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
近年来，不少贴近凶手视角的剧集不断涌现。从《狂飙》到《漂白》，不少作品将镜头对准犯罪者，这类剧集在提供了理解犯罪的新视角的同时，极易坠入为犯罪洗白、展示犯罪奇观的陷阱，引发“三观不正”的质疑。《悬案》的出现，为这一困局提供了审慎而有力的解法——它保留了类型片的戏剧张力，却拒绝将犯罪过程塑造为猎奇奇观；它既摊开了罪犯的完整面目，又不留下任何让人引发同情的空间。在“凶手视角”这一创作雷区中，《悬案》走出了一条令人信服的现实主义创作路径。
《悬案》不悬——把戏剧性放在细节里
《悬案》改编自两起真实案件，第二集便完整呈现了珠宝行连环抢劫杀人案凶手徐亮踩点摸路、打砸抢杀的犯罪过程。观众从起点便锁定真凶，“谁是凶手”这一经典悬念钩子被彻底消解。
这样的创作形式并非孤例。早在2002年，刑侦剧《末路1997》首集便亮出凶犯白宝山的犯罪行踪，整部剧集围绕嫌犯逃窜与警方追缉的双线展开；近年播出的《我是刑警》同样放弃了“猜凶”谜题，以纪实化的办案质感取胜，在朴素的生活中反映社会流变。《悬案》承袭了这套“以纪实性替代悬疑性”的创作策略，以更成熟、克制的影像表达，使得同类型剧集实现了创新和突破。
在《悬案》的影像表达中，虽然“猜凶手”不再驱动叙事，但戏剧性却丝毫没有因此减弱。徐亮作案时佩戴着鲜红色的绝缘手套，他拉开电梯门时镜头刻意避开凶手的面孔，只将这双手套推向观众视野，惊悚感恰恰来源于画面刻意留白、不予展示的部分。声音设计同样参与戏剧性的建构：从被绑保安的主观听觉出发，徐亮敲击保险柜的巨响被放大到惊心动魄。当徐亮开枪杀人时，一段节奏蛊惑躁动又暗含训诫意味的音乐伴随着敲碎柜台的暴行响起，将犯罪者被物欲吞噬的癫狂行为外化于声。
《悬案》的戏剧性隐藏于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徐亮是家中的窝囊丈夫、疼女儿的父亲，转身却变成了凶残狠戾的杀人凶手；刘永坤一面身负命案，摇身一变却变成了作家。这些反差不靠激烈的戏码呈现，而被放在了诸多的细节之中。
如果说《我是刑警》以警方视角继承了纪实刑侦的“单声道”传统，《悬案》则叠加媒体变迁与时代注脚，让纪实叙事从单一的办案纪录，变成多声部社会切片，在罪案框架中展开了人物与社会的多重画卷：剧集切换凶手、警察、记者的多重视点，还原悬案的复杂性：警方线串联22年的刑侦技术迭代，记者线则复刻纸媒从黄金年代走向衰落的行业图景。
恶是否值得同情——不给洗白留口子
部分剧集为了刻画不同的人物视角，或借用“暴力美学”满足猎奇心理，或编织一套看似合乎情理的犯罪动因，却给人一种为杀人犯“洗白”的观感。“归因原生家庭”“共情悲剧命运”一度成为屡试不爽的创作公式。在这种不断合理化、乃至美化罪恶的创作风气之下，《悬案》始终以冷峻克制的视听语言，完成对恶的审判。
剧集从不渲染罪犯的“身不由己”，只白描其作茧自缚的荒诞，更把“恶无所得”落到实处。刘永坤因四千元赌债铤而走险，背负四条人命，却没能找到受害者身上四千余元现金，最终仅得到一枚难以脱手的戒指。剧集没有对命运的嘲弄进行悲剧化渲染，只如实呈现其当庭翻供的丑恶嘴脸，以及最终落定的公正判决。
全剧中极具隐喻色彩的一场对手戏，发生在徐亮与记者白朗之间。徐亮赴报社寻白朗时被踩脏了鞋，在擦鞋摊与白朗并肩而坐。观众屏息等待冲突爆发，但徐亮始终沉默，仓皇离去时又踩进同一水坑，刚擦净的鞋再次弄脏。这处细节隐喻：罪恶留下的印记，任凭如何擦拭，都永远无法抹除。
2004年城市监控密布，作案时嚣张狠戾的徐亮，彻底沦为摄像头下惶惶不可终日的惊弓之鸟。他望向监控的绝望眼神里，全是逃无可逃的溃败。舞台之上，女儿正欢快起舞；镜头之外，徐亮蜷缩在监控的阴影里仓皇奔逃。两组画面形成尖锐的对照，道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朴素道理。罪恶从不会换来风光人生，只会迫使作恶者终生躲在阴影之中。
在“奇观即流量”的视听时代，《悬案》走上了一条更朴拙的路。不同于《狂飙》中高启强近乎“人生赢家”的塑造，《悬案》以近乎冷峻的姿态直白写出恶者的宿命。从《末路1997》《我是刑警》到《悬案》，国产纪实刑侦剧一再证明：现实主义创作无需依赖奇观堆砌，更无需靠过度共情罪犯来制造深度，直面恶的本相，本身就是有力量的表达。
（作者涂彦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杨祯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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