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州做女保姆，与男主人同吃同住，工资过万却有苦说不出

我在广州做女保姆，与男主人同吃同住，工资过万却有苦说不出

那年我四十二岁，从四川达州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广州，出站的时候被热浪拍了一脸，闷得差点喘不上气。接我的是中介小周，三十来岁，穿个白衬衫，大太阳底下汗珠子把后背洇出深深浅浅的印子。他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刘姐，这户人家条件好，一个月开一万二，包吃包住，你自己好好把握。

一万二。我在达州的小饭馆洗碗，一个月才两千八。家里儿子读高三，明年就要上大学，他爸在建筑工地上摔断过腰，干不了重活，全家就指着我。我没犹豫，当天下午就跟着小周去了雇主家。

天河区一个挺老的小区，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去才发现里头安静得很，树都长到五六层楼高，阴凉凉的。房子在九楼，电梯上去，门一开，满屋子的红木家具，沙发旁边摆着一架钢琴，茶几上放着一套紫砂壶，墙上挂着字画。我心里头咯噔一下，这要是打碎个茶杯，我这一个月工资都不够赔的。

男主人姓陈，五十出头，头发白了大半，个子不高，瘦瘦的，穿着一件灰色的棉麻短袖，裤子也是松垮垮的。他说话声音很轻，像怕吵着谁似的，简单交代了一下家里的情况：太太在广州另外有个公司，常年住在那边，偶尔回来；女儿在英国读书；他一个人住，饮食要清淡，不能放味精，少油少盐，每天下午三点要喝一盅炖汤。

我点头记着，心想这活不难。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我在老家伺候一家老小十几年，闭着眼睛都能干。陈先生带我看了房间，朝北的一间小卧室，比我在老家的厨房还小，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但干干净净，窗台上还放着一盆绿萝。他说，你安心住，缺什么跟我说。

头一个月过得顺顺当当。我每天六点起来熬粥，小米红枣或者南瓜百合，配上两个素包子，陈先生七点准时坐到餐桌前，吃得慢条斯理。他白天基本在书房里，偶尔出来倒杯茶，有时候下午会出门，说去游泳。晚饭后他看会儿新闻就回房了。我收拾完厨房，把地拖一遍，洗完澡躺在那张小床上，觉得广州的月亮跟老家也没什么两样。

可是慢慢就觉出不对劲来了。

陈先生吃得实在太少了。早上一碗粥半个包子，中午一小碗米饭两筷子青菜，晚饭有时候就喝半碗汤。我按他说的做饭，清汤寡水的，自己都下不去筷子。可他好像真不饿，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半天才送进嘴里一口。有天我收拾他房间，看见床头柜抽屉半开着，里面满满当当全是药瓶子。我不识字，但看那花花绿绿的包装盒，起码有七八种。

我干活有个习惯，爱跟东家聊两句。在老家帮邻居带孩子的时候，我一边择菜一边跟那家老太太唠嗑，啥都聊，日子过得也快。可在陈先生这儿，我说话他就应一声，我不说他也不开口。有时候我故意找话，说今天菜市场那个冬瓜新鲜得很啊，他只嗯一声；说楼下那只花猫又生了三只小猫，他头都不抬，翻一页书，说哦。那感觉就像把一颗石子丢进一口深井里，连个响都听不见。

真正让我心里发毛的是第二个月的一天。那天上午我拖地，拖到书房门口，门没关严，我听见里头有动静。探头一看，陈先生坐在椅子上，双手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我以为他身体不舒服，赶紧敲门进去，问陈先生你怎么了？他猛地抬头，眼睛红通通的，看见我站在门口，脸色一下子变了，很难看很难看。他用手抹了一把脸，声音硬邦邦地说，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我吓得赶紧退出来，心扑通扑通跳。回到厨房切菜，手都在抖。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家里摆着钢琴字画，住着这么好的房子，怎么就哭成那样？

那之后陈先生对我更冷淡了。原来还偶尔点个头，现在基本上把我当透明人。我做了饭他吃，我打扫他让开，多余的话一句没有。有时候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那一万二的工资，想着儿子下学期的学费，想着陈先生那些药瓶子和他红通通的眼睛，心里头乱七八糟的。

我寻思是不是我哪做得不好，就把活干得更仔细。他那些红木家具，我一块一块地用软布擦，连雕花的缝里都用棉签掏干净。书房的字画我怕落灰，用保鲜膜轻轻盖了一层。他每天喝的炖汤，我换着花样做，虫草花炖鸡、花旗参炖瘦肉、海底椰炖雪梨。可他喝汤的时候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跟喝白开水似的。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那些药。有天下午他出门了，我进他房间换床单，床头柜上又多了两盒新药。我拿起来看了看，盒子上有个图，画着一个人捧着自己的心口。我心想这肯定是心脏的药。再看看抽屉里那一堆，有几个盒子上画着个弯弯扭扭的符号，像条蛇缠着根棍子，我也不懂啥意思。但我知道这病肯定不轻。一个得了重病的人，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儿女不在跟前，老婆也不回来，换谁能不难受？

可他想过我的感受没有？我跟他同吃同住，他就这么成天拉着脸，我在这个屋里大气都不敢出。有天晚上我跟我男人视频，他问我干得咋样，我说挺好的。他说那就好，儿子下学期的学费有指望了。我说嗯，你放心。挂了电话我蹲在厕所里捂着嘴哭了一场。钱是不少，可这钱挣得人心里堵得慌。

第三个月的时候出事了。

那天早上陈先生没有按时起来。我等到七点半，粥都凉了，他房门还关着。我敲门，里头没动静。我又敲，还是没声。我心里咯噔一下，使劲拧开门把手，看见他躺在床上，脸色煞白，嘴唇发紫，手捂着胸口，整个人缩成一团。我扑过去喊他，他眼睛半睁着，嘴动了动，听不清说啥。

我掏出手机就想打120，可手指头哆嗦得摁不准数字。这时候看见他床头柜上那些药，我想起来他每天吃的那个小蓝瓶。我一把抓过来，倒出两粒，把他头扶起来，撬开嘴塞进去，又倒了半杯水给他灌下去。做完这些我才拨了急救电话，声音抖得自己都听不清。

在医院等抢救的时候，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腿是软的。脑子里翻来覆去想，要是刚才我没发现怎么办？要是那药不是吃的怎么办？要是他死在家里头我怎么办？一万二的工资还没捂热乎呢，人没了，我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

后来医生出来了，说暂时稳住了，是心绞痛发作，还好给药及时，不然就危险了。他问我你是家属吗？我说我是他家的保姆。医生说那你联系一下他家里人吧。我翻开陈先生的手机，里头存得最多的号码备注是“老婆”，我拨过去，响了很久，一个女人的声音接起来，喂？我说陈太太，陈先生住院了。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了，让他好好养着，我这边走不开，你帮我照看一下。然后就挂了。

我攥着手机站在医院走廊里，里头哗哗响着消毒水的味道，窗户外头是广州灰蒙蒙的天。走不开。男人差点死了，她说她走不开。我一下子全明白了。难怪陈先生一个人住，难怪他成天拉着脸，难怪他会在书房里抱着头哭。

陈先生在医院住了五天，我每天坐地铁来回跑，给他送饭，看着他输液，扶着他上厕所。他躺在床上比在家里还瘦，颧骨都突出来了。有天下午他精神好了一点，半靠在床头，忽然开口说，刘姐，那天谢谢你。

我正给他削苹果，听了这话手顿了一下。我说不用谢，你没事就好。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特别难处？我说没有。他苦笑了一下，说我有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年纪越大毛病越多。我老婆受不了，她嫌我整天病恹恹的，两年前就搬出去住了。女儿在英国念书，一年回来一趟，待不了几天就走。我有时候觉得，这屋里就我一个人活着，跟死了也没啥区别。

他说话的声音很平，像在讲别人的事。我低着头削苹果，皮一圈一圈地往下掉。我说陈先生，你比我强多了。你有房子有存款，想吃啥吃啥，想看啥看啥。我在老家的时候，我男人摔了腰躺床上半年，我白天去工地做饭晚上回来给他擦身子，儿子要交学费交资料费，我连五块钱的感冒药都舍不得买，扛着扛着就过去了。你起码还有命在，有心在，比啥都强。

他听完没说话，扭头看着窗外。过了好久，他说刘姐，你回去以后把我那些药都按顿数分好，放个小盒子里。我说行。他说还有，晚上你要是没事，陪我看看电视吧。我一个人看，老是看着看着就走神。

从医院回来以后，陈先生变了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他会问我，今天菜市场人多不多？我说多得很，那卖鱼的吆喝声隔两条街都听得见。他就笑一下，说我好多年没去菜市场了。我说那改天我推你去看看，楼下那个菜市场热闹得很，还有卖糖炒栗子的。他说好。

他开始主动跟我说话，有时候坐在客厅里，跟我说他以前的事。说他年轻时在国企做技术员，后来下海做生意，赚了些钱，可把身体熬坏了。说他女儿小时候弹钢琴，他每天接送，坐在琴房外面听，觉得那是这辈子最好听的声音。现在女儿在英国弹琴给他听，只能通过手机视频。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了点光亮，不像以前那样死沉沉的。

我也跟他说老家的事。说达州的山，说我家门口那棵桂花树，说他男人腰好了以后现在在村口开个小卖部，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但好歹能站着走路了。说儿子学习好，老师说能考上省城的大学。他听得很认真，有时候还问两句，那你儿子喜欢啥专业？我说喜欢计算机。他说那好，学计算机有前途。

日子一天天过下去，我发现陈先生其实是个挺温和的人。他只是被病和孤独折磨得太久了，把自己包在一层壳里。现在壳裂了条缝，阳光就能照进去一点。我每天把药分好，按时端水递给他。他按时吃饭，饭量比以前多了，脸色也慢慢好起来。有时候晚饭后我们坐在客厅看电视，他看新闻我看不懂，就看下面那些跑来跑去的字。他偶尔给我解释两句，说这个是哪个国家的领导，那个又是哪儿的啥事。我半懂不懂地听着，觉得屋里头有了人气。

可问题还是来了。

有天傍晚我正在厨房炖汤，楼下的张阿姨来串门。这老太太是小区里的万事通，谁家啥事她都知道。她靠在厨房门口跟我唠嗑，一边看我切菜一边说，刘姐啊，你在这家干得还好吧？我说挺好的。她压低声音说，你没听说？老陈他老婆在外面有人了，两年前就搬出去跟那人住了，就等着老陈死了好分财产呢。我手里的菜刀一顿，差点切到手。张阿姨又说，我说你可别掺和他们家的事，干好你的活拿好你的钱就行了。我嗯嗯地应着，心里翻江倒海。

那天晚上陈先生喝完汤，坐在沙发上看书。我端了杯热水给他，犹豫了半天，还是没忍住。我说陈先生，太太她……她是不是不回来了？陈先生把书合上，看了我一眼，说他跟我说了，等他身体好一点就办手续。我说那你咋打算？他说能咋打算，该离就离吧，绑在一起两个人都难受。我以前老想不通，觉得自己对她不差，家里啥都不让她操心，她为啥要走。后来我想明白了，她要的是个能陪她出门逛街旅游的老公，不是我这种走两步就喘的病人。她没错，我也没错，就是路走岔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很平静，不像以前那样红眼睛了。我心里头酸酸的，又觉得替他松了口气。我说离就离吧，你一个人也能过得好，按时吃药按时吃饭，把身体养起来。他笑了笑，说刘姐，你倒会劝人。

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不乱嚼舌根的嘴。没过几天，小区里就传开了，说老陈家那个保姆厉害得很，把男主人伺候得服服帖帖的，怕不是要上位。这些话是菜市场卖豆腐的大姐告诉我的，她说刘姐你可留点神，那帮老太太嘴毒着呢。我气得手都抖，我说我清清白白一个人，从四川跑到广州来是为了挣钱供儿子上学，我招谁惹谁了？

那几天我走路都低着头，生怕碰见谁在我背后指指点点。陈先生大概也听说了，有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忽然说，刘姐，要不你以后出门从后门走，少跟楼下那些人打交道。我一听这话，心里头堵得慌。我说陈先生，我行得正站得直，我凭啥要走后门？他张了张嘴，没再说啥。

可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我想起老家那些亲戚，要是知道我在广州给一个独居男人当保姆，同吃同住的，还不知道传成啥样。我想起我男人，他虽然老实巴交的，可听见这些闲话心里能好受？我想起我儿子，明年就考大学了，万一同学知道他妈在外面干这种活，咋看他？

越想越委屈，我爬起来坐在床边，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窗台上那盆绿萝在月光底下黑乎乎的，叶子蔫蔫地耷拉着。我忽然觉得特别累。一万二，一万二就把自己搁这儿受这些窝囊气？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陈先生说，我想辞工。他正在喝粥，勺子顿在碗里，半天没动。他说为啥？我说不为啥，就是家里有点事，得回去。他说你要说实话。我低着头，说楼下那些人传得难听，我受不了。再说你太太那边要是知道了，也不好看。

他把勺子放下，说我太太已经跟我办了手续了，上礼拜签的字。至于楼下那些人，你不用管，我去说。你不能走，刘姐，你走了我这药谁给我分？我这饭谁给我做？我这屋里又只剩我一个人了。

他最后那句话说得特别轻，可我听着心里头像被针扎了一下。我想起他那些空荡荡的房间，想起他早上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头喝粥的背影，想起他书房里那些书和字画，都是没有声音的东西。一个人守着这么多没声音的东西过日子，那滋味我懂。

我说那行吧，我再干一段时间，等你身体再好一点，能找到合适的人接手我再走。他眼睛亮了亮，说好。

可我又在想，我啥时候才是个头呢？我儿子上大学要四年，毕业了还要娶媳妇买房子，我男人那个小卖部只赔不赚，我在广州干保姆的钱是全家唯一的活路。我不能走，可我留下来，心里这口气又咽不下去。

那天下午我坐在厨房择菜，择着择着就哭了。芹菜叶子在我手里揉得稀烂，绿汁子淌了一手。陈先生从书房出来倒水，看见我哭，站在那儿愣了好一会儿。他走过来，慢慢蹲下，蹲在我面前，说刘姐，我知道你为难。你一个女同志，出来干活不容易，还要听那些闲话。可你要这么想，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你儿子考上大学，你男人腰好了，这些才是你的日子。楼底下那些人说啥，三年以后谁还记得？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特别认真，跟以前那个冷冰冰的陈先生简直判若两人。我擦了把眼泪，说我知道，可我就是心里憋屈。他说那这样，你以后晚上吃完饭，我教你认字吧。你上次说你不认识药盒子上的字，学一学，以后自己也方便。我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学会？他说怎么不能，我教你。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吃完饭，陈先生就在餐桌上铺开几张纸，拿一支笔，一笔一划地教我写字。他先教我的名字，刘桂芳，三个字我练了一个礼拜才写像样。然后教那些药名，降压的降字的耳刀旁我老写不好，他就握着我的手带我一笔一画地写。他手指凉凉的，瘦得骨节都突出来，可写字的时候稳稳当当的。再后来他教我写广州，写达州，写我儿子的名字。我儿子的名字叫李志鹏，笔划多得很，我写到第三十遍的时候终于不用看样本了。

他教得耐心，我也学得认真。活干完了我就坐在餐桌边练字，一笔一画，像小学生一样。窗户外面是广州的万家灯火，屋里头就一盏台灯亮着，两个人的影子映在墙上，一个胖一个瘦，挨得挺近。楼下那些闲话我慢慢听不见了，也许是他们不说了，也许是我自己不在意了。

日子过得快，一眨眼我在这家干了大半年。陈先生身体比原来好了很多，脸色红润了些，每天下午去游泳，回来的时候头发湿漉漉的。他那些药减了好几种，医生说他各项指标都稳住了。他高兴，说要给我涨工资，我说不用，你好好养着就行。

有天傍晚他坐在阳台上看晚霞，忽然说刘姐，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我说图个心安吧。他想了想，说嗯，图个心安。我年轻的时候图钱，钱有了又图面子，面子有了又图别人看得起我，啥都图完了发现身体没了，老婆跑了，就剩一屋子东西陪着我。现在倒好，啥也不图了，每天跟你学学字，去游个泳，看看菜市场那些人讨价还价，反倒觉得心里头踏实了。

我没接话，把洗好的葡萄放在他手边。紫溜溜的葡萄在夕阳底下亮晶晶的。他摘了一颗放进嘴里，说甜。

又过了两个月，我儿子高考完了，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把消息告诉陈先生，他比我还高兴，当天就给我包了个红包，说给孩子的贺礼。我推了半天推不掉，只好收下。拆开一看，两千块钱。我拿着那红彤彤的钞票，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说陈先生，等我儿子安顿好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去。他说为啥？我说我男人一个人看店，腰又不好，我得回去照应着。再说儿子上大学走了，家里就剩他一个，冷锅冷灶的，我心里过意不去。陈先生沉默了很久，说刘姐，你是个好人。你回去好好过日子，要是以后有难处，给我打电话。

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广州的热浪还是一样闷人。陈先生帮我拖着行李箱送到电梯口，说刘姐，你路上小心。我说哎，你药别忘了按时吃，饭别凑合，一个人也要好好做。他笑了笑，说记住了。

电梯门关上之前，他忽然说，刘姐，这一年谢谢你。我站在电梯里朝他摆摆手，说谢啥，你给我开工资呢。门合上了，我靠在电梯壁上，看着头顶的数字一个一个跳下去。脑子里想起刚来的时候，他那张冷冰冰的脸，那些红通通的眼睛，那个空荡荡的家。

到了楼下，我拖着箱子往外走，路过小区门口那棵大榕树，张阿姨几个老太太坐在树下扇扇子。看见我，张阿姨喊了一嗓子，刘姐走啦？我说嗯，回家啦。她说有空回来看看老陈啊，他现在可开朗多了，前天还跟我们几个老头老太太一起打太极呢。我笑笑，说那敢情好。

坐上回达州的火车，我把包放在行李架上，靠着窗坐下来。车窗外面是广州的楼和树，一排一排往后倒。我从包里掏出陈先生送我的那本新华字典，翻开第一页，上面他写着一行字：刘桂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写得工工整整的，跟印刷的一样。

我合上字典，闭上眼睛。火车轰隆轰隆地往前开，我忽然觉得这一年像做了一场梦。梦里有苦有累有委屈，可也有那么一点点甜。那一万二我挣得不容易，可这世上哪有什么钱是好挣的？我好歹挣回了一本新华字典，挣回了一笔能认药盒子上字的底气，挣回了一个人不管在哪儿都能把日子过下去的胆量。

火车出了广州站，窗外的房子越来越矮，天越来越蓝。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想给我男人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上火车了。可翻了半天号码没翻到，忽然想起他的号我早记在脑子里了，根本不用翻。

我拨过去，响了一声他就接了。我说我上车了，明天早上到。他在那头说，哎，我给你熬了粥，小米的，放了枣。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田野一片一片地铺过去，绿油油的。我忽然觉得心里头特别踏实，比在广州那一万二的房子里还踏实。原来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图个心安。心不安，住再大的房子也是空的。心安了，就是住个土坯房，也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

火车晃晃悠悠地开着，我靠着窗，慢慢睡着了。梦里头我看见陈先生在阳台上吃葡萄，紫溜溜的葡萄在夕阳底下亮晶晶的。他吃了一个，说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