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禹王城古称邾城

约公元前261年至前256年（楚考烈王二年至七年），楚国挥师北进攻灭邾国（邾国故址在今山东邹县一带），随后将邾国的公室贵族与部民整体南迁长江沿岸，择地筑城聚居，这座新城便得名邾城，其遗址就在如今的黄州禹王乡境内。

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后，于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后续又陆续增设郡级建制。其中衡山郡因辖境环绕衡山（今安徽天柱山）得名，如今鄂东的大部分区域当时都归衡山郡管辖，郡治便设在邾城，邾城也由此跻身全国重要城邑之列。

秦朝末年天下动荡、群雄揭竿而起，吴芮率领百越部族武装归附项羽，“辅佐诸侯诛灭暴秦”，又随军攻入关中立下大功。秦亡之后，楚霸王项羽论功行赏，封吴芮为衡山王，建立衡山国，以邾城为国都。

没过多久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吴芮顺势转投汉高祖刘邦，刘邦改封他为长沙王，衡山国的国都也随之从邾城迁往长沙。

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册封英布为淮南王，恢复衡山郡建制，划归淮南国管辖，衡山郡的郡治仍留驻邾城。后来英布反叛败亡，淮南国被撤除，衡山郡的建制依旧保留。

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十六年），汉文帝将刘姓宗室子孙徙封至邾城，复置衡山国，仍以邾城为国都。受封于此的数十年间，衡山国气候整体偏寒，灾异频发：公元前155年（汉前元二年），衡山国遭遇极端寒潮，降下的冰雹最大直径达五寸，地面积冰厚达三尺；公元前149年（汉中元二年）又降特大冰雹，最大者周长达到一尺八寸，严寒程度空前；到公元前142年（汉后元二年），衡山国更是爆发大规模疫病，民生困顿。元狩元年为公元前（122年），衡山王刘赐在邾城暗中囤积力量图谋叛乱，汉武帝发兵平叛，刘赐事败被杀，衡山国被撤除，重新恢复为衡山郡。刘氏衡山国自复置到废除共存续44年，国都始终设在邾城。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朝廷划出衡山郡、南郡下辖的共14个县设立江夏郡，郡治设在西陵（今武汉新洲境内），同时正式设置邾县，隶属江夏郡，以原邾城作为邾县的县治。

公元37年（汉永和三年）八月，江夏郡民众起事反抗官府，攻破邾城、诛杀邾县长吏，这场起义不久后便被朝廷镇压平定。

东汉末年天下再度大乱、群雄割据，甘宁最初率八百部曲投奔荆州刘表，始终得不到重用；转而投靠江夏太守黄祖。公元207年（汉建安十二年），孙权举兵进攻江夏，黄祖大败，全靠甘宁拼死断后才得以脱身，可即便如此黄祖依旧不愿重用甘宁，只任命他为邾长，派他驻守邾城。甘宁心怀不满，便在邾城就地招兵买马、吸纳豪杰，逐步扩充自己的势力，之后率部投奔东吴孙权，得到孙权的重用，邾县与邾城也随之归入东吴版图。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当年东吴拆分江夏郡部分辖境设置蕲春郡，邾县自此划归东吴的蕲春郡管辖。

三国时期，邾城地处吴、魏两国的边境交界地带，是双方倾力争夺的核心焦点之一。数十年间兵戈频仍，彼此攻伐不断，其战略军事地位也在拉锯中持续攀升。

邾城最初归属东吴。吴黄武二年（223年），吴将晋宗叛投曹魏，被任命为蕲春太守，邾城也随之归入魏国版图。没过多久，孙权便下令部将胡琮、贺奇等人率军突袭蕲春，生擒晋宗，一举收复江北失地，邾城重归东吴掌控。黄武五年（226年），曹魏大司马曹休统领大军大举南侵，再度夺下东吴江北沿线领土，邾城又落入魏国手中。

吴魏两军在长江北岸展开了来回反复的争夺战，直至赤乌四年（241年），东吴名将陆逊率大军攻克邾城。陆逊深知邾城对两国格局的关键价值，将其划定为东吴江北核心重镇，调拨三万精锐驻守，邾城由此成为东吴最重要的江北军事枢纽之一，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都为东吴所有。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建威将军王戎率部伐吴，晋军顺江东下势如破竹，东吴牙门将孟泰献邾城投降，邾城归入晋土。此后邾县先后隶属于西晋的武昌郡、弋阳郡，邾城始终是长江北岸举足轻重的军事要塞。

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空前强盛，先后建立前赵、后赵、前秦等割据政权，屡次南下侵掠西晋疆域，邾城以北区域常年受其袭扰。朝中因此兴起一场是否要增兵邾城、构建北方防御线的争议。

据《晋书·陶侃传》记载，当时陶侃出镇武昌（今湖北鄂州），不少朝臣提议，武昌北岸的邾城是江北要地，应当分派兵力镇守。陶侃始终没有明确表态，但提议的人络绎不绝，陶侃便借着渡江狩猎的机会，召集麾下将佐对众人说：“我们倚仗天险抵御敌寇，核心凭借的本就是长江。邾城孤悬江北，对内没有稳固的依托，向外直接毗邻各个少数民族部落。当地物产丰饶、利益深厚，我们的官吏士卒必然会贪图物产去侵扰掠夺，部落民众不堪盘剥，必定主动引外敌南下，这反而是招来祸患的根源，根本起不到御敌的作用。更何况东吴当年在此驻扎三万重兵，最终都没能拱卫江南，要是北方羯族入侵者找到可乘之机，这座城根本不可能作为我们的防御依靠。”始终不同意派重兵驻守邾城。

但当时执掌朝政的宰辅庾亮认为江北局势凶险，不能不预先设防，最终还是调拨了一万晋军精锐，进驻邾城戍守。

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军队大规模南下，大别山以北的豫州全境都被后赵占据，西晋留在豫州的地方政权纷纷向南迁徙，翻越大别山进入长江流域。东晋咸康四年（338年），东晋将侨置豫州的治所迁至邾城，豫州刺史毛宝与西阳太守樊俊共同率领万余晋军，驻守邾城构建防线。

东晋咸康五年（339年），后赵君主石虎（字季龙）任命其子石监为主帅，会同将军夔安、李菟率领五万后赵大军翻越大别山，进攻东晋疆域。其中后赵将领张貉度统率两万精锐骑兵直驱邾城，将城池重重包围，昼夜猛攻不止，邾城防线岌岌可危。守将毛宝多次派人渡江向江南的宰辅庾亮求援，可庾亮盲目轻敌，自认为邾城城防坚固，又有万余晋军驻守，后赵军队根本不可能攻破，始终按兵不动没有派出任何援军。毛宝、樊俊见外援彻底断绝，只得率领晋军固守邾城，与后赵军队展开背水死战。彼时烽火连月，无日不征，邾城内外尸骸堆叠如山，鲜血淌溢成河，终因后赵兵力雄厚、晋军寡不敌众，城池最终陷落。毛宝二人率六千残部向南突围，退至赤壁一带时，后路被后赵大军切断，追兵步步紧逼长江江岸。晋军无舟船可渡江南撤，六千将士走投无路，在敌军的威逼之下，全部于赤壁江畔投长江溺亡。

后赵军占领邾城后，纵兵大肆劫掠，将全城财物洗劫一空，又纵火焚尽所有建筑。这座此前名震长江流域的重镇就此彻底残破，此后日渐荒芜，渐渐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后世鲜少提及。

从战国后期到东晋的六百余年里，邾城始终是长江沿岸举足轻重的名城要地：历朝历代先后在此设置衡山郡、衡山国、邾县等军政建制，是区域内核心的政治枢纽；项羽、刘邦、曹操、孙权、陆逊、庾亮等众多枭雄名将，都曾在此屯驻重兵、凭据天险布设防务，更是名噪一时的军事要塞。回望过往，邾城的整部历史，本是一段功业璀璨、波澜壮阔的不凡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