白,手背上扎着针,赵建国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孙立峰从楼梯口走出来,先看了看林秀梅,又看了看赵建国,说她今天要做检查,你别在这里吵。我说我没吵,我只问她,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林秀梅没有看我,赵建国却说她身体不好,我送她来医院,有什么大不了。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手里的缴费单被我揉成了一团。孙立峰把我往旁边拉,说先让她做检查,医生还等着。我甩开他的手,说你们都替她说话,那我算什么。林秀梅忽然开口,说秀琴姐,我没想过要跟他过,我就是有时候撑不住。他说他懂我,他给我买药,给我交房租,还说等我女儿毕业就带我离开。
赵建国说你别胡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他说完这句,林秀梅把脸转到墙那边,手背上的针管晃了晃。孙立峰没有骂赵建国,只问他,保温桶是你买的,医院的单子也是你签的,你现在说一句都没有,是吧。赵建国看着他,说你把媳妇看好,别什么都往我身上推。
从医院出来以后,我跟赵建国在住院部后面的台阶上坐着,他低头抽烟,烟灰落在鞋面上。我问他是不是打算跟林秀梅过,他说没打算,我问那你每天跑什么,他说她有病,我能不管吗。我说她男人还在,你管得比人家男人都细。他把烟摁灭,说你要是愿意离就离,车和房子都别想拿。
回到家,他把我的衣服从柜子里扔出来,说这房子首付是他哥哥借的,跟我没关系。我说鞋摊是我守起来的,他说那点钱算什么。两个人扯到半夜,他最后拿起工具箱,砸在门边的鞋柜上,工具散了一地。我蹲下去捡锥子和剪子,他站在旁边说你别装可怜,咱们谁也没亏待谁。
第二天清早,他开车走了,连一句去哪儿都没留下。
我把摊子收了,去社区医院找林秀梅,护士说她已经转到县医院,具体去了哪间病房不清楚。我又去找孙立峰,他的快递站关着门,玻璃上贴着一张临时有事的纸。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给他发消息,问车钥匙还算不算数。他隔了很久才回,说条件没变,你先把自己的事办完。
我拿着那串钥匙去了县妇联,又去了法院咨询,跑了好几趟,才把该准备的材料弄齐。赵建国的大哥来找过我两次,第一次带着一袋苹果,说一家人别闹到外面,第二次空着手,说赵建国这段时间没挣到钱,你也别逼他。我问他林秀梅住院的钱是谁交的,他说你问这个干什么,随后又说女人别把账算得太细。
我把那袋苹果退了回去,第二次连门都没开。
转机出现在一个下着小雨的下午,孙立峰把一只文件袋送到了我摊上。
他没进门,只站在鞋摊边说,林秀梅已经出院了,去了她妹妹家,赵建国没跟过去。他把文件袋放在我的工具箱旁边,说里面是车辆登记和过户手续,车你拿去用,条件也不用你去医院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她把钥匙放在桌上,跟我说想回家试试。
我问他还信她吗,他说不知道。我说那你把车给我,不怕我也拿着车跑了。他说你跑去哪儿,车里连空调都坏着。他说完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郭姐,你要是真跟赵建国过不下去,别把摊子收了,鞋底磨坏了还得有人补。
我打开文件袋,里面除了手续,还有一张快递单,收件人那一栏写着林秀梅女儿的名字,地址是外省一个学校。我把快递单抽出来看了看,没问孙立峰为什么留着它。后来那张单子不见了,我翻了几遍工具箱,也没找着。
法院那边开庭前,赵建国来找我,他瘦了不少,胡子也没刮干净。他说林秀梅不肯跟他联系,孙立峰也把他拉黑了,说自己这阵子像被两头门夹着,哪边都没落好。我问他现在来干什么,他说想把车留下,车是他以前帮孙立峰修过的。我说车已经过户了,他说你一个女人开不明白。
我把车钥匙放在桌上,说你把那天医院的事说清楚,我就跟你谈别的。他坐了很久,说林秀梅那阵子查出心脏有毛病,赵建国怕她没人管,才天天去看她。我问怕她没人管,跟她说那些话干什么。他低着头说她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就哄了几句。
我问那句等她女儿毕业就带她走,也是哄的。他说没想那么远。我说你没想那么远,她却记了下来。他抬起头,说秀琴,咱们也过了这么多年,你就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说机会不是我摊上修出来的,你自己拿胶水粘不回去。
他走的时候,把一只旧烟盒落在桌角,我追出去喊他,他摆摆手说不要了。那天我一个人在屋里坐到很晚,窗外的车灯从墙上划过去,一道一道,没有停在我家门口。
开春那阵,孙立峰忽然住进了县医院。
我去看他时,他躺在走廊尽头的病床上,左腿打着石膏,旁边放着那个旧工具箱。护士说他送货时从台阶上摔下来,快递站已经关了好些天。他见我进来,先问车开得怎么样。我说能开,就是空调坏着,他说那就别开空调,省油。
我把买来的饭放在床头柜上,问林秀梅有没有来看过你。他说来过一次,带了换洗衣服,又走了。我问她去哪儿,他说她妹妹家,我没再问。孙立峰从工具箱里摸出一把小螺丝刀,拧着床边松动的护栏,说赵建国前几天来过,站在门口没进来。
我说他来干什么,他说不知道,问了句你腿好些没有,我说还行,他就走了。孙立峰说到这里,把螺丝刀放回工具箱,又问我法院那边定了吗。我说定了,房子卖掉,车归我,摊子也继续摆。他说那挺好,随后又说车过户的钱我还没给他。
我说你给我的车,我还什么钱。他说过户费总得算,别让人说我占你便宜。我从包里数出一叠零钱放在床头,他看了一眼,说多了。我说你腿都这样了,少找我麻烦。他把钱收起来,塞进工具箱的夹层里。
出院那天,他没有让任何人来接,拄着拐杖自己走到医院门口。我把车开过去,给他拉开车门,他坐进去后先摸了摸座椅,又说这车刹车有点软,慢点开。我说你一个伤员还管我的车。他说修鞋的都知道,鞋底软了,走路就得留神。
车开到快递站门口时,他让我停一下。他下车把卷帘门上的锁换了,旧锁拆下来丢在墙角,半天没有人来拿。他说以后可能还开,也可能不开。我站在车里等他,没问他准备去哪儿,也没问林秀梅什么时候回来。
后来我把鞋摊重新支起来,赵建国偶尔从县城东边经过,会在路边停一会儿,问我吃饭没有。我说吃过了,他就说那我走了。有一次他问能不能回家住几天,我正在给一双棉鞋换鞋底,头也没抬,说床还在,钥匙没有。
他站了一会儿,说那我先住车里。我说车里冷。他说我知道。那天他没走,坐在摊边帮我把一箱鞋钉搬到墙根,搬完就走了。
又过了几个月,孙立峰的快递站门口换了新牌子,还是没开门,那个旧工具箱也没再见过。
如今我每天上午把白色小轿车停在南门的梧桐树下,搬出折叠凳和鞋楦,赵建国有时坐在旁边削一截旧皮条,路过的人问他是不是也学会修鞋了,他就说我手笨,帮不上忙,只能看着。下午收摊前,我把当天的钱放进帆布包,再把车里的空调开关按两下,等它自己发出一阵嘶哑的风。
前几天赵建国问我,咱们要不要把车开回去住。我低头把鞋带穿过最后一个孔,说真要搬进去住,屋里未必有炕。他嗯了一声,拿起我脚边的扫帚,把地上的碎皮屑扫到墙角。
树下的白车落满了细碎的梧桐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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