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贵耕：冤案平反不能全靠偶然——设立国家冤案纠错中心，破解申诉程序空转困局

一件件冤案沉冤昭雪的新闻进入公众视野，呼格吉勒图、聂树斌、佘祥林、杜培武等案件的平反，让我们看见正义最终到来，但也让人看到现实的困境：很多蒙冤当事人的申诉之路漫长曲折，反复奔走、层层递交材料，纠错过程往往充满偶然性。

冤案平反，不该寄希望于偶然的真凶落网、亡者归来、舆论倒逼。要从制度层面破解申诉难、纠错难的现实堵点，有必要探讨设立独立的国家冤案纠错中心，构建一套专门化、规范化的错案甄别纠错机制，让蒙冤者拥有一条畅通可靠的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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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假错案，是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亟须根除的恶性毒瘤。随着 “十五五”时期全面依法治国顶层部署持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协同落地，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矛盾化解体系、司法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但不容忽视的现实矛盾依旧客观存在：全国各级信访部门常年面对大量涉诉信访群众，不少来访群众手中握有他们认为不公的生效裁判；中央巡视组明确不受理个案材料，却仍有大量群众带着冤错案件申诉材料四处奔走。规模庞大的涉诉信访群体，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宏大布局形成明显落差，冤假错案如同附着在司法体系上的恶性肿瘤，持续侵蚀着法治的根基。

当下司法实践中，“原审体系自我纠错失灵、涉诉信访程序空转、错案平反高度依赖外部舆论” 已经成为突出现实困境。要求作出侦查、起诉、判决的司法机关自我否定原先作出的裁判，就如同要求一个人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离地面。在现实的利益捆绑、考核约束、追责压力之下，依靠原审机关主动纠错几乎很难实现。

回望近年得到纠正的重大冤错案，几乎没有原审公检法机关主动启动再审予以改判，大多要依靠王者归来、舆论发酵、高层督办、真凶出现这类外部强力介入，才得以实现异地重审、纠正原判。防范、杜绝冤假错案，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十分关键的命题，司法所有执法办案活动都，都应当围绕防错纠错展开，脱离这一目标，公正司法就容易沦为空谈。

一、冤假错案的多重深层危害：摧毁个体，消解全社会的法治信仰

冤假错案会带来连锁式的破坏后果，会造成四类难以逆转的损害，这也是探索搭建独立纠错机构的重要动因。

第一，会给案件当事人带来终身难以弥补的人身伤害与精神创伤。就像杜培武案，当事人身为民警，经历长时间刑讯、羁押，两次面对死刑判决，即便后来沉冤得雪、恢复公职，脑萎缩、慢性疾病以及挥之不去的心理恐惧却伴随终生。而民事、行政领域的错案，往往造成当事人财产被错误处置、名誉遭受毁灭性打击，当事人常年维权耗尽钱财精力，正常生活彻底崩塌。错判带来的自由剥夺、财产损失、人格屈辱，单靠国家赔偿难以完全抚平。

第二，从根本上损害司法公信力，消解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法律的权威，来源于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信任。当民众看到明显存在问题的生效裁判，却找不到有效的救济途径，“信访不信法” 的心态就会不断蔓延。群众不再愿意选择诉讼途径化解矛盾，转而反复信访、越级走访，诉讼制度定分止争的核心功能就会落空。

第三，一件错案的负面冲击，足以抵消十年普法的努力。长期开展全民普法与法治宣传教育，目的就是引导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但一起冤案带来的负面传播效果，会消解长期普法积累的成效，使公众质疑法律的公平，排斥司法程序，给全民守法建设带来巨大阻力。

第四，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公正司法便无从谈起。有错必纠、无罪不罚，是公正司法的底线。错案长期搁置，申诉陷入循环空转，代表司法体系缺少自我纠偏的能力，公平正义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和 “十五五” 建设高水平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

二、现行纠错体系的制度死局：自我审查催生循环信访申诉空转

我国现已建立审判监督、检察抗诉、内部案件评查、办案责任终身追究等一系列纠错制度。但从大量信访申诉案例来看，现有机制存在结构性短板，造成案件层层转办、只分流不解决的程序空转顽疾。

当前申诉处置形成了一套闭环怪圈：当事人到最高法、最高检及国家信访局递交冤案线索材料，上级机关完成登记后，就将案件转交省级法检机关；省级机关再继续向下流转至市、区县办案单位；几经流转之后，案件最终又回到原审办案机关手里。原审机关作为案件的办理单位，出于规避追责、维护考核成绩、保护部门声誉的现实考量，多数情况下仅以书面形式驳回申诉，不开展实质听证，也不对证据开展全面复核。当事人诉求得不到实质性回应，只能再次前往最高司法机关申诉，开启新一轮信访循环，大量陈年积案不断累积。

问题根源就在于 “自我审查” 的体制弊端。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办案人员形成隐性的利益关联，一旦案件被认定为错案，从侦查人员、公诉人到承办法官、院庭领导，都可能面对纪律处分、终身追责、单位考核扣分等不利后果。出于趋利避害的现实考量，原审机关天然存在护短倾向，对证据矛盾、程序违法等关键疑点刻意忽视；即便收到上级交办的信访件，也常常以 “程序合法、原判无误” 简单回复，不会主动启动再审。最高法、最高检推行的院庭长包案、积案清理、限时办结等举措，只能短期缓解新增问题，无法突破 “原审自查” 这一根本桎梏，存量涉诉冤错信访难以化解。

除此之外，多重现实因素进一步造成纠错失灵：其一，考核机制出现异化，结案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等指标，使得基层办案机关不愿自我否定；其二，同系统内部监察、法制部门受人事、业务关系牵绊，很难深度核查本级办理的错案；其三，不少历史积案存在证据灭失、证人失联的情况，原审机关缺少动力投入资源重新开展调查取证；其四，责任划分界限模糊，区分办案人员故意枉法裁判和认知偏差难度较大，办案人员普遍存在避责心态。

三、三大诉讼领域冤错案高发环节与现行防范盲区

结合刑事、民事、行政大量申诉案件，可梳理出不同类型案件容易产生错案的关键程序节点，厘清公检法各环节现存的防范短板，也为构想中的独立纠错中心划定核查重点。

（一）刑事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重风险漏洞

1. 公安侦查阶段的突出问题与监督盲区

风险主要集中在刑讯逼供、疲劳审讯、选择性取证，涉案财物违法查封扣押、鉴定程序违法等情形。部分办案人员固守 “口供为王” 的办案思路，依靠长时间讯问获取供述，刻意隐匿无罪证据、不在场证明；警犬鉴别、测谎、痕迹检验等技术材料，不经充分核验就作为定罪依据，程序瑕疵缺少监督。内部督查大多为事后抽查，讯问录音录像存在剪辑、封存不规范等现象，嫌疑人被羁押后的权利告知流于形式，侦查阶段人权保障存在明显短板。

2. 检察机关审查环节存在短板

立案监督落实不到位，该立案的不予立案，放纵犯罪；对不该立案却违法立案、借侦查插手经济纠纷的情形监督纠正力度不足。羁押必要性审查多停留在书面审查，没有实地评估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面对刑讯线索，往往直接采信侦查机关的说明，不去独立复核伤情、讯问录音录像。部分认罪认罚案件，没有核实当事人是否自愿，出现诱导、胁迫签署具结书的情况，检察监督的实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3. 法院刑事审判中的疏漏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门槛较高，当事人提出刑讯相关线索，法庭常常直接采纳侦查机关无刑讯的书面说明，不开展专门核查；庭审实质化落实不够，证人、鉴定人出庭率偏低，存疑证据无法当庭质证；二审书面审理现象较为普遍，仅依靠阅卷，难以发现一审事实认定的偏差；过去 “疑罪从轻” 的裁判思路仍有残留，证据存疑的案件不作出无罪判决，而是作出留有余地的有罪认定，埋下长期信访的隐患。

（二）民事案件冤错易发程序节点

民事错案主要源于虚假诉讼、证据采信失衡、人情干预、执行违法。在民间借贷、房产交易、企业股权、劳动纠纷中尤为多发：部分当事人伪造借条、转账凭证、证言提起虚假诉讼，个别法官没有认真核对原始交易记录；审理过程中出现偏袒一方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执行阶段超额查封、错误处置案外人财产，执行异议审查流于形式；二审、再审对原审证据瑕疵视而不见，简单维持原判，大量民事错案陷入反复申诉。

（三）行政诉讼错案多发环节与防范短板

行政诉讼关乎群众和行政机关的权益平衡，错案集中发生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强制拆除、征地补偿等领域。部分案件中法院存在地方保护倾向，对行政机关程序违法、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不予撤销；举证责任分配失衡，要求普通群众举证行政机关违法，加重群众维权负担；再审审查门槛高，针对生效行政裁判的申诉很难进入纠错程序，大量群众因为征地、处罚不公不断信访。行政审判依靠法院内部监督，缺少中立第三方介入，单一法院很难抵御地方行政力量干预。

四、设立国家冤案纠错中心的两套可行建构方案与完整运行机制

针对自我纠错失灵的现实困境，可以设计两套机构设置路径，兼顾现有体制衔接与机构中立独立的核心目标，构建全流程闭环纠错工作模式。

（一）机构两种设立路径

方案一：直属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有监督法律实施的法定职责。该模式下机构完全脱离公检法、政法委办案体系，从根源上切断和原审案件的利益纠葛。工作人员由人大代表、法学专家、全国律协资深律师、纪委监委干部、法治新闻调查记者轮换履职，不存在人事依附关系，中立性最强。

方案二：直接隶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办公室。依托 “十五五” 全面依法治国统筹部署，统筹协调公安、检察、法院、纪委、信访等多部门资源，方便跨系统调阅卷宗、移送追责线索，统筹错案预防、个案纠错、制度完善等多项工作，改革落地的现实阻力更小。两套方案均具备现实可行性。

（二）“五位一体”多元合议运行架构

中心不设置固定常驻办案队伍，仅保留收件接待人员。接收申诉案件后，采用随机抽选组建合议组的工作模式，五类主体协同开展审查，实现法律专业、监督执纪、民意维度、新闻舆论多重制衡： 1. 全国律协选派资深律师：独立阅卷核查证据，梳理程序违法瑕疵，跳出司法系统固有立场，出具中立专业法律意见，弥补系统内部审查固有的立场局限。 2. 人大、政协代表：主持民意听证，兼顾法律规定与群众合理诉求，把典型错案转化为立法、司法监督议题，推动源头层面制度完善。 3. 纪委监委派驻人员：专门接收枉法裁判、刑讯逼供、利益输送线索，线索核实后直接启动纪法追责，打通个案纠错与司法反腐的通道。 4. 法学、鉴定行业专家：针对存疑鉴定意见、证据规则适用、法律适用争议出具专业评估，纠正因技术认定偏差产生的错案。

5.法治新闻调查记者：及时向社会报道冤案纠错进展，保持案件纠错过程的公开透明，彻底堵住暗箱操作与权力寻租的漏洞。

（三）全流程独立纠错闭环机制

1. 统一归口顶层受理。所有不服生效裁判、存在重大冤错嫌疑的申诉，统一提交至国家冤案纠错中心，不再层层下转给原审机关，从源头破解信访分流空转。线上线下同步接收申诉材料，落实一案一档、一案一码数字化管理，实现跨部门无障碍调阅卷宗。 2. 全面听证实质核查。受理申诉之后调取全部原审卷宗、讯问录音录像、鉴定材料、执行文书，组织申诉人、原审办案人员、第三方专家开展公开听证，从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办案程序、法律适用四个维度完整核查，摒弃单纯书面审查模式。 3. 分类处置刚性纠错。经合议认定确属冤错，或是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重大疑点，刑事案件统一交由没有利害关系的异地法院再审，重大人命案件可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民事、行政案件指令异地同级法院重新审理，规避地方、人情干预。经核查认定裁判没有错误的，出具说理充分的终结文书，完整列明核查事实与法律依据，规范信访出口，减少重复走访。 4. 后置复核长效监督。异地再审作出新裁判后，案卷同步送交中心复核。如果再审裁判仍然存在明显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中心可以提请人大或者中央依法治国办开展专项监督。核查过程中发现司法人员徇私枉法、刑讯逼供、包庇虚假诉讼等线索，直接移交纪委监委开展查处，落实错案责任终身追究。 5. 源头预警与制度输出。定期汇总全国冤错案件共性问题，梳理侦查取证、庭审审判、执行、行政审判等环节制度漏洞，向立法机关、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提交改革建议，完善证据规则、办案考核、涉案财物处置等配套制度，从源头上减少新增错案。

五、设立独立纠错中心的时代价值，契合 “十五五” 法治建设部署

第一，终结涉诉信访程序空转，重塑司法公信力。打破 “自己纠正自己错案” 的制度困局，让群众申诉不再被层层推诿，真正做到 “诉求有人受理、疑点有人核查、错案有人纠正”，降低群众维权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化解长期越级信访矛盾，修复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第二，打通防错、纠错、追责完整链条，化解司法领域顽疾。中心同步实现个案平反和司法腐败线索查办，把纠错和纪法监督结合起来，倒逼公检法各环节规范取证、公正裁判，缓解 “口供中心主义”、地方保护、人情案等长期存在的司法弊病。

第三，兼顾公正与效率，补齐现有监督体系短板。当前检察监督、内部案件评查，大多属于系统内部约束。独立的纠错中心引入律师、人大代表、行业专家等第三方力量，形成外部刚性制衡，弥补公检法机关 “互相配合有余、互相制约不足” 的短板，契合 “十五五” 强化诉讼全过程监督、惩治司法腐败的工作要求。

第四，标本兼治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一方面推动公安、检察、法院完善前端错案预防机制，另一方面依靠独立机构消化存量冤案信访，构建起 “源头防控、中立纠错、全程监督、长效完善” 的完整治理链条，铲除冤假错案这一阻碍全面依法治国的顽疾，夯实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根基。

结语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能仅仅依靠成文制度与系统内部自我约束。大量冤错案件久难纠正、涉诉信访持续高发的现实，证明单纯依靠司法系统内部纠错存在难以突破的结构性局限。设立国家冤案纠错中心的构想，直面 “依靠自我纠错现实可行性不足” 这一核心矛盾，提出直属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办公室两套落实路径，构建多元中立合议、异地再审、同步开展纪法追责的完整运行模式。

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是公正司法不可动摇的底线，也是 “十五五” 法治建设的重要议题。跳出公检法内部循环审查的框架，设立独立于原审办案体系的国家级专门纠错机构，才能够真正落实有错必纠、有责必追，化解司法不公衍生的社会矛盾，守护法律权威与全民法治信仰，为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筑牢制度兜底保障。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