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九个第一批特赦同学：两个不被捉就能成起义将领，三个从包围圈中逃出去也会被老蒋收拾？

第一批走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十个将军及战犯，分别是曾任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杜聿明，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第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第二零六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

第一批特赦人员为三十三名，包括溥仪在内的其他二十三名来自抚顺等其他战犯管理所——当年战犯管理所不止北京和抚顺有，内蒙古呼和浩特也有一个规模比较小的。

王耀武在功德林里写的那副“名联”有不同版本，大致意思是他的“袍泽”早晚都得进来，早晚也能出去，我们细看相关史料一会发现，王耀武在功德林这九个“同学”，有两个不被捉就有可能成为起义将领，还有三个在从战场包围圈中逃出去，也会被老蒋收拾，被拉出去枪毙也不是不可能的。

陈长捷在天津被俘，纯粹是“运气不好”，如果他早一点被俘，那么就可能被放回北平，然后跟傅作义一起参加和平起义，这样说不是没有依据的，因为在新保安、张家口被俘的高级将领，如一零五军军长袁庆荣、二七一师师长张进修、第三十五军副军长王雷震、一零一师师长冯梓等人，后来都在解放军中担任了级别不低的职务。

陈长捷要是能在第二十八个小时逃掉并跑回北平，最后的身份自然会跟袁庆荣、王雷震等人一样，而且级别可能还会更高。

在东北被俘的卢浚泉跟陈长捷的遭遇差不多，这位云南将领跑到东北打仗，却没能跑回云南，最后成了第一批特赦人员。

卢汉在云南起义，还抓了沈醉、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郭旭等将军级特务，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虽然比卢汉小四岁，但却是卢汉的“幺叔”。

卢浚泉是不折不扣的滇军将领，他到东北就是被老蒋当炮灰消耗的，川军、滇军等部队在中央军眼里有一个专有称呼叫“外牌军”，时任第五十四军第八师少将副师长兼参谋长的施有仁还专门写了一篇《“外牌军”被迫疲劳作战致失败》：“派我来担任这种危险的差事，分明是让我当俘虏和送命。恨的是上次暂编第五十七师师长缺出，全军的副师长就数我资格老，阙汉骞却以比我资历浅得多的第一九八师副师长廖楚藩升任。升官是别人的，送命受罪就轮到我。当时我的确气愤极了。（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

施有仁是胡宗南一系，尚且在晋升时被歧视，卢浚泉等地方派系将领就更不用说了，他在东北是老蒋嫡系的重点监控对象。起义将领李树民复述了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起以前的说法：“上面既已答应给我们补充兵员、弹药，不能不抓到手。刘浩来的事，我向老曾（我们私下常称曾泽生为老曾）说，还要与幺老者（卢浚泉是卢汉的幺叔，故我们称卢浚泉为幺老者）联系，要一起待机行动。”

暂编第二十一师参谋长赵从云则认为卢浚泉参加起义有很大困难：“锦州卢浚泉，地处北平、沈阳之间，而平、沈均置有蒋嫡系重兵，锦州若有轻举妄动，必遭蒋夹击。所以，必须深谋远虑，提防蒋之卑鄙伎俩，应请派员回昆面呈卢汉，身边务用深谋远虑之士，应付时艰。”

陈长捷回到北平，卢浚泉留在云南，都可能成为两地起义的重要将领，而另外三个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这三个中将，可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他们当时的处境可以说是进退维谷：老蒋根本就没想让他们从战场逃离，而且对他们已经颇有怨言和恨意，即使侥幸逃脱，老蒋也不会放过他们。

杜聿明在辽沈战役（蒋方称沈锦会战）、淮海战役（蒋方称徐蚌会战）中的地位都不低，说他们是这两大战役中蒋军二把手甚至实际指挥者也不为过，起码在淮海战场，刘峙就是个牌位，真正负责指挥的还是杜聿明。

老蒋对杜聿明是相当不满的，杜聿明原本是可能从徐州逃到永城的，但半路上老蒋一个命令下来，又让他停下来改变方向去救黄维，结果还没等杜聿明部署好，解放军主力就围了上来。

老蒋这个人，每次战败后都是要找替罪羊的——他绝不会承认自己决策失误，那么黑锅就只能由杜聿明来背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杜聿明跟老蒋最心腹的爱将之一陈诚是死对头，邱清泉不敢突围，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怕陈诚的报复，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了邱清泉当时的忧惧：“陈矮子（陈诚）现在是台湾的省主席，地位很高，我们突围把重武器都丢了，将来我们到台湾，陈矮子要算我们的账啊，要杀头的！”

邱清泉是能算杜聿明的部将，尚且觉得陈诚不会放过他，在公开场合高喊“杀陈诚”的杜聿明，跟陈诚积怨更深——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原主任熊式辉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十分抵触，还想过对策要把陈诚搞下去，结果陈诚一到东北，就把杜聿明的保安司令部取消了。

陈诚在东北连战连败，杜聿明幸灾乐祸地前去探望：“我想外界传说陈诚是被共产党打得昏倒了，并没有特别的急症。我有些好奇心，就去看陈诚是真病还是假病。我见陈诚满面红光，比他一九四三年在昆明患十二指肠溃疡病时的精神还好得多，不像个病人。四月间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盛传陈诚赴美治病。有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全体代表，我也在内，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

陈诚在东北也就丢了十万人左右（双方统计数字不同，杜聿明说是十万），杜聿明就跟着起哄要杀陈诚，杜聿明在淮海丢了五十多万人，您说陈诚能不建议老蒋“杀杜聿明以谢天下”吗？白崇禧撺掇大家高喊杀陈诚，老蒋只会反着听，陈诚撺掇老蒋杀杜聿明，估计老蒋就得掂量掂量了。

杜聿明有宿敌陈诚，而陈诚在老蒋面前一直荣宠不衰，所以不管邱清泉如何劝说杜聿明从陈官庄坐小飞机逃离，杜聿明都不肯（走），因为他知道自己逃出去也没有好果子吃。

杜聿明是不敢逃还是不忍心逃，这个不太好说，王耀武和宋希濂，则是想逃也逃不掉，就连素有“鹰犬将军”之称的宋希濂，在大西南奔逃的时候，就知道老蒋要对他下毒手了。

宋希濂在《我在西南挣扎和被歼灭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中回忆：“郭汝瑰深夜派队伍来，很可能是奉蒋介石的密令，想乘我的不备来解决我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立即起床，冒着滂沱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向西行进，足足走了八个钟头……”

宋希濂当时并不知道已经从“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改任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七十二军军长的郭汝瑰是地下党，但他知道自己胡宗南一样，已经不被老蒋信任了。据宋希濂回忆，自己在处理与白崇禧关系的时候，做得确实有些不妥，当白崇禧建议宋希濂在老蒋一败涂地之际组织一批黄埔系将领联名通电呼吁老蒋下野的时候，宋希濂的回答有些立场不坚定：“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我们能不能运用一些民意机关例如参议会等，由他们出来表示意见？”

宋希濂这个“建议”实在很不明智，更不明智的是他并没有亲自向老蒋汇报他与白崇禧密谈的内容：“离开白的寓所后，我没有回家去吃午饭，便径到袁守谦那里去（宋希濂注：袁守谦当时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其驻在武汉侦察白崇禧动态的），把白对我谈话的详细情形告诉他，由他负责向蒋报告。”

这么重大的事件，让他人转述，传到老蒋耳朵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读者诸君坐在老蒋的椅子上，也不能不怒火中烧，甚至有可能认为宋希濂已经有了“背叛”之心。

宋希濂在大西南凄风冷雨中亡命狂奔，吃了很多苦头，王耀武则是在济南坐困愁城，老蒋既不给他援兵，也不允许他弃城而逃，摆明了就是让王耀武“与济南共存亡”。

王耀武是一个很“聪明”的将领，但老蒋恰恰不喜欢太精明的手下，他宁肯重用刘峙、汤恩伯、胡宗南等庸才蠢才，也要逐渐剪除王耀武的羽翼，最典型的就是王耀武一手带出了的王牌七十四军——七十四军变成整编七十四师，交给了汤恩伯指挥；张灵甫带着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歼，重建的邱维达七十四军，又划归邱清泉为司令官的第二兵团，王耀武一再请求把七十四军调回济南，老蒋都坚决不允许。

王耀武困守济南的时候，其仅存的主力部队已经被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带着在莱芜被全歼了，给王耀武留下的守城部队，连一个能打的师都没有，王耀武盘点完自己手头的兵力后，知道老蒋是想搞死自己了。

王耀武在《济南战役的回忆》中回忆：“当时第二绥靖区仍归徐州‘剿总’指挥，所辖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队、县大队等共约十一万多人，其中正规军大部分都是被歼灭过又重新建立起来的。尤其地方保安团队多为地痞、流氓、地主、恶霸、散兵游勇和一部分拉来的壮丁编成，装备差，待遇低，精神涣散，更不堪一击。”

王耀武多次致电老蒋，建议放弃济南，把仅剩的部队南调，但老蒋坚持认为放弃济南“国际影响”太差，就严令王耀武守到死，但却不给足够的兵力和粮弹支持，王耀武只好在城破之前跑路——王耀武要是在部队被全歼后才逃跑，回到南京或许还能有一条活路，但还没有到最后时刻，王耀武就弃军而逃，那就很难活成了。

事实上在莱芜战役之后，王耀武就知道老蒋对自己已经动了杀机，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复述了王耀武的原话：“战争失败后，蒋亲自飞到济南，事先不告诉我，怕我靠不住。等我赶到机场，一看是他气哼哼地站在那里，我的两条腿便一直哆嗦，我怕他当时枪毙我或把我带回南京处分。结果，他只瞪大眼睛狠狠地痛骂了我一顿。现在想起来我都有点害怕。只要他嘴里多说出两个字‘枪毙’，我就会一命呜呼了。”

王耀武是被老蒋吓怕了，他从离开济南后一路逃到寿光，是不是要去香港跟已经先期到达的妻小和家财会合，他自己没说，别人也不知道，但有一个问题大家应该知道答案：如果杜聿明逃出陈官庄、宋希濂逃到台湾、王耀武回到南京，老蒋对他们是抓还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