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2日的马尼拉,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同一场国际会议上接连会见中方外长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美方谈关税、能源、防务、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与中方谈市场准入、贸易平衡和供应链稳定。
一个被部分美国学者捧成"未来接班人"的国家,眼下却在两张牌桌之间赶场。美国的算盘并不复杂:印度人口年轻、市场庞大,又处在印度洋关键航线上,把它拉进供应链重组和地区安全架构,就能多一枚牵制中方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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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未来可能取代美国霸主的会不会是中国的邻国印度?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印度能否复制中国的增长奇迹。
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但中国很快将印度远远甩在身后,经济规模约为印度的五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西方企业寻求将工厂迁往其他地方,是否轮到印度复制中国的增长奇迹?
这是近来一直令印度和世界思考的问题。
援引印度两位最著名经济学家——前央行行长拉古兰·拉詹教授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迪维什·卡普尔教授——的研究,可以发现:印度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是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结构——地方政府人手严重不足,且常常迎合地方利益而非公众利益——未能恰当地执行中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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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詹教授曾指出,早在70年代末,中国工人的基础教育水平就已高于印度同行。
较高的基础教育水平推动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制造业强国转型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是使中国能够吸引大量要求工人具备基础教育水平的外国工厂;二是许多工人后来得以创办自己的企业,将中国经济推向新阶段。
除吸引外资工厂以学习先进经验外,中国增长奇迹还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80年代中国实行经济自由化,既允许私营企业创办,也允许外国企业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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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中国之后,印度在90年代也审慎地对其经济进行了自由化,21世纪初推行了更激进的改革。虽然改革后印度经济增速有所加快,但从未达到中国的两位数增长。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中国遵循了"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这也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奇迹式增长的核心模式。
核心理念是:贫穷国家存在巨大的投资不足问题,要以奇迹般的速度增长,只需以奇迹般的速度对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资产进行投资。为了确保中国的银行投资于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工厂,中国要求其地方和国有银行主要以低利率将信贷投向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效果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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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也尝试过类似路径,但其银行体系向关系深厚的商业大亨大量放贷后,这些人并未将资金用于生产性用途。到2013年前后,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征服世界时,印度企业正陷入困境。
此后,印度投资状况已明显好转,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在基础设施上进行了大量新投资,但仍不及中国那样堪称奇迹。第三个关键因素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即FDI。
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而印度所吸引的FDI远远不及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两国不仅缺乏基础设施和机器,也缺乏关于如何高效运营工厂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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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知识无法在学校中学到,只能通过在高效工厂中工作来积累。此外,关键进口需要美元,吸引FDI能获得关键进口所需的美元。
拉詹教授指出,中印之间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差异,那就是地方政府的运作效率。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取决于其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能力,地方政府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土地出让,土地增值依赖于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激励意味着中国地方官员非常热衷于为想要在其城市投资的外国人提供便利。埃隆·马斯克到中国时,上海地方政府官员为他扫清了一切法律障碍,使其上海工厂能够以创纪录的速度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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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在印度,中央政府向公民保证印度是FDI的绝佳目的地,而地方政府却往往通过严格执行繁琐法规来实际阻挠外资企业的进入。卡普尔教授识别出印度地方政府失灵的三个原因。
第一,印度地方政府人手严重不足。在美国和中国,绝大多数政府雇员在地方一级工作;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政府雇员在邦或联邦一级工作。
第二,印度种姓制度导致地方治理扭曲,即便地方政府具备足够能力,也可能缺乏正确激励,可能因不符合种姓制度而阻挠中央政府善意政策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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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卡普尔教授称印度是一个"早熟民主国家",在其或许尚未准备好之前就已经民主化了,导致公共服务质量低下、政治家倾向于向特定利益集团分发补贴而非投资公共服务。尽管莫迪政府有诸多良好意图,印度地方政府失灵的所有这些根源仍然存在。
不少经济学家判断,印度复制中国式高速增长面临巨大结构性障碍;未来如果莫迪失去议会多数席位,改革推进的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不过,印度仍有值得乐观的理由。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印度人民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基础设施得到了重大升级,尤其是在数字和金融领域。鉴于外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寻找中国的替代者,印度理论上处于极佳位置以吸引FDI。
印度可能走上美国之路——一个庞大、分裂的国家,经历了缓慢混乱、但最终被证明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增长奇迹。回到马尼拉的那场会晤,苏杰生也谈到多极亚洲和多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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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真正想争取的是更大的国际发言权,而不是照抄美国那套全球支配模式。未来的印度大概率会进入全球经济前三,在印度洋、全球南方和科技服务领域拥有更大影响力。
可经济大国、地区强国与全球霸主之间,还隔着货币、产业、军事、制度和国际信誉几道门槛。更大的可能,是美国主导力继续下降,中国、印度、欧洲及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多极化。
人口可以帮助一个国家走上牌桌,产业、制度和责任才能让它坐稳位置。而未来的世界,恐怕不会再给任何国家留下一把独占全桌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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