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因为家穷被退婚，路过河边，一个算命先生拦住我，看了我

河边那人

幕引

一九八六年，农历丙寅，霜降刚过。河岸两旁的杨树叶子掉得差不多了，剩几片金黄的挂在枝上，风一过，像几只被谁忘了收的风筝。我挑着一副空水桶往家走，桶底还凝着半寸深的井水，走一步，晃一步，泼出来洒在青布鞋面上，凉浸浸的。

那条河叫湄水河，从南山里淌出来，绕村西而过，水不深，清得能看见河底的卵石。河边有条窄路，是村里人下地、挑水、走亲戚必经的。那天傍晚，太阳已经斜得厉害，把河面照成一片碎金。我走到那棵歪脖子柳树下时，一个灰袍人忽然从树后闪出来，挡在路中间。

他五十来岁，瘦高，颧骨突起，下巴上蓄着一撮花白短须，手里拄一根竹竿，竿头挂一块泛黄的白布，布上画着八卦和几行认不清的小字。他上下打量我。我挑着空桶，愣在原地，以为遇上了个半仙。

“别走。”他说。声音像从远处的河床里传来的，带着沙。

我皱了皱眉：“我不算命。”

他摇摇头，也不说话，就那么站在那儿，直直地盯着我。我被看得发毛，想绕过去。他伸手一拦，竹竿横在我面前。他盯着我，足足三分钟。那三分钟，我觉得比我这二十二年还要长。风把河面上的水汽吹上来，凉飕飕的，像谁用湿布在脸上擦。

“小伙子，别急。”他忽然开口，声音低了半截，“你的姻缘，不在彩礼上。”

我那时刚被人退了婚。为了凑不出三百块彩礼，也为了我家那三间土坯房。我攥着水桶绳，心里像被人泼了盆冷水。我瞪着他：“你听谁说的？”

他没回答我，只慢慢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塞进我手心。那是一个极旧的红色锦囊，只有半个巴掌大，上面的绣线已经磨得看不出颜色。他收回手，竹竿在地上“笃”地点了一下：“收好。等你遇上一个左眉心里有颗黑痣的姑娘，就把这个给她。”他说完，转身沿着河岸走了。走得不快，可没一会儿，他的灰袍子就淡进了暮色里。

我低头看手心里的锦囊，凉得像块石头。河风一吹，我打了个寒战，像从一场梦里醒过来。

空桶还在脚边，水已经快洒光了。那晚我没回村，在河边坐到天黑透。天上一颗星都没有。我知道，这枚锦囊，还有那句“别急”，像一粒火种，落进了我冷透了的命里。

第一章 退婚

退婚的事，是在我二十二岁这年的秋末。霜降前几天，天还不太冷，可早晚已经凉了。村里人大都起得早，烟囱里冒出的青烟像一根根懒懒的灰绳子，在雾里晃。我娘蹲在灶前熬玉米糊糊，柴火烧得“噼啪”响。我爹咳嗽，咳得厉害，一声追一声，像要把肺都咳出来。我起床，往灶里添了把柴，又给爹倒了碗热水。爹靠在炕头，喘着，说：“今儿个，你老丈人家要来。”我“嗯”了一声，心却往下沉。

来的是我未婚妻的爹，还有她两个哥哥。一行三人，骑着两辆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个布包袱。我娘手忙脚乱地擦桌子、倒茶。我爹强撑着坐起来，脸上堆着笑。那几个人进了门，也不坐，就站在堂屋里，眼睛往四下里扫。未婚妻的爹先开口：“老哥，今儿来，是商量点事。”我爹咳了一声，说：“你说。”那人从怀里掏出个红纸包，放在桌上：“这是我闺女的生辰八字。这门亲事，我家高攀不起，退了吧。”我娘手里的抹布“啪”地掉在地上。我站在门口，脚像生了根。我爹的脸色一点一点青下去。他张了张嘴，最后只挤出一句：“咋了？是……是嫌我们穷？”那人说：“也不全是。孩子还小，想再等等。”他这话说得轻飘飘的，可那两个哥哥在旁边抱着胳膊，眼神像在看一头待宰的牲口。

我那时年轻，血一热就往上冲。我上前一步，说：“叔，您说吧，到底为啥。我知道我家穷，可我有一身力气，不会让她吃苦。”那哥哥里的大哥冷笑一声：“你有力气？力气值几个钱？你那三间破房，漏雨像筛子。我妹子嫁过来，喝西北风？”未婚妻的爹摆摆手，说：“算了，别说了。东西放下，我们走。”说着就要出门。我一把拦住他：“礼钱呢？当初说好的，一百二十块，退多少？”未婚妻的爹一拍桌子：“你还敢提钱？你爹看病借了我三十，我还没算利息呢！”我气得浑身发抖。我娘在后面拉我：“顺子，别说了！”她声音带着哭腔。我一回头，看见我爹已经倒在炕上，脸白得像纸。我手一松，那几个人趁机推搡着出了门。门外已经围了几个看热闹的邻居，一个个探着脑袋，像一群被风吹动的草。

那天下午，我把我爹背到镇上的卫生院。大夫说，肺上的老毛病又犯了，得住院。住院押金要五十块。我摸了摸兜，只有七块。我娘把家里能当的东西都归到一块，凑了不到二十。最后还是我娘豁出脸，到隔壁二婶家借了三十块。我爹躺在病床上，眼睛半闭，嘴里反复说：“顺子，爹误你了。爹这身子……拖累了你。”我握着他的手，说：“爹，别说了。有我在。”可我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啃着。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透了。我沿着村里的土路往回走。路两边的人家都亮着灯，有缝纫机的声音、小孩哭闹的声音、收音机里刘兰芳说评书的声音。我走得很慢，像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窄巷里。风从田里吹过来，带着新翻泥土的腥味。我忽然想，人这一辈子，怎么能这么难呢？我不过才二十二岁，就像被人扔进了一口深井，抬头只能看见一小片天。可我不会认输。我要挣钱，要挣很多很多钱，把命里那些看不起我的人，一个个都踩下去。

走到村西的湄水河边时，我停住了。河水在夜里黑沉沉的，只有月光照在上面，给水面镶了一道细细的白边。我蹲在河边，用手捧了把水，洗了洗脸。水很凉，像把刀子从脸上划过去。就在我准备起身时，身后忽然响起一个声音：“别走。”我猛回头。一个人站在那棵歪脖子柳树下，灰扑扑的，像从地里长出来的影子。就是后来给我锦囊的那个算命先生。我当时只当他是附近村子游方算命的，也没好气：“我不算命。”他却像没听见，直直看着我。那三分钟，像把我的心从腔子里提出来，翻来覆去地看。最后他说：“你的姻缘，不在彩礼上。”我让他说清楚。他却只留下那个锦囊，转身走了。我追了两步，他人就没影了。河风很大，吹得我的头发都立起来。

那晚回到家里，我坐在煤油灯下，把那个锦囊看了又看。锦囊很旧，口上系着一根红绳，里面似乎有纸。我想拆开，又忍住了。他让我等一个左眉心里有颗黑痣的姑娘。我觉得荒唐。我连村里最普通的姑娘都娶不起，还什么左眉心黑痣？我自嘲地笑了一下，把锦囊塞进枕头底下。

我娘从里屋出来，眼睛红红的。她坐在我对面，叹了口气：“顺子，都是爹娘不中用。你那门亲，小时候订的，人家现在要退，也没法子。”我摇头：“娘，退了就退了。我不稀罕。”我娘看着我，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她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对银耳环，已经发黑了。她说：“这是你姥姥留给我的。娘留给你。等以后娶媳妇，给媳妇。”我忙推回去：“娘，这是你的。”她硬塞进我手里：“拿着。娘用不上了。”我握着那对耳环，眼眶发热。

那几天，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出去。我不能在村里待了。地里那几亩薄田，种出来的粮食还不够交提留。爹看病要钱，家里债要还。我得出去。听说南边深圳、广州那边，很多人去打工，能挣大钱。我买了张县城的班车票，又借了点路费，准备南下。临行前，我去了河边。想看看还能不能碰到那个算命先生。河还是那条河，柳树还是那棵树，可人没了。我在河边站了很久。天上开始下小雨，细得像牛毛。我转身往回走。雨落进河里，打出密密的小圆，一圈套一圈。

我走的那天，天刚亮。我娘给我煮了五个鸡蛋，又烙了三张饼。我爹靠在床头，强撑着说：“顺子，出门在外，要小心。别跟人逞强。”我“嗯”了一声。我娘送我出村。她的小脚走路不大利索，却一直送到村口。我回头看她。她站在晨雾里，像一棵被霜打过的老树。我朝她挥手，喊：“娘，回去吧。”她不动。我走远了，再回头，她还在那儿。我的眼睛一下就湿了。我转过身，大步往前走。风从身后吹来，把我的衣摆吹得猎猎响。我对自己说：混不出个样来，我死也不回。

去广州的火车，我买的是硬座。车厢里挤得人贴着人。我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西装，领口上别着个伟人像章。他见我是第一次出门，就跟我聊天。他姓黄，是做布匹生意的，去广州进货。他说：“年轻人，出来闯，就得有眼色。现在做生意最划算。你只要有胆，有本钱，就能成。”我苦笑：“我哪来的本钱。”他说：“本钱小，也能干。摆个地摊，卖点小商品。”我记着他的话。

到了广州，我傻眼了。车站大得没边，人潮像潮水一样，把我冲得东倒西歪。我扛着蛇皮袋，在街上走了大半天，找了一间最便宜的旅馆。那旅馆在一条窄巷里，楼梯黑乎乎的，房间只有一张床，床单上还有烟头烫的洞。一晚上三块。我数了数身上的钱，除去路费，还剩一百零三块。我得省着花。第二天，我就开始找活。我去建筑工地。工头嫌我瘦。去码头扛包。扛了一天，肩头磨得血肉模糊。可晚上回去，数着挣来的三块七，我还是咬着牙笑了。至少，我还能挣钱。

日子像被拉长了的橡皮筋。我白天在码头扛包，晚上去街边卖点袜子、鞋垫。那些小商品，是从一个浙江人那里批来的。我不贪多，一晚上能赚个几块钱。广州的夜里，街灯很亮，照得那些小商品闪闪发光。我蹲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他们形形色色，有和我一样扛包卖东西的，有穿着西装的老板，有妖艳的女人。我常想，我未来的媳妇，会是什么样？会不会就是那个左眉心里有颗黑痣的姑娘？我觉得自己很傻。可那个算命先生的话，像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我脑海里。我再累，再苦，都能忍。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不停地走，总会遇见她。

我住的那片地方，有个夜市。夜市里有个修表的摊子，摊主是个广东人，大家都叫他“表叔”。表叔技术好，人也好。我常去他那坐坐，看他拆表、装表。他戴着个独目放大镜，把那些比米粒还小的零件摆弄来摆弄去。他说：“你有力气，不能老扛包。学门手艺。”我觉得有道理。我开始帮他打下手。他人不藏私，教我认表的结构。我脑子不笨，学了三个月，就能自己修简单的表了。表叔说：“你可以去买个旧表，修好了卖。本钱少，利不薄。”我照做了。用攒的钱买了一块坏了的上海表，修好，卖了二十块。从此，我除了扛包，又多了一条路。

那年冬天，我挣到了第一笔五百块。我把钱寄回家三百。留下两百做本钱。我给自己换了双新鞋，又买了一件厚实的棉袄。过年时，我没回去。我躺在出租屋的木板床上，听着外头的鞭炮声，想起娘做的饺子，想起爹的咳嗽，想起那条湄水河。我把枕头下的锦囊拿出来，放在手心。那锦囊已经有些温了。我攥着它，对自己说：快了。我一定会找到那个左眉心里有颗黑痣的姑娘。

可命运总爱跟人开玩笑。就在我快要凑够本钱、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一个改变我命运的人。不是那个左眉心的姑娘。是个男人。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阴狠的男人。

第二章 黑痣姑娘

表叔的修表摊在夜市的一角，铺面是一块两米长的木板，下面支着两条凳，上面摆满各种工具和几块锃亮的手表。我每晚去帮忙，他管我一份晚饭。日子久了，夜市里的人渐渐都认识了我。卖馄饨的包婶，擦皮鞋的哑巴，还有几个染着黄头发的小青年。广州那地方，人杂，生意杂，连空气里都飘着一种焦躁的甜腥气。

那晚，我正帮一个老头换表带，摊前来了个姑娘。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确良衬衫，头发扎成个马尾，瘦高个，皮肤白净，背着一个鼓鼓的帆布包，像个学生。她站在摊前，犹豫了一下，问：“师傅，能修表吗？”表叔抬了抬眼皮：“拿来我看。”姑娘从包里摸出一只旧表。那表壳已经花了，表带是旧的，但能看出是块好表，上海牌的。表叔接过，熟练地打开后盖，只看了一眼，眉头就皱起来：“这机芯坏了，不好修。”姑娘有些急：“师傅，求您了。这表对我很重要。”表叔叹口气：“我试试吧。”他把表放在台上，用独目镜看了一会儿。我注意到，那姑娘左眉心里，有一颗很小的黑痣。我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手一抖，螺丝刀差点掉在地上。我抬头看她。她也看见了我。她朝我笑了一下。那笑很浅，像夜市灯光里一闪而过的蛾子。我的喉咙发干，想说话，却挤不出一个字。

表叔说：“先放这儿，明天来拿。”姑娘连声道谢。她走了。我盯着她的背影，像被一根线牵着。表叔用胳膊肘捅我：“看什么呢？活也不干了。”我回过神，手心全是汗。那姑娘，左眉心里，真的有颗黑痣。不大，圆圆的，像不小心溅上去的墨点。我满脑子都是那个算命先生的话。他让我把锦囊给她。可我又不确定。天底下左眉心里有黑痣的姑娘，不会只有她一个。我想再等等。可我又怕，怕她明天不来，怕我一等，就是一辈子。

第二天晚上，表叔刚出摊，我就来了。我坐不住，站起来又坐下。表叔笑我：“你小子发花痴呢？”我傻笑。夜市的人渐渐多起来。她来了。换了件白底蓝花的裙子，显得更清瘦。她走到摊前，问：“师傅，表修好了吗？”表叔说：“修好了。”把表递过去。她接过来，细细看，脸上露出惊喜。她又道谢，要付钱。表叔报了个价，她掏出钱来。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她的侧脸在灯光下像一块温润的玉。她的左眉心，那颗黑痣，那么清楚。我心跳如擂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说：“你……你等等。”她转头看我。我张了张嘴，不知该怎么开口。我从口袋里摸出那个红锦囊，递过去。她愣了一下，没接。我说：“有个人让我把这个给一个左眉心里有颗黑痣的姑娘。我觉得，是你。”她看看锦囊，又看看我，说：“你……是谁？”她的眼神里有疑惑，也有一丝警惕。我怕她误会，忙说：“我不是坏人。我就在这夜市修表。”表叔在旁边帮腔：“对，他是我徒弟，阿顺，人老实。”姑娘犹豫了一下，伸手接过锦囊。她没打开。她说：“谢谢你。可我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我又急了：“你就打开看看，可能就是给你的。”她看了我一眼，慢慢打开。锦囊里是一张折得很小的纸。她展开。我凑过去看。纸上写着一行极小的字，我认得，是：“湄水河，初三，月上柳梢。”

姑娘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抬头看我，眼睛瞪得老大：“这是谁给你的？”我说：“一个算命先生，在河边。”她握紧那张纸，手指微微发抖。表叔觉得气氛不对，赶紧打圆场：“哎呀，你们去旁边说，别耽误我做生意。”我指了指旁边的小花坛。她点点头。我们走到花坛边。她背对着路灯，脸上半明半暗。她说：“这上面的‘湄水河’，是我老家。初三，是后天。”我愣住了。她老家也是湄水河？我从小在那儿长大，可我从没见过她。她叫什么呢？她不说。我问她：“你老家是哪里的？”她咬了咬嘴唇，说：“我不能说。但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我说：“我是湄水河边河湾村的。”她似乎松了口气，又似乎更紧张了。她说：“我也是那里的。”我脑子“嗡”了一下。不可能。河湾村就那么大，谁家有这么大的姑娘，我不可能不知道。她看着我，像看出了我的疑惑，低声说：“我不是在那儿长大的。我娘在那边有亲戚。”我糊涂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她说她叫“阿巧”。巧，是她娘给起的小名。她来广州，是找一个远房表叔，想找个活干。她家在更南边的一个小镇。她很小的时候，娘就没了。她跟着爹过。爹去年也病了，没了。她一个人，跑到广州来。这只表，是她娘留给她的。我看着她，心里翻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怜惜。她自己都这么苦了，还跑来修一只旧表。我没有告诉她那个算命先生的事。我只是说，我见过这个人，他给了我这个锦囊，让我等一个左眉心里有黑痣的姑娘。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相信这个？”我看着她，说：“以前不信。现在有点信了。”她笑了一下。那笑里带着泪花。她说：“那后天，你会回去吗？”我点头。她说：“我也回去。”我心里那簇火，“呼”地一下，烧了起来。

我们约好了，后天一起回湄水河。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我几乎没睡着。我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我想起那个灰袍的算命先生。他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知道我们会遇见？那张纸上写的“初三，月上柳梢”，是不是就是我们见面的日子？我越想越觉得，冥冥之中，真有一双手，在推着我往前走。可这双手，会把我推向哪里呢？

初三那天，我向表叔请了假。一早，我去长途汽车站等她。广州到湄水河，要坐一天的大巴。我在人堆里找她。很快，我看见了那个瘦高的身影。她背着那个帆布包，挤过人群，朝我走来。她的左眉心，那颗痣，在晨光里格外清楚。我的心里忽然踏实了。我们上了车。车上很挤，我们只买到了站票。我护着她，让她站在靠窗的位置。车在公路上颠簸，窗外的甘蔗林和稻田一片片闪过。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她说，她其实不知道湄水河在哪个方向，只是从娘留下的旧信里知道，那里有个远房姑姑。我说，我可以帮她找。她看着我，说：“你真是个好人。”我脸一红。我想说，我不是对谁都这么好。可我嘴笨，最后只说：“应该的。”

到湄水河时，天已经擦黑。河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我们下了车，走到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还在，只是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像一只伸向天空的枯手。月亮从云后面慢慢升起来，又大又圆。她站在柳树下，轻轻说：“我娘说，她年轻时，也在这棵树下等过人。”我看着她。月光把她的脸照得柔和而朦胧。她的左眉心里，那颗黑痣，像一滴从月亮上滴下来的墨。我忽然觉得，自己像在做梦。那个算命先生果然没有骗我。可就在这时，从河对岸的树林里，忽然走出几个人影。他们手里提着东西，慢慢朝我们走来。我警觉起来，把阿巧拉到身后。她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月亮很亮，我看清了。走在最前面的，正是那天退婚时，未婚妻的大哥。他身后，还有两个本村的男人。他们显然不是路过。他们的眼神像狼一样，盯着我们。未婚妻的大哥笑了：“哟，穷小子，出去一趟，带了个野女人回来。”他走到近前，伸手想抓阿巧。我一把挡住他。他的脸色沉下来：“让开。我家正好丢了一只鸡，我怀疑你们偷了。”这是明摆着的找茬。我盯着他：“你想怎么样？”他冷哼：“跟我们回村，把事说清楚。”阿巧吓得发抖。我攥紧拳头。月亮很亮。河水在夜里流，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我知道，我不能退缩。如果我退了，她怎么办？我这条命，从被退婚那天起，就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它属于那个算命先生说的、还没到来的未来。

第三章 河底捞月

那个晚上，湄水河边的雾越来越浓。未婚妻的大哥叫“铁栓”，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个狠角色。他身后跟着的两个男人，一个是我二叔家的大堂哥，一个是村里的单身汉阿旺。他们像三堵墙，把我们围在柳树下。阿巧的手在抖，可她没哭。她咬着嘴唇，紧紧抓着我。我压低声音对她说：“别怕，有我在。”其实我心里也慌得很。我没带家伙。他们三个手里，铁栓拿着一根短木棍，大堂哥手里提着一把镰刀，阿旺则空着手，可他块头最大。

铁栓说：“把身上的钱留下，再跟我回村。”我笑了：“回村？去见你爹？告诉他，他闺女那门亲，是我先不要的。”这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要坏事。铁栓果然暴起，一棍子砸下来。我偏头躲开，木棍擦着耳朵扫过去，带起一阵风。我顺势往前一扑，抱住他的腰，把他扑倒在地。我们滚在河滩上，石子硌得皮肉生疼。大堂哥想帮忙，又怕伤到铁栓，在边上急得乱转。阿旺则朝阿巧走去。阿巧尖叫一声，转身往河边退。我急了，一拳砸在铁栓脸上。他惨叫一声，松开手。我爬起来，朝阿旺冲去。阿旺回头，我们已经扭打在一起。他的力气大得惊人，像一头牛。我被他一拳打在肚子上，胃里翻江倒海。我弯下腰，嘴里一股腥甜。可我不能倒。我听见阿巧在哭，在喊“救命”。我咬紧牙，从地上摸到一块石头，狠狠砸在阿旺的脚上。他痛得大叫，松了劲。我趁机挣脱，跑去护住阿巧。

就在这时，一道手电光从河岸上照下来，接着是一声暴喝：“干什么呢！”是巡河的民兵队。那时乡下治安靠联防，几个民兵扛着长手电，晃着过来。铁栓他们一看，扶着爬起来，恶狠狠地朝我们啐了几口，跑了。我站在原地，浑身都是伤。阿巧扑过来，抱住我，哭得说不出话。我轻轻拍她的背，说：“没事了。”可我的腿在抖。民兵队长认出我，说：“顺子？你不是去广州了吗？”我点点头。他看看阿巧，又看看我，叹了口气：“快回村吧，别在河边晃。”我道了谢。

我带着阿巧回了家。我娘看见我，又看见我身后的阿巧，先是一愣，然后眼圈就红了。她忙里忙外，烧水给我们擦洗。我爹半靠着床头，问这问那。阿巧很乖巧，帮着端水、递毛巾。我娘拉我到一边，低声问：“这姑娘是谁？你带回来的？”我说：“娘，她叫阿巧，可能是我……朋友。”我娘“啧”了一声：“才出去半年，就交朋友了？”我挠头。她看阿巧，眼神却柔和起来。晚上，阿巧和我娘睡东屋。我睡西屋。我听见东屋有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像两个女人在说梦话。我枕着胳膊，心里又暖又疼。

第二天，我领着阿巧去找她的远房姑姑。按她说的名字，我们寻到了邻村一个叫“湾里”的地方。那村子藏在山坳里，人家不多。我们问了几个老人，才找到那户人家。开门的是个快七十的老太太，头发雪白。她听阿巧说了来龙去脉，嘴巴张得老大。她说：“你是阿巧？你娘是……秀兰？”阿巧点头。老太太“哎呀”一声，抱住阿巧就哭。原来，这老太太是阿巧娘的表姐。阿巧娘年轻时嫁到外地，再没回来过。老太太一直盼。阿巧把那只旧表拿出来。老太太一看，眼泪更多了：“这表还是我陪秀兰买的。她说，以后留给闺女。”阿巧也哭。两个女人在门口哭成一团。我站在一旁，心里酸得厉害。原来，这世上的每只旧表里，都藏着一段没人认领的光阴。

在湾里的那几天，阿巧的心情渐渐好了。她帮着老太太晒被子、喂鸡。我带她去河边走走。湄水河的水还是那么清。我们坐在岸边，把脚浸在凉水里。她说：“我娘就是在这条河边长大的。”我点头。她说：“你知道吗？我从小总觉得，有个人在很远的地方等我。后来我明白了，那不是人，是我娘的魂。”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我看她。她的左眉心，那颗黑痣，像一枚小小的、温柔的锚。我忽然觉得，我这辈子，就她了。不管那个算命先生给不给我锦囊，我都要她。

可村里人开始说闲话。说我领了个不明不白的女人回来。铁栓家在背后煽风点火，说阿巧是“野种”。我娘脸上挂不住。我爹劝我：“顺子，你大了，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可你得想清楚，别误了人家姑娘。”我跟我爹说：“爹，我想娶她。”我爹沉默了好久，说：“那你就得堂堂正正地娶。不能让人看轻了她。”我重重点头。

我决定回广州，继续挣钱。阿巧说：“我跟你一起去。”我不同意。我说：“你在湾里待着，等我挣够了钱，风风光光地回来接你。”她看着我，说：“我不怕苦。你别把我丢下。”她这么一说，我心就软了。我想，也是。让她一个人留在村里，被那些人嚼舌根，不如带在身边。于是，我和阿巧一起回了广州。我们没有钱办婚礼。只是在出租屋里，我娘给我寄来的一对银耳环，我给她戴上了。她照着镜子，笑了，又哭了。那晚，窗外下着小雨。我们挤在那张窄木板床上，听雨声。她说：“顺子，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像在河底捞月亮。”我搂紧她：“捞上来，就抱紧了。不撒手。”她“嗯”了一声，把脸埋进我怀里。我闻到她头发上的皂角香，和窗外飘进来的雨腥气混在一起。那味道，成了我后来很多年里，关于幸福的最真实的定义。

可幸福这东西，在那个时候，比河底的月亮还难捞。我们太穷了。穷到连一碗加肉的面，都要两个人分。我更加拼命地干活。白天修表，晚上扛包。阿巧找了个服装厂钉扣子的活。她手巧，钉得又快又好。一个月下来，我们能攒下三百多块。钱不多，可我们觉得有奔头。我们开始摆更正式的地摊。表叔把一些旧表便宜兑给我，我修好了再卖。阿巧会做针线。她买些花布头，做成发带、手绢，摆在摊子上。那些小东西很受女工们喜欢。我们的摊子，从夜市的一角，慢慢扩大。我甚至开始想，等攒够了钱，就租个铺面。不再摆地摊了。

可也是在那年，我遇到了一个人。一个曾经给过我机会、又差点把我推进深渊的人。他叫“马经理”，是城里一个做电子表生意的。马经理四十来岁，油头粉面，嘴甜。他看我的表摊生意不错，说要带我做大。他说他有路子，能搞到香港的电子表，又便宜又好。我那时太想挣钱了。我信了。我把攒的两千块都交给他，还借了表叔一千。马经理拍着胸脯，说三天后货就到。三天后，马经理不见了。我跑去他说的那个地址，是一间空屋。我傻眼了。我辛苦攒下的钱，没了。还欠了表叔一千。我蹲在街边，像条被丢弃的狗。阿巧找到我。她没哭。她把我从地上拉起来，说：“走，回家。”我看着她。她的左眉心，那颗黑痣，那么稳。我的泪终于掉下来。我说：“阿巧，我把钱都赔了。”她说：“钱赔了再挣。人在，就什么都在。”她把我带回去。那天晚上，她把她的银耳环摘下来，放在我手心。她说：“这个能值点钱。先还表叔。”我拼命摇头。她硬塞给我，说：“你比我更需要。我一个人，要这些东西做什么。”我握着那对银耳环，像握着两滴从她命里挤出来的血。我发誓，这辈子，再不让阿巧受一丁点穷。

我开始重新攒钱。白天修表，晚上去夜市。夜里去码头扛包。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阿巧心疼我，变着法给我做吃的。她学会了熬骨头汤。那汤很淡，却暖。我喝下一碗，觉得力气又能续上。日子在贫穷和希望里慢慢过。我们都瘦了。可我们眼里的光没灭。

有一天夜里，摊子收得晚。我们推着那辆破板车往家走。经过一个巷口，忽然被人拦住了。是几个小混混。领头的，正是之前跟铁栓混的阿旺。他怎么也来广州了？他看见我们，阴阴地笑了：“顺子，听说你在这混得不错？”我把阿巧挡在身后。阿旺说：“兄弟最近手头紧，借点。”我知道，这是存心找事。我看了看四周。巷子很深，没人。我把板车停下，从车下抽出一根铁棍。那是我防身用的。阿旺他们愣了一下。我没说话，往前走了一步。铁棍在地上划出“滋啦”一声。阿巧在后面轻轻叫我。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睛很亮。我看见了光。我知道，我不能退。退了，这几个月拼来的东西就没了。退了，阿巧又要被人欺负。我举着铁棍，说：“来啊。”那声音从胸腔里炸出来，像头被逼到墙角的狼。阿旺他们居然被镇住了。他们对视一眼，撂下句狠话，走了。等他们走远，我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湿了。阿巧扑过来，死死抱住我。我搂紧她。夜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人浑身发凉。可我们抱在一起，像两团不会熄灭的火。

第四章 水落石出

那年入冬，我终于攒够了钱，在一条不算热闹的街上租下了一个小铺面。铺子不大，十来平米，两扇木门，一块斑驳的招牌。我把它重新刷了漆，又找表叔借了点工具。卖修好的旧手表，也卖一些阿巧做的布艺小玩意儿。阿巧给铺子取了个名，叫“巧顺坊”。她说，巧是我，顺是你。我笑了，说：“巧是妻，顺是夫。”她嗔怪地打我。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活出个人样了。

可马经理那档子事，像一根刺，还扎在我心里。我不能白吃那个亏。我开始留心打听。一次，在一个批发市场的角落里，我听人说，马经理在火车站附近出现过。我追过去。火车站人山人海。我找了三天。第四天晚上，我在一个卖假票的巷子里堵住了他。他比从前更落魄了，瘦得脱相，身上的西装皱得像抹布。他看见我，扭头就跑。我追上去，一把揪住他的后领。他摔倒在地，连声求饶。我说：“钱呢？”他哭丧着脸：“花了。都花了。”我气得想揍他，可最终没下手。我把他送到了派出所。警察一查，他还有别的案子。可我的钱，是回不来了。我回到铺子，阿巧正坐在灯下做一只布老虎。她抬头看我，问：“追到了？”我点头。她又问：“怎么样？”我摇头。她没说话，只是把布老虎递过来。那老虎耳朵是用红布做的，眼睛是两颗黑珠子，亮晶晶的。她说：“你看，它多凶。可它不咬人。”我接过布老虎，心里那股憋着的气，忽然就散了大半。我抱住她。她的身子又软又暖。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也听见她的。那声音像两条河，流着流着，就汇到了一块儿。

第二年春天，阿巧怀孕了。我高兴得发疯。我爹听说了，来信说，要我带着媳妇回去。我娘也让人捎话，说家里准备了些东西，让我们趁早回去办酒席。我想，也该回去了。我欠她一个名分。欠她一场光明的、被所有人看见的婚礼。我们关了铺子，买了车票。那是我离家后第一次回去。车窗外，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那条河。可我知道，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被退婚的穷小子。我有手艺，有铺子，有阿巧，有她肚子里还未出世的孩子。我不怕了。

回村那天，是个晴天。村里的土路被太阳晒得发白。我们走到村口，几个纳鞋底的妇人看见我们，先是愣，然后“哎呀”一声围上来。我娘从院里跑出来，老远就喊：“顺子！阿巧！”她的声音被风吹得发颤。我爹也出来了。他穿了一件新做的蓝布衣裳，拄着那根自制的拐。他瘦了，可精神头比去年好。阿巧走上前，脆生生叫了声“爹、娘”。我娘拉着她的手，笑得眼泪直流。我爹“哎”了两声，背过身去，用袖子擦眼睛。那天晚上，我娘做了一大桌子菜。我爹破例喝了半杯米酒。阿巧坐在灯下，脸红扑扑的。我看着他们，心里像被蜜灌满了。

可村里的闲话像藤蔓，总在看不见的地方疯长。铁栓家的人四处说，阿巧是“外地来的野女人”，说我是在外面“捡了个不知根底的”。我娘气不过，要去找他们理论。我拦住她。我说：“娘，嘴长在别人身上。咱们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我心里却明白，得让阿巧在这村里站稳脚跟。我和阿巧商量，把铺子搬回来一部分，在镇上开个小店。她同意了。我们在镇上租了间门面，继续卖手表和布艺。我爹的身体时好时坏，可只要天气好，他就去店里坐坐。他坐在门口，抱着个旧收音机，听戏。路过的人问：“这是你儿媳妇？”他就挺直腰，说：“是我儿媳妇，又能干又孝顺。”我听着，心里像喝了碗热汤。

这年秋天，阿巧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她行动不方便，我让我娘来镇上帮忙。一天午后，店里没什么人。阿巧坐在柜台后面，手里缝着一件小衣裳。我趴在柜台上，看她。阳光从门外斜照进来，落在她的左眉心上。那颗黑痣，像一个小黑点在光里浮着。我忽然问她：“阿巧，你信命吗？”她抬头，笑了：“信啊。不信我也不会跟你回来。”我凑过去，轻声说：“那个算命的，说我的姻缘不在彩礼上。我当时不懂。现在懂了。”她放下针线，看着我：“他说的，是你的真心。”我点头。我伸手握她的手。她的手已经有些肿了，可还是那么巧。我说：“等孩子生下来，我带你去那棵老柳树下。”她笑：“去做什么？”我说：“去看看，月亮还在不在河里。”她“嗯”了一声。午后的阳光照进我们之间，像一条温柔的、金色的河。

可老天总不肯让人安生。那年冬天，我爹的病突然重了。我把他接到城里的大医院。医生说是肺癌晚期。我像被人用一盆冰水从头浇下来。我爹却平静得很。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顺子，爹这辈子，最对不起你的，就是没能给你一个好家。”我握着她的手，说：“爹，您别这么说。”他摇摇头：“我看见了。阿巧是个好媳妇。爹放心了。”他浑浊的眼睛里，有光。那光越来越淡。我爹没熬过那年冬天。他走的那天，天很冷。我跪在病床前，哭得浑身发抖。阿巧挺着大肚子，也跪在我身边。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我爹的最后一句话是：“把那只旧表……给你媳妇。别让她忘了，她娘也在等她。”那表，是阿巧娘的。我们一直带着。我含泪点头。我爹笑了。那笑容像一片落进水里的叶，打了个转，就没了。

我爹走后，家里好像空了一半。我娘整日不言语，只在佛龛前点香。阿巧临近产期，行动越发不便。我一边料理父亲后事，一边照顾母亲和媳妇。那段时间，我几乎没合过眼。可每当我快撑不住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算命先生。他说：“小伙子，别急。”是的，别急。我的人生，像那条湄水河，弯弯曲曲，可终究要往前流。我得把这条河，好好地淌过去。

腊月里，阿巧生下一个女婴。孩子哭声很响，像要把屋顶掀开。我抱着那小小的人儿，手都在抖。我娘从产房外进来，看了一眼，眼泪就下来了。她说：“是个闺女。也好。也好。”阿巧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看着我笑。我走过去，把孩子放在她身边。她轻轻摸着孩子的小脸，说：“给她起个名吧。”我想了想，说：“叫‘满月’。”她问：“为什么？”我说：“因为那天，月亮很圆。”她笑了。我娘也笑了。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和新生儿的奶香混在一起。我站在那儿，觉得这大半辈子的苦，都在这一刻，被冲淡了。

满月那天，我在镇上摆了几桌酒。来的人不多，都是些真心实意的亲戚。表叔也从广州赶来了。他送了一对小小的银镯子。阿巧抱着孩子，坐在人群里，笑得温婉。铁栓家的人也来了，提着一篮子鸡蛋。我没赶他们。我甚至给他们敬了杯酒。铁栓红着脸，说不出话。我知道，有些仇，不必报。你过得比他们好，比什么都强。酒席散后，我推着自行车，车后座绑着阿巧和满月。我们沿着乡间小路往家走。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我忽然停下，指着远处那棵歪脖子柳树说：“走，去河边。”阿巧笑：“都这么晚了。”我说：“就一会儿。”

我们走到河边。河水在月光下泛着鱼鳞似的光。满月已经睡着了。阿巧靠在我肩上。我低头看她。她的左眉心，那颗黑痣，在月光里格外清晰。我伸手，轻轻碰了碰。她说：“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就是觉得，我好像认识你很久了。”她笑：“上辈子吧。”我“嗯”了一声。我们站在老柳树下。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水汽和远处麦苗的香。我忽然听见，河对岸似乎有脚步声。我抬头。月光下，一个灰袍人正站在对岸的树影里。他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然后转身，慢慢走远了。那背影，像极了那个算命先生。我想喊，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阿巧问我看什么。我说：“没，好像看见个故人。”我们再没说话。月亮升到中天。河水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轻，像要流到天边去。

第五章 河畔归途

满月会走路了。她穿着阿巧做的小花鞋，在院子里追鸡。那鸡被她追得满院子飞，咯咯叫个不停。我娘坐在门口，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我站在一旁，嘴里咬着一根草，心里又软又暖。日子像一条缓流的河，再没有从前的惊涛。可有时夜里，我仍会梦见那个灰袍算命人。他就站在河边，一言不发地盯着我。我朝他喊，他不应。醒过来，窗外月光满地。阿巧睡在旁边，呼吸均匀。我侧过身，轻轻握住她的手。她皮肤上有一层薄薄的汗，温暖而真实。

满月五岁那年，我的生意已经不在镇上了。我在县城开了家小百货铺子，兼营钟表修理。日子宽裕了不少。我娘不愿进城，还住在村里。我们每逢周末回去看她。那条湄水河还是老样子，只是岸边的树长高了不少。满月喜欢在河边捡石子。她把那些圆圆的小石头装进口袋，回家后再一颗颗排在窗台上。有一回，她捡回来一颗特别圆、特别白的，像个小月亮。她举着它，说：“爹，看，月亮掉下来了！”我笑着把她抱起来。阿巧在旁边说：“这孩子，跟你一样，信这些。”我笑笑。其实我信的，不是月亮掉下来。我信的是，这世上的好，都是你吃够了苦之后，才会从云后头，悄悄露出来。

可我没想到，那个算命先生，还会再出现。那是我三十岁那年的秋天。我去县城旁边的柳河镇进货。那镇子不大，沿河而建。我从市场出来，天色已晚。我沿着河岸走，想找个小饭馆吃碗面。河风很凉，吹得两岸的柳树簌簌响。走到一座石板桥边时，我猛地停住了。那个灰袍人，又站在桥头。他还是那副打扮，只是更老了，背也驼了。他手里还拄着那根竹竿，竿头的白布已经成了灰黑色。他看着我，像专程在此等我。我走过去。他说：“你来了。”语气平常，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嗯”了一声。他转身往桥下走。我跟着他。走到桥下，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从怀里摸出个烟斗，点上了。那烟味很冲。他吐出一口烟，说：“你媳妇，可好？”我一愣，说：“好。”他点点头，像放了心。我问他：“你到底是谁？”他笑了，说：“一个会看相的老头。”我摇头：“不止。你给我的那个锦囊，里面的字，是不是你写的？”他抽了口烟，说：“是。”我攥紧拳头：“你为什么会知道阿巧？”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世上，有些人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比如，那条河。”他指着远处。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天已经黑了，河面像一条黑色的带子。他又说：“你命中注定，要遇见她。我只是替你把这根线，提前拉了一下。”我有些激动：“你拉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找她找得多苦？”他看着我，眼神很静：“你不找，她也会来。只是那样，你就错过了。”我愣住了。他慢慢站起来，把烟斗在鞋底上磕了磕，说：“缘分这东西，像河里的水。你不伸手，它就从你指缝里流走。你伸了手，它就在你手心里。”他说完，把烟斗收进怀里，拿起竹竿，转身走了。我想追，可脚像被钉在地上。夜色吞没了他的背影。风吹来，我打了个激灵。我回头，看见满河的水，正安安静静地流向远方。

那之后，我常琢磨他的话。我渐渐地、越来越相信，那个算命先生，其实不是神。他只是一个曾经在湄水河边，遇见过两个年轻人的老人。他当年也许就是阿巧娘的故人。也许不是。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给了那时穷困潦倒的我，一个念想。那念想像一点火，在我最冷的时候，暖着我的心。让我没有在最苦的时候倒下去。我终于明白，他不是算出了我的姻缘。他只是给了我一个理由，让我相信，好日子还在后头。而我，因为信了，才走到了后头。

满月十五岁那年，我娘也走了。她走得很安详。那晚有月亮，她靠在床头，忽然说：“我听见你爹在叫我。”我握住她的手。她笑了笑，就闭上了眼。我和阿巧，陪她回了老家。村里人都来送葬。铁栓也来了。他老了很多，头发灰白。他朝我点了点头。我递给他一支烟。我们站在我娘的坟前，什么也没说。纸钱烧起来，灰片在风里飞。我忽然想，人这一生，像一列车。有人先下，有人后下。可最终，我们都要回到那条河边。那些爱过我们的、恨过我们的、被我们爱过恨过的人，都会在河边相聚。像水归大海，像月亮回到天上。

现在，我已经不那么拼命了。我在县城安安稳稳地开着我的铺子。阿巧还是手巧。她做的布老虎、布枕头，在店里很受欢迎。满月上了高中，成绩不差。她有时会缠着我，问我年轻时的事。我讲给她听。她听得入神，说：“爹，那个算命先生，有没有留下地址？”我摇头。她叹口气，说：“真可惜。不然我也去算算。”我摸摸她的头，说：“你不需要算。你只要记住，别把日子过急了。该来的，总会来。”她似懂非懂地点头。阿巧在里屋笑：“你爹又给你讲大道理了。”满月吐吐舌头。我坐在柜台后面，望着门外。秋天的阳光，金黄而安静，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

去年秋天，我带着阿巧去了趟湄水河。河水已经不如从前清了。岸边砌了水泥堤。那棵歪脖子柳树，还在。只是更老了，树身裂开一道大口子，像一位苟延残喘的老人。我们站在树下。阿巧说：“都变样了。”我“嗯”了一声。我低头看。河里的月亮，被水波揉成细碎的银片。我忽然想起很多很多年前，那个灰袍人给我的红锦囊。那锦囊后来一直放在我贴身的衣袋里，已经破得不成样子。我把它掏出来，递给阿巧。她接过，轻轻展开。那张纸还在，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了。可我们都能背出来：“湄水河，初三，月上柳梢。”阿巧笑了。她转头看我。她的左眉心里，那颗黑痣，还在。我忽然觉得，这河水的名字，真美。湄水河。媚水河。它像一条女人的手臂，把我和阿巧，从两个方向揽进怀里。我们在这河边，丢了什么，又得了什么。如今，都不重要了。只记得，那天，月亮很圆。风从河面上吹来，凉凉的，像一句迟到多年的祝福。

我拉着阿巧的手，往家走。河风吹动我的衣角。我知道，日子还长。而我，再也不会急了。

尾声·独白

夜里，我常一个人坐在窗前。月光落进来，薄薄的，像一层凉掉的米汤。我偶尔会拿出那个锦囊，摩挲着上面的旧线。锦囊轻飘飘的，像一粒被岁月掏空的种子。可它结出的果，沉甸甸的，在我身边。

这世上有许多人，同我当年一样，在最难的时候，遇上一个人。那人也许什么都不用做，只拍拍你的肩，跟你说：“别急。”就那两个字，能让你把眼泪吞回去，把腰杆挺起来，把那段黑沉沉的路，一步步走到天亮。不是每一条河都通向海。但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月亮。你只要在河边等一等。或者，别等。你只管往前走。月亮会跟着你。你走，它也走。你停，它还在。

我今年五十多了。阿巧的头发也白了一些。可她的左眉心，那颗黑痣，还是那么清楚。像一枚钉在时间里的印记。我常觉得，我们之间，不是我们找到了彼此。是那条河，替我们找了。河在，我们在。河干了，我们还在。

风过湄水。我把手里的烟掐灭。天快亮了。我听见里屋传来阿巧翻身的声音，还有满月轻轻的梦呓。我笑了一下。然后我起身，把窗户推开一条缝。晨光从缝里挤进来，凉而新鲜。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的姻缘，不在彩礼上。我的命，也不在别人的嘴里。它就在这晨光里，在这条河边，在一个左眉心里有颗黑痣的姑娘的眼睛里。

而我，从不曾像现在这样确定——人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